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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喜艷，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龍山時期中原腹地人群分子考古學研究”負責人、河南大學副教授
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獨具特色的文化體系，連續性是其突出特性之一。縱觀五千多年的發展歷程，中華文明在朝代更迭、民族融合、外來文化沖擊的背景下，始終保持文化基因的連續性和精神內核的穩定性。近年來，相關研究不斷表明，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不僅體現在物質文化、技術傳統和制度傳統的傳承之中，也深刻反映在人群遺傳結構的穩定與演變過程中。而分子考古的發展使我們能夠從遺傳層面進行解析，並進一步為文化遺產的科學保護與傳承提供新的認識路徑。
分子考古實証中華文明的連續性
分子考古學是利用分子生物學技術對考古遺址出土的生物遺存進行分析的交叉學科，其中，古DNA研究是該領域的核心。通過從人骨中提取DNA並進行高通量測序，研究人員可以重建古代個體的基因組信息，從而揭示古代人群遺傳結構在長期歷史進程中的延續與融合。
中原地區是中華文明形成與發展的核心區域之一，文明傳承從未中斷。這裡孕育了以彩陶為代表的仰韶文化、以黑陶為代表的龍山文化，以及隨后的夏商周等重要考古學文化，是理解中華民族歷史進程的重要區域。基於高通量測序獲得的古基因組數據，進行嚴格的污染評估后，結合主成分分析（PCA）、祖源模擬（qpAdm）以及f統計量（f3、f4）等群體遺傳學方法，研究人員可以重建中原地區人群的起源、遷徙、混合歷史。研究表明，自仰韶文化時期開始，該區域形成了較為穩定的遺傳結構格局，並為后續人群發展奠定了基礎。進入龍山時期，隨著區域間交流的加強，中原人群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遺傳多樣性。例如，對瓦店、郝家台和平糧台遺址出土的人骨遺存的研究發現，這些人群在繼承仰韶文化相關祖源的基礎上，接受了少量東亞南方相關基因流﹔而仰韶村遺址的部分龍山時期個體，則表現出一定比例的古東北亞相關祖源輸入。這些外來成分僅影響了人群內部的祖源比例，並未改變整體遺傳結構。因此，中原人群的主體格局保持穩定連續。
從夏商周至明清時期，隨著社會復雜化程度加深和政權版圖不斷擴張，中原地區來自東亞北方與南方的人群流入痕跡更加明顯，但這種外來輸入並未改變人群的核心遺傳結構。王城崗遺址二裡頭文化時期的個體與中原龍山晚期人群的遺傳結構高度同質，表明從龍山向早期國家過渡中，人群主體遺傳結構保持穩定。進入商代，雖然社會等級逐漸分化，但西司馬墓地不同社會地位人群的遺傳來源並未呈現顯著分化，所有個體均可被模擬為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原人群的直系后代。兩周時期是古代社會發展的重要轉型期，跨區域的基因流動（如與北方草原和南方地區的互動）時有發生，但並未打破中原地區的遺傳結構穩定性。清代雖由滿族建立政權，中原人群遺傳結構亦未顯著改變。對河南三門峽出土的清代個體進行基因組分析，未發現這些個體與滿族、蒙古族或其他北方乃至西歐亞人群發生大規模基因混合的現象。這些研究結果表明，中原地區的核心人群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並未經歷外來人群的大規模替代，而是通過持續的同化與融合，將外來群體的遺傳成分吸納並整合進本地的基因庫之中，從而在保持主體遺傳格局延續的同時，兼具一定的開放性與包容性。
中原地區人群的遺傳特征不僅體現為本地人群的內在連續性，還對周邊地區人群的遺傳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深刻影響了中國西南地區、西北地區、東北地區、河西走廊和雲貴高原，也延伸至北部沿海等地區。例如，來自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的古基因組研究顯示，山東大汶口文化相關人群在繼承了當地狩獵採集者的遺傳成分基礎之上，還融入了來自中原地區仰韶文化的基因。這種由分子考古揭示的人群延續與交流格局，深化了我們對中華文明連續性的認識，也為進一步理解文化遺產的內在價值及其保護方式提供了新的視角。
分子考古拓展文化遺產保護的新視野
傳統意義上，文化遺產多以器物、遺址為核心，其價值往往從造型、工藝、歷史背景等角度闡釋。而分子考古則使文化遺產研究對象延伸到不可見的生物分子層面，提高我們對其內涵的深入理解。考古學所面對的器物與遺址，本質上都是人類活動的遺存。通過古DNA分析，我們可以嘗試還原古代社會的家系結構與生活方式，為文化內涵的解讀提供新的視角。例如，距今約4750年的山東廣饒傅家遺址的古DNA研究表明，傅家母系社會可能是目前全世界發現最早的母系社會。除此之外，分子考古學可以還原古代人群的起源、遷徙、混合歷史。而人群流動往往與器物傳播、技術擴散與區域互動密切相關，為文化交流提供新的佐証。
此外，對古代生物樣本這種新型文化遺產進行鑒定、修復與保護，也成為當前文化遺產科學保護領域的新需求。除了常見的人骨和動物骨骼遺骸之外，在大量考古遺存如骨角器、紡織品、膠質材料及皮革等材料內部往往保存著蛋白質、脂質乃至微量DNA信息。借助古蛋白質組學方法和肽質量指紋分析，可以識別材料的物種來源﹔通過古脂質分析，則能重建這些材料的生產與使用過程。然而，能從中提取多少信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材料的保存狀況。在不合適的溫度、濕度、酸鹼度等環境下，古代生物樣品往往會加速降解，因此更需要第一時間對出土的古代生物樣品加以保護，同時還要避免因當下技術局限而過度消耗古代生物樣品。
綜上所述，分子考古為中華文明連續性提供了更加堅實的科學証據，同時，分子考古以獨特的科技優勢，賦予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以更豐富的科學內涵和更廣闊的研究視野，在守護中華文脈的過程中，推動中華文明在科技賦能下永續傳承、歷久彌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