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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永貴、華迎，分別系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浙江工商大學校長，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對外開放研究院教授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從“人工智能+”到“智能經濟”的演進，標志著我國人工智能已經從賦能千行百業的“技術工具”，躍升為推動經濟高質量運行的新“經濟形態”。2025年，我國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已突破1.2萬億元、企業數量超6200家。到“十五五”末，我國人工智能相關產業規模將增長到10萬億元以上。智能經濟正從增量補充轉變為經濟增長的核心支柱。這種躍升的背后，是發展邏輯的根本轉換：當人工智能從局部應用走向全域滲透，從效率工具演變為驅動經濟轉型的內生變量，就必須超越“賦能”的定位，以完整的經濟形態承接系統性變革。面對全球人工智能競爭從技術性能比拼轉向產業生態與治理規則的全方位博弈，以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智能技術為驅動內核的新型經濟形態，必然成為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核心載體與塑造國家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支點。
智能經濟新形態實現了三重躍升
智能經濟並非數字經濟的簡單延伸，而是經濟運行方式的深層次變革，其本質在於：人工智能從“輔助性的賦能工具”躍升為“驅動內核”，並塑造了以“數據+算力+算法”為基礎、人機和人智協同為核心、跨界融合為特征的新型經濟形態，推動著生產函數、產業鏈乃至整條價值鏈的系統性重塑。
從“被動工具”到“主動伙伴”：生產方式的智能化躍遷。人工智能從被動執行指令的“工具”發展成為能夠自主感知、自主決策和自動執行的“智能體”，驅動著生產方式和生產函數的變革。目前，具身智能機器人已經能夠在汽車壓鑄、電池生產等高精度場景中自主完成復雜任務，人機協同也已經從概念走向了現實﹔人工智能正在重構要素體系——生產過程的優化不再依賴經驗判斷，而是基於實時數據流的動態調優，開啟了智能生產新范式。
從“單點賦能”到“系統重塑”：產業升級的生態化重構。數字化、網絡化主要解決的是產業內部的連接與效率問題，智能經濟則是帶來一場“生態級”的產業重構。這種重構打破了傳統產業的線性關聯與垂直邊界，推動產業運行從“要素驅動”向“協同驅動”升級。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在生產、分配、流通各環節釋放出倍增與乘數效應。開源社區與共享平台的興起，促進了創新資源的廣泛流動與重組，催生了“人工智能一人公司”（OPC）、超級個體等新型組織形態，使產業組織從垂直分工走向網絡化協作。當前，全球人工智能競爭已轉向產業生態的系統性博弈，構建開放協同、共生共榮的智能產業生態，已成為在新一輪技術—經濟范式中贏得戰略主動的關鍵。
從“效率改進”到“共創能力”：經濟形態的質變式躍升。智能經濟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效率改進，驅動經濟系統從“信息驅動”向“共創能力驅動”的質變。數字經濟解決的是信息不對稱問題，而智能經濟依托的是價值共創能力，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技術層面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與量子科技、生物制造、6G等前沿領域深度耦合，推動“人工智能+制造”成為不同領域創新主體協同攻關和價值共創的示范場景，技術供給與場景需求在深度互動中催生新業態、新模式﹔二是價值層面的“范式轉移”，智能技術加速向新能源汽車、量子信息、核聚變、低空經濟等新賽道滲透，推動經濟系統從行業分割和線性關聯的價值鏈，走向跨界共創和網狀協同的價值網，使得價值創造不再局限於企業內部，而是在多元主體、動態組合的協作網絡中實時共創，從而推動經濟形態發生質變式躍升。
推動智能經濟躍升的實踐路徑
夯實底座：算力、數據、網絡、能源協同發力，筑牢躍升之基。智能經濟的底座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能源與資源的系統配置問題。《報告》明確提出，“實施超大規模智算集群、算電協同等新基建工程”。在算力層面，建設大算力、高互聯的高端智算中心，構建全國統一算力交易平台，讓算力成為可流通的基礎資源。在數據層面，需統籌推進制度建設、流通優化、安全保障，完善數據產權確權機制，打通數據流通“堵點”。在網絡層面，推進5G向行業深度滲透與衛星互聯網規模化部署，打破地域壁壘。在能源層面，推動穩定低碳電源為AI發展提供優質電力保障，以算電協同有效破解算力高能耗難題。通過算力、數據、網絡和能源的協同發力，算力逐步從孤立的資源演變為可流動、可調度、綠色化的基礎能力，實現從“單點突破”到“系統支撐”的質變。
激活載體：智能終端與智能體雙輪驅動，打開躍升之門。新一代智能終端和智能體是連接大眾與智能經濟的主要載體，分別對應“一硬一軟”。硬件層面，AI手機、AI電腦、AI眼鏡、智能網聯汽車持續推陳出新，AI穿戴設備通過眼球追蹤、手勢識別等重構空間交互模式，具身智能機器人也從工業工具向家用伙伴轉型。軟件層面，人工智能已從“大模型能力競爭”邁向了“智能體規模應用階段”，智能體正從“對話助手”躍遷為“任務管家”，可自主理解並執行復雜任務。智能終端及其升級不僅拓寬了場景應用入口，更讓智能技術從少數人可及的專用“技術工具”，變為人人可感的密切“生活伙伴”，融入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
深耕場景：垂直領域與原生業態雙向突破，拓寬躍升之路。人工智能已發展到了場景牽引新階段。一方面，聚焦制造業、醫療、農業、服務業，持續深化高價值應用場景的挖掘與迭代優化，推動智能技術從試點走向規模化落地。例如，具身智能機器人替代人類從事高重復、高風險工作，重構了制造業要素體系﹔AI無人機、土壤傳感器等推動精准農業落地﹔AI數字人在政務與金融等領域提供貼心的個性化服務等。另一方面，推動智能原生新業態——天生就具備智能化基因並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產業——突破式發展。通過“找場景”挖掘傳統產業發展新潛力，通過“造場景”激發新興產業創新活力，為智能經濟注入了持久動力，以生成式AI、數字人、空間計算等為代表的原生新業態，正結合大模型與多模態技術，在政務服務、沉浸式教育等領域開辟了新賽道。
培育生態：開源發展與人才成長協同支撐，厚植躍升之勢。開源是我國人工智能產業破局發展的關鍵所在。在大安全觀的指引下，加快開源社區、開源數據集、開源工具集建設，整合國產算力、開源模型、高質量數據集等關鍵資源，匯聚高校、科研機構、企業、開發者等多方力量，形成“共建共智共享”的良性循環。在人才層面，智能經濟對人才的需求呈現出“復合型、高端化、多元化”特征，要在深化“AI+X”交叉學科建設的過程中，健全以創新價值、能力和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打破地域、行業壁壘，推動人才合理流動，讓更多人才從智能經濟的旁觀者轉變為智能經濟的參與者、建設者和受益者，培育從“封閉”到“開放”、從“獨享”到“共創”的創新生態。
為智能經濟躍升提供適配的治理生態
推進智能經濟發展，既要有技術創新的“加速度”，也要有制度供給的“適配度”。《報告》明確提出“完善適應人工智能技術發展促進就業創業的措施”，體現了以技術進步驅動民生福祉提升的治理智慧。
治理理念：從“管理”到“治理”。科學治理的目的不是限制發展，而是為智能經濟的規范發展保駕護航。監管邏輯要從“事后追責”轉向“全程嵌入”，從“單向管控”走向“多元共治”。需構建政府監管、企業自律、社會監督協同發力的多元治理體系，將安全能力嵌入AI應用全生命周期，明確合規紅線，夯實安全主體責任。同時，健全人工智能倫理規范與算法治理機制，明確技術應用的禁區與底線，防范技術濫用與倫理風險。
制度供給：從“跟跑”到“領跑”。在數據要素基礎制度、人工智能倫理規范、算法治理機制等方面，需要加快構建既與國際接軌、又具中國特色的制度框架。制度角色要從“跟隨適配”轉向“引領構建”。一方面要有包容審慎的監管環境，鼓勵企業探索新模式、新業態，在確保安全合規的前提下讓創新活力充分涌流﹔另一方面要前瞻布局，統籌考慮安全與發展，通過制度創新釋放發展活力。
發展理念：從“技術中心”到“以人為本”。要將以人為本、可控可信等倫理原則深度融入人工智能研發與應用全過程，確保智能經濟的發展始終遵循人類價值觀和共同福祉。智能經濟的最終目的，不是技術本身的演進，而是讓更多人從機械重復的勞動中解放出來，投身創造性、創新性工作，讓發展成果惠及全社會。
向新求變、向智提質、向遠布局，我國必將在智能經濟新賽道上贏得戰略主動，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讓智能經濟從“點上開花”走向“面上結果”，真正成為人人可感、各行各業可享的新經濟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