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晉海學，系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編審
中國的筆記體小說上承魏晉，中經唐代，至宋代時已日臻成熟。這種“成熟”既是指越來越多不同階層創作者的出現，也是指此類小說文本在社會上的廣泛傳播，更是指作為一種小說文體，其敘事觀念的逐漸成形。遺憾的是，在當前小說研究的語境裡，人們常以話本為有宋時期的文體代表，而筆記體小說則成了被忽視、被冷落的對象。其實，如果放棄以西律中的認識方式，並力求重返中國古代小說歷史語境的話，我們會驚喜地發現，這些“被忽視、被冷落的對象”，實乃宋代小說創作的主流，而它們對記錄原則的堅守，以及對真實的追求，正是千百年來中國小說敘事傳統之特殊的一種。
“補史傳之闕”：以如實的態度記錄過往
陳寅恪曾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這不僅是對宋代史學繁榮的稱贊，同時也是對宋代文人自覺之史學意識的指認。這種史學意識延伸到筆記體小說的創作領域，就形成了小說家們對實錄的推崇和信奉。
為確保對過往之事的如實記錄，宋代筆記體小說常會在敘事的過程中關注以下兩點。首先，它們隻關心事件的結果，很少去觸及附著於事件周邊的各種信息。譬如，在陳師道《后山叢談》中一篇題為《三入為相者》的敘事裡，敘述者在記錄下趙普、呂蒙正、張士遜、呂夷簡等人的名字之后，便戛然而止，不再多說一句話。據歷史記載，趙普先后仕於宋太祖、太宗兩朝，曾三次為相﹔呂蒙正仕於宋太宗、真宗兩朝，亦三次為相﹔至於張士遜和呂夷簡，二人均仕於宋仁宗朝，同樣都有過三次拜相的經歷。在上述每人拜相的背后，都隱含著豐富的社會內容，而對這些“豐富的社會內容”的考索和發掘，恰恰可能是現代小說的敘述動力。相比之下，宋代筆記體小說則很少關心這些內容。再如，方勺《泊宅編》記錄蘇軾重刻歐陽修的《醉翁亭記》於滁州時，敘述者隻說蘇軾將“泉冽而酒香”改為“泉香而酒洌”，將“水落而石出”改為“水清而石出”。對於蘇軾為何要改句，以及改句的影響全然不提，充分體現了對於實錄原則的遵守。
其次，它們不喜歡敘述者的聲音出現在敘事的脈流之中，故而盡量避免敘述者對敘事過程的評論干預。以錢易《南部新書》敘述張九齡的識人善斷為例，敘述者隻言張九齡對安祿山的評價，卻不言他自己的看法，“張九齡嘗見安祿山，曰：‘亂天下者，此胡也。’”隻述唐玄宗“不聽”的事實，卻不表達他自己的評價，“諫殺之，不聽”。其他如張洎《賈氏談錄》寫顧況之“貶饒州司戶”、王通之“隱白牛溪”，江休復《江鄰幾雜志》述陳后主之論詩、大歷十才子之命名等，幾乎都沒有敘述者的評價聲音。當然，這並不是說敘述者不能發聲。鄭文寶《南唐近事》中的敘述者在敘述常夢錫“剛直不附”的品格時，就附上了自己的看法，“蓋馮魏擅權之際也”。然而，作者將其放在他人與常夢錫的對話之后，怎麼看都不像是敘述者的無的之語，反倒像是對歷史事實的另一種說明。整體而言，宋代筆記體小說中的敘述者很少發表見解，即使出現了敘事干預的現象，也隻不過是在實錄的邊界之內，對於前面所敘之事進行的某種呼應或強調罷了。
“尚有傳也”：以在場人的身份言說當下
記錄當下之事是宋代筆記體小說的另一寫作內容。小說家們亦用實錄的原則要求自己，他們或強調“勿用虛飾”，或表明“不取怪誕無益之語”，均顯豁地闡明了自己的敘事立場。
為確保對當下之事記錄的真實性，宋代筆記體小說常會在敘事的過程中注意以下兩點。其一，它們經常使用直接引語的形式來記錄聽聞之事。以開封開寶寺塔向西北傾斜的故事為例，許多人都聽聞過此事，歐陽修也不例外。當在《歸田錄》中記錄此事的時候，他並沒有以轉述的形式敘事，而是先以第三人稱的口吻進行提問，“人怪而問之”，然后再用都料匠預浩自己的話語進行答疑，“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歐陽修對直接引語形式的採用，既保証了回復的專業性，又避免了敘述者聲音的滲入。再以陳康肅射箭的故事為例，全篇幾乎由陳康肅與賣油翁之間的對話組成。陳康肅雖有本事卻很自負，故而用“問曰”“忿然曰”的提問﹔賣油翁的倒油技藝嫻熟老練，所以自始至終都用自信平靜的態度回答。盡管這樣的對話形式略有枯燥煩瑣之嫌，但是卻有效地阻止了敘述者聲音的介入，從而確保了記錄的真實。
其二，它們以在場人的視角記錄目睹之事。王辟之在《澠水燕談錄》中對淮西“連歲蝗旱”，青、淄兩地的百姓皆食“石面”的記錄，是在目擊者的視角下展示的，“二事頗異，皆所目見”。正是依靠此一在場人的“目見”，飢民在田地上採掘野生菌，並以此來充飢的畫面，以及採石面“以少面同和為湯餅”的情景，才被如實地記錄下來，以至於每當我們想到這一場景時，都能生發出一種身不由己的震撼之感。邵伯溫在《邵氏聞見錄》裡講述一位賣藥老人的奇異故事，採用的是敘述者的第一人稱視角，“余嘗親見之”。賣藥老人的身體很好，“日於水街南北往來，行步甚快”，即使是一般的少年人，也常常趕不上其迅捷的步伐。敘述者以老人行走“甚快”與少年之“不及”的明顯對比，來凸顯前者的“奇異”，似乎略有夸飾之嫌，但由於這是他的親眼所見，於是便使得人們對這位“異人”的故事，在驚訝之余獲得了一種宛然在目的真實感。
“又可信哉”：以違拗的存在呈現復雜
要想在小說的寫作中真正做到實錄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干寶在編寫《搜神記》時就已經遇到了這個問題：“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睹也，又安敢謂無失實者哉！”唐代劉知幾之所以將小說納入“史氏流別”的體例之中，並用史學的理論標准來觀照小說，即是希望借由“能與正史參行”的編纂來解決這一問題。遺憾的是，這一問題在宋代筆記體小說的寫作中依然存在。譬如，范鎮在評論楊億的《談苑》與歐陽修的《歸田錄》時，稱它們“尚有漏略者”。等到了清代，這樣的批評聲音就更加尖銳了。如盧文弨論《北夢瑣言》：“然如鄭畋、崔雍之事，皆不與正史符會。”王士禎談《揮麈錄》：“其書極述曾布相業之賢。蓋仲言父雪溪名铚，乃布孫婿也。布與京、惇輩同列《奸臣傳》錄之雲雲，又可信哉！”今天來看，確為的語。
但需要辨析的是，宋人對於實錄的追求並非隨意而為。且不說蘇轍言其《龍川別志》是“復記所聞”，馬純言其《陶朱新錄》是“凡譏訕悖謾，悉不錄焉”。即使是上述兩位被批評者，他們也都對實錄的信奉保有鮮明的自覺意識，如孫光憲說：“厥后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復參校，然始濡毫。”王明清也說：“凡所聞見，若來歷尚晦，本末未詳，姑且置之，以待乞靈於博洽之君子，然后敢書。”可以看到，他們不僅認同並沿用了唐人關於實錄之於小說價值的觀念，而且在對實錄的追求中融入了熾熱的個體態度，甚至將其內化為自己寫作的敘事倫理。
或許小說家們的思考仍停留在如何去真實地記錄這一層面，或許他們的意識還沒有推進到去討論何謂真實的層面，但不管怎樣，宋代筆記體小說在此呈現了它的復雜之處，那就是觀念上的執著與寫作上的違拗竟然可以並行不悖。從這個意義上說，宋代的筆記小說不僅包括那些“其書事信”的作品，而且包括這些“又可信哉”的作品，尤其是這些集執著和違拗於一身的敘事呈現，更讓我們看到了宋代筆記體小說的復雜性。
記錄是中國筆記體小說的寫作原則之一，無論是“街談巷語”，還是“道聽途說”，抑或是“先師所說，耆儒所論”等，皆在它的記錄范圍之內。考慮到古籍所載、先人所記之語境的不可企及這一特點，如實記錄的問題其實從一開始就被提了出來。作為對這一問題的回應，宋代筆記體小說不僅展示了它們對實錄原則的喜好和熱情，而且借由對實錄原則的遵守，構建了獨具時代特色的敘事傳統。今天，當“以西律古”的范式之於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不再完全有效，其普遍性價值也越來越受到人們質疑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重返那個使筆記體小說繁榮的歷史現場，去發掘那些被遮蔽了的中國敘事傳統。當然，這項任務是艱難的，但是為當前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考慮計，我們理應挑起這副擔子，責無旁貸地去完成這個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