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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劉小楓教授的書房，映入眼帘的是書架上一排又一排的“經典與解釋”大型圖書。劉小楓教授主持該書系20余年、推出逾800種著作，既有西方經典的翻譯與注疏，又有中國經典的校勘與疏解。這些著作從各個層面系統探討中西文明的大傳統，深刻影響了中國學人對西方文明的認識尤其是對中國文明自身的整體理解。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作為研究古代文明經典的學科，古典學在全球范圍內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學術價值。圍繞如何擔負起古典學研究的使命，為促進文明傳承發展、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作出更大貢獻等問題，劉小楓教授向我們娓娓道來。
古典學研究的優勢與特質
記者：您一直致力於古典著作的解讀與傳播，尤其關注古典傳統與現代社會的關聯。習近平總書記在致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賀信中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斷滋養和啟迪后世”。中西古典鴻篇巨制中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和治國理政智慧，對人類文明進步產生了廣泛而巨大的影響。請您談談古典學研究的重要特質和內容是什麼？
劉小楓：中西古典鴻篇巨制中包含著的治國理政智慧如何影響人類文明的進步，這確實是個極為重要的政治史學問題。古典學以研究、闡釋、傳揚古代經典為業，而如今的我們生活在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時代，即便是大學中的人文科學也越來越實用化和技術化，古典學的生存空間非常狹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兩千多年前，中國和希臘兩大文明在亞歐大陸兩端交相輝映，為人類文明演進作出了奠基性貢獻。中希共同舉辦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雅典設立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為中希兩國和世界各國搭建了文明交流互鑒的新平台”，這彰顯了中國作為文明大國對世界文明發展的歷史擔當。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激勵著我們古典學研究者，讓我們篤信古傳智慧在高度科技化的今天依然能夠滋養我們的心智和品德。
根據我這些年的古典學教學經驗，古典學這門學科首先要求掌握古典語文和古典文獻學知識，然后還得熟悉世界歷史地理知識以及中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不過，所有這些專業基礎課都是為習讀、闡釋和弘揚傳世經典中的智慧做准備，學習如何研讀和闡釋古傳經典，才是古典學的專業課。迄今仍有不少人誤認為古典學是古典文獻學或古籍整理，其實，這僅僅是古典學的專業基礎課之一。在很多人的印象裡，史學專業中的中國古代史（含史學理論）方向看似與古典學相近，其實不然，因為古典學的核心是圍繞傳世經典，歷史系的研究講究憑靠史料探究各種史學問題，而即便是古代的史料也不等於經典。
中國的古代學術體系源遠流長，雖因朝代更迭而有所變化，但始終自成一體。而自施行新學以來，中國古傳學問體系分散在如今的文、史、哲三大一級學科之中，中文系最多，有古代文學（先秦至近代文學作品研究）、古典文獻學（古籍整理、校勘、版本、目錄、敦煌學）和古文字學。哲學系看起來也不少，除中國古代哲學外，倫理學、宗教學、美學等二級學科也會涉及中國古典，歷史系中則有中國古代史和史學理論及中國史學史兩個二級學科。問題在於，文、史、哲的劃分是西方現代學術的標志，1880年代，史學才在英國的劍橋和牛津大學成為獨立門類的學科。如今，若讓已經分散到文、史、哲這三大一級學科中的古典研究回歸一體，就是中國古典學。
記者：請您結合自己的研究經歷，談談“中國古典學”研究、建設中國的古典學的重要意義是什麼？
劉小楓：“中國古典學”與“中國的古典學”是兩個不同的學科概念，前者是指與西方古典學和東方古典學相對應的中國古傳經典研究﹔后者指我們正在建設的具有中國特色和學術自主性的古典學學科，簡言之是中西合璧的古典學，也就是基於中國文明視角的中國古典學、西方古典學和東方古典學研究。2025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設立的“古典學”中有7個專業方向。其中，研究熱度最高、立項數量最多的子方向是中國古典學，佔比60%，含涉經學、文獻學、諸子學、出土文獻、古典文獻整理、古典學術史、中華古典文明研究﹔西方古典學佔比約18%，含涉古希臘羅馬哲學、史學、文學、古典語文學、希臘化文明等﹔東方古典學佔比9%，含涉梵文、印度古典、兩河流域、波斯和埃及文明。“古典學理論”和“古典學史”很少，加起來佔比約10%。從這些佔比數字可以看出，中國古典學有歷史的學術積累和龐大的人才梯隊，而西方古典學就薄弱得多了，東方古典學更為單薄。可以說，構建中西合璧的古典學正當其時。
發揮古典學“為今之學”的時代價值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您作為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領軍學者，在您看來，古典學研究應如何更好融入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真正服務於文化強國建設實踐？
劉小楓：古典學的核心是古典文明教育，它在今天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所處的位置仍然不夠明確。在這個體系中，從事古典學研究的學者為數不多，在現代學科的建制中，文、史、哲裡研究古代學問的都只是小眾。古典學研究若要更好地融入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首先得解決古典學的“學科身份”問題。近年來，我國高校文科的專業科目設置因應國家的發展多有變化，比如，2025年，教育部正式增設作為一級學科的“區域國別學”，下設6個二級學科（方向）。相比之下，古典學的學科歸屬問題則顯得比較突出。
近10年來，個別重點大學開設了各種人文強基班或文科實驗班，無不是在嘗試打破文史哲的學科藩籬，增強古典教育的比重。古典學成為一級學科，不僅是為了培養古典學的專門人才，更重要的是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課培養師資。畢竟，中國的古典教育實際應該從小學和中學做起。近10年來，在我國中小學的語文課本中，中國古典詩文已經有所增多，這非常好。
記者：“第二個結合”的提出，對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劃時代意義。您認為古典學研究在“第二個結合”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如何更好發揮其作用？
劉小楓：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離不開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古典學是為今之學，而不是為古之學，發展中國的古典學，應該與正在走向偉大復興的中國所肩負的世界文明抱負結合起來。如今人們很難認清古典學的現代意義及其在“第二個結合”中扮演的角色，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不少人以為，古典學不過是整理、校勘古籍乃至文物鑒賞或考古發掘。
古典學應該以研習和闡釋古傳經典的現代意義為旨歸，其發展方向應該是施行古典教育。基於研習古傳經典的古典教育提供的不是實用性知識，不會像現代哲學和文學學科，更不用說像經濟學、法學、行政管理學等學科那樣產生實效性作用。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的教育事業必須關切年輕人的心性培育，使得他們的靈魂和眼界不會因現代的各式技術性實用知識而變得唯利是圖。
建設中國的古典學，不僅是要讓已經分散到文、史、哲三大一級學科中的古典學問回歸一體，更重要的是涵括人類歷史上所有古典文明遺產，而西方古希臘羅馬和歐洲近代的古典遺產是除中國之外最為重要的部分。顯而易見的歷史事實是，古希臘羅馬和歐洲近代的古典文獻不僅積累豐富，而且對世界文明的發展實際產生過重大影響。
以更具歷史縱深的視野思考未來
記者：我們注意到，您的研究既涉及西方古典哲學，也深入中國歷代核心經典。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希望各位專家學者擔負起古典學研究的使命，為促進文明傳承發展、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作出更大貢獻”。當下構建中西合璧的古典學，面臨哪些挑戰，該如何破解？
劉小楓：中華文明在數千年的成長歷程中從未出現過像西方文明那樣的歷史性斷裂和民族性更替，文明形態呈現為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統。十九世紀中期以來，隨著現代歐洲民族國家強勢崛起，中國遭遇的是西方現代文明而非古典文明的挑戰。推動古典教育的目的，首先在於讓年輕學子有更為寬闊的眼界和從容的心態。清末民初的著名學人皮錫瑞（1850年—1908年）是編寫現代式經學教科書的第一人，而他對新式教育的期待是培養“兼通中西之學，於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於胸中”的棟梁之才。我們不應該忘記，中國的古典學文教建設實際上是基於晚清以來中國古傳文明所遭遇的西方現代文明的挑戰，基於我們的前輩已經自覺意識到的中華文明的現代危機，基於百年來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所面臨的文明政治問題。因此，發展中國的古典學不僅應立足於先秦至清末的歷代經籍，還必須涵蓋從希臘古風時期至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整個西方歷代經籍。
西方的古典學迄今並不包含中國的古傳經籍研究，我們的古典學則不得不包含西方歷代古傳經籍研究。事實上，中國的古典學身不由己地帶有比較研究的氣質。因為，中國學人在研究西方歷代古典學問時，自然帶有中華文明傳統的血脈影響和問題意識。
但是，比較的學問氣質絕非意味著動輒就拿中西方經籍穿鑿比附，或者在中西方的古典先賢之間穿梭往返“善通騎驛”。毋寧說，由於自晚清以來，中國文明傳統一直處在西方現代文明引發的危機之中。構建中西合璧的古典學，必然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學習和借鑒西方的古典學。自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的古典學已經逐漸形成學科傳統，積累了豐富的成果。但自1970年代以來，西方出現了新一輪“后現代思潮”，西方古典學的學風也為之大變，人類學和社會學原則支配了古典學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多元文化、性別文化和民俗文化的議題在古典學中成了時髦，古典學的“去古典化”取向越發明顯。2019年，哈佛大學古典學系開始推行核心經典課程改革，“西方正典”的必修比例大為縮減，以增加“全球化/跨文化比較/性別文化”之類的課程模塊。次年，牛津大學古典系將荷馬和維吉爾的詩作從本科第一階段的必修課中移出，改為第二階段的選修課，學生可以僅讀現代譯本，不必讀荷馬和維吉爾的希臘語和拉丁語原文。面對這股提倡以“非古典的古典學”徹底清除“古典意識形態”的錯誤思潮，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記者：經典研究是古典學研究的核心，古今如此，中西皆然。您認為，古典學研究該如何挖掘古今大國興衰中“文明存續”的核心密碼，助力中國在變局中守住文明根脈、提升文化軟實力？
劉小楓：“古今中西之爭”對我國學人來說是一個百年老問題，我們曾把中西之爭看作是古今之爭，后來發現情形並非如此，因為西方世界也有古今之爭。目前我國的古典學建設應著力發展西方古典學研究，它包含古希臘羅馬的古典和近代歐洲的古典兩大形態。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這是對我國人文學者提出的時代使命和責任。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批判現代資本主義時，就援引過古希臘哲學家（如色諾芬、亞裡士多德）的思想資源，而馬克思本人的博士論文即涉及研究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政治體的更新迭代必然會面臨如何處理當代與古代的文明關系問題。“古今中西之爭”源於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所一直面臨的西方挑戰，隻有在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之后，解決這個難題才有了穩固的政治基礎。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學術若要有所成就，涵養中華文明的學術底氣，就必須深入掌握中西傳世經典，以日益成熟和從容的姿態，從更具歷史縱深的視野出發思考中國的未來。
（本報記者 張穎天 戴寧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