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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中國之治” 構建中國之學——訪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薛瀾

張勝2026年05月28日08:58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解碼“中國之治” 構建中國之學

【社科發展大家談】

夏近林方密,春餘水更深。2016年5月17日,一場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史上具有引領性、標志性意義的重要會議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令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倍感振奮、深受鼓舞。

菁菁校園,草木葳蕤。10年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有哪些新進展、新趨勢、新動向?帶著這些問題,記者來到清華園,採訪了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薛瀾,聽他娓娓講述10年來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悟。

思考和行動都匯聚到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上來

記者: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10年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有哪些新進展、新趨勢、新動向?對此,您有哪些感受?

薛瀾:10年前的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明確提出了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要求。2017年5月,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2022年,第一部國家層面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國家“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印發,圍繞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戰略任務,對“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作出總體性規劃……

10年來,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制度安排和實踐路徑更加清晰,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積極響應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在推動理論創新、服務科學決策、提升文化軟實力等方面開展了大量工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智力支持。

以公共管理學科為例,我對這10年來的變化有比較深切的感受,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大變化,也是最明顯的變化,是公共管理研究的自主意識和自主能力顯著增強。在學科發展早期,公共管理研究較多借鑒國外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和組織管理等理論資源,這對學科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一定時期內,也形成了對既有理論框架的依賴,影響了從中國治理實踐中提煉原創性概念和解釋框架的能力。具體而言,在話語體系建構、研究問題提出以及中國國情闡釋等方面,一些研究傾向於沿用既有理論框架,更多是用中國經驗驗証既有理論,而不是從中國實踐中提出能夠解釋中國之治的概念、命題和理論。也有一些研究對國際學術熱點關注較多,而對中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重大公共治理問題回應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共管理研究的問題聚焦和知識積累。10年來,這種狀況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把中國改革發展和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實踐,作為形成學術問題、提煉理論概念、建構解釋框架的重要來源。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不僅難以形成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而且解決不了我國的實際問題。”這提醒公共管理學研究者要更加自覺地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直面中國問題,提煉中國經驗,逐步探索形成立足中國實踐、能夠解釋中國之治的概念、命題和理論體系。

第二大變化,是學術研究緊跟改革開放宏闊實踐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回答並指導解決問題是理論的根本任務。”客觀而言,此前,公共管理學科在發展過程中就理論來談理論的現象比較常見,對現實問題的回應還不夠充分。10年來,廣大研究者更加注重奔著問題去、圍著問題做,圍繞當下中國社會發展所面臨和需要解決的重大議題,述學立論、建言獻策,問題意識明顯增強。

以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為例,10年來,我國逐步形成以國家高端智庫為引領,各級各類智庫相互支撐、協調共進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主要研究領域涵蓋黨的建設、國家發展戰略、國家治理、公共政策、宏觀經濟、科技發展、國際問題等一系列關系黨和國家發展的重大領域,在咨政建言、理論創新、輿論引導、公共外交等方面取得積極進展和豐碩成果。

第三大變化,是在對外交往交流活動中,我國研究者的精神風貌煥然一新,胸懷天下、自信從容,平等意識更強。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國家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打開國門搞建設,擁抱世界、學習世界、貢獻世界,與世界良好互動、共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主動走出國門,積極同國際學界交流。

10年來,廣大研究者以更加自信從容的姿態參與國際學術交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在開放合作中不斷提升學術創新能力。例如,我國持續推動建立與國際知名智庫的交流合作機制,開展國際合作項目研究,積極參與國際智庫平台對話。同時,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吸納海外智庫專家、漢學家等優秀人才,支持我國高端智庫設立海外分支機構,推薦知名智庫專家到有關國際組織任職等工作持續推進。

歸根到底要回答好實踐問題、引領實踐發展

記者:在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方面,我們應當如何進行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以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薛瀾: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指出,“以黨的創新理論引領哲學社會科學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構建以各學科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為主干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們必須進一步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把科學解答時代課題作為理論發展的重要著力點,聚焦實踐遇到的新問題、改革發展穩定存在的深層次問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國際變局中的重大問題、黨的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在找准對策中總結經驗、揭示規律,講好中國之治背后的中國之理,以發展著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

哲學社會科學的特色、風格、氣派,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成熟的標志,是實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體現。推進理論創新,首先要堅持科學的態度。理論的生命力在於不斷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理論的飛躍不是體現在詞句的標新立異上,也不是體現在邏輯的自洽自証上,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回答實踐問題、引領實踐發展上。”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結合新的實踐不斷作出新的理論創造,是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重要原因。對此,要做好長期的准備,不能操之過急,更不能揠苗助長。

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范疇很廣,不同學科有自己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解決中國的問題,提出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方案,要堅持中國人的世界觀、方法論”。一段時間以來,在公共管理研究領域,西方流行的概念、理論和方法在一些研究中未加審視就被用來討論中國的現實問題,一方面使中國公共管理學科在理論建構方面缺席、失語﹔另一方面也使得西方公共管理學科話語體系中的許多問題被“移植”到了中國,而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對解決中國問題並無裨益。

具體到創新路徑上,推進哲學社會科學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關鍵在於堅持“兩個結合”。一方面,要以中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扎根中國大地、直面中國問題,挖掘新材料、提出新觀點、總結新經驗、構建新理論、指導新實踐。另一方面,要注重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深入挖掘闡釋其中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知識智慧、理性思辨,從中提煉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概念、范式和思想,特別是要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和方案,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敘事壟斷,形成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自己的特色和優勢,使國際社會更好地理解中國之路、中國之治背后深沉持久的文明基底。在此過程中,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成為公共管理學科發展的“源頭活水”。

良好的學術文化是孕育自主創新的重要土壤。無論是學術人才成長,還是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都離不開良好學術文化的激發、滋養和支撐。厚植創新文化土壤,要持之以恆營造鼓勵探索、支持創新、寬容失誤的學術氛圍。要不斷完善鼓勵創新的政策機制,建立健全符合學術發展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的平台體系,推動政府部門、高校、科研機構、學術共同體和出版傳播平台等協同發力,以實實在在的舉措支持青年科研人員坐得住、坐得穩,心無旁騖開展長期性、基礎性、原創性研究。

記者:說到方法創新,作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變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帶來的風險挑戰也引發廣泛關注。在您看來,對於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來說,人工智能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薛瀾:我注意到,最近,谷歌聘請劍橋大學學者亨利·謝夫林(Henry Shevlin)擔任“全職哲學家”,參與機器意識、人機關系和通用人工智能准備度等前沿問題研究。這件事情啟示我們:人工智能發展歸根結底要服務人類社會。“技術向善”,就是要把人的福祉作為科技發展的根本目標。無論是技術設計還是規則制定都應圍繞人的需求展開,確保技術發展服務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公共利益,推動各國共享人工智能發展成果。

當前,人工智能加速賦能千行百業,深度融入社會運行,必將對社會結構、權力關系、文化倫理等產生深刻影響,並催生新的研究課題與理論需求,推動哲學社會科學范式不斷更新。同時,作為強大的研究工具,人工智能能夠處理海量、多源、非結構化的社會數據,幫助研究者更精細地刻畫社會現象、更深入地洞察復雜規律、更前瞻地模擬發展趨勢,並在問題發現、假設生成、實驗設計、分析驗証等環節,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注入新動能。

例如,人工智能技術快速迭代,部分技術突破往往領先於治理規則的制定,技術發展與制度供給之間的“時間差”導致治理始終在“追趕”技術,形成治理難題。面對生成式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新技術帶來的風險,一些治理規則還存在不完善、不適應之處。這也給相關學科拓展研究問題、更新理論工具提供了重要契機。

人工智能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的作用更加凸顯。技術朝什麼方向發展、遵循什麼價值原則、如何服務人的福祉和社會進步,都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提供價值引領和規范支撐。

在開放中堅守主體性 在互鑒中推進原創性

記者:新的起點上,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如何做,才能不負時代和人民的重托?

薛瀾:第一,堅持長期主義,遵循學術積累和理論創新規律。有生命力的理論,既要具有歷史的厚重感和面向現實的時代感,也要具有抓住事物本質、揭示內在規律的深刻性。真正的理論創新,離不開長期積累,也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正所謂“欲速則不達”“慢工出細活”。我們既要保持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也要遵循學術規律,堅持長期主義,不為一時一事所惑,不為短期評價所擾。有關管理部門也應為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探索創新提供制度空間和穩定預期,進一步完善學科建設制度,涵養健康學術文化。

第二,面向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開展有組織科研和協同攻關,組建跨部門、跨地區、跨學科的研究聯合體,引導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沉下心來、扎扎實實開展研究。“中國之治”的系統性、復雜性,要求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以更加有組織的方式深入研究、設計方案、嘗試迭代。以中國式現代化研究為例,深刻闡釋中國式現代化顯著成就背后的道理、學理、哲理,需要充分調動相關學科和研究力量,通過有組織科研推動研究視域融合、優勢互補。此外,還要發揮好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作用,深化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增強咨政建言的學理支撐,提供更具建設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

第三,要在體系化、學理化上下功夫。推進理論的體系化、學理化,是理論創新的內在要求和重要途徑。要加快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堅持以中國傳統、中國實踐、中國問題作為學術話語建構的重要源泉,把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的成功做法、寶貴經驗總結好、提煉好。要在開放中堅守主體性、在互鑒中推進原創性,著力打造一批具有原創性的理論成果、標識性的學術概念、系統性的理論框架,為破解人類共同難題提供中國思路、中國方案,彰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世界價值。

(本報記者 張勝)

(責編:王燕華、田文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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