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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開亮，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形而上學在中國成為一種哲學理論，源於晚明傳教士對西方學術Metaphysics的介紹，其最初使用的是音譯名“默達費西加”，意為“察性以上之理”。國內學者當時也以“格物后學”來指稱這一學問。后來日本學者井上哲次郎援用《周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說法，將之意譯為“形而上學”。受其影響，20世紀初中國學界也開始用“形而上學”來指稱Metaphysics。選用“形而上學”來翻譯、定名Metaphysics，使得中國學術所談論的形而上學與西方的Metaphysics既有重疊又有差異，具有中西文化“互鑒”的特點。事實上也是如此，中國現當代學人眼中的形而上學更具體指向的是中國的玄學、道學等，如認為形而上學是探討道、理等宇宙本體的學問。因此，今天我們去辯論中國有無真正的形而上學，其意義並不太大。理解中國傳統形而上學的特點及其對中國人日常生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才是更值得關注的問題。
中國傳統形而上學的特點
中國傳統形而上學主要是關於“道”的學問，具有鮮明的超越性品格，它體現的是中國古人從總體性、普遍性上理解世界的一種方式。通過這種哲學理解，古人獲得了對萬物存在的整體性框架，既擺脫了對世界的恐懼與困惑，做到胸中有數、心安理得，也給人的各項實踐活動找到了合理性根據，讓人的行動規約在“道”的發展軌跡中。這一關於“道”的形而上學對人的實踐活動與人生意義作出了整體性說明，呈現了一種“社會與人應如何存在”的終極價值關懷。中國傳統形而上學具有普遍性、體用合一性、價值性、體驗性等主要特點。
普遍性是中西形而上學的共通特征。形而上學探討的是萬物存在的根據，是本根，也是本體。這一超越具體事物、具體經驗的思維，源自人對世界尋求普遍性認知的自然沖動，是對自然、社會、人以及藝術等各項具體存在物的終極追問。在中國傳統形而上學中，對萬事萬物根源的時間追問和對萬事萬物本體的邏輯追問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體現了宇宙論與本體論的合一。在世界普遍性的追問中，中國早期哲學側重宇宙論，即將道視為天地萬物得以生成的本根。《道德經》所談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易傳》所講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等，都將天地萬物歸屬於某個本根的創化。宇宙生成論為萬事萬物的運行提供了普遍性指導法則。從魏晉到宋代，中國哲學逐步發展出了較為成熟的本體論。特別是在程朱理學那裡，開始將“理”融入世間萬物的“所當然”之中，以此為本體來說明具體事物“所以然”的普遍本質，如“物之理”“心之理”“孝之理”“忠之理”等。對此，朱熹認為，“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本根和本體都說明了道或理等具有一種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的普遍性，這是一種抽象的超越性思維。
體用合一性是中國傳統形而上學的理論特色。道雖然體現了一種抽象的超越性思維，但中國形而上之道不是高懸於萬物之上的客觀實體，其本體就流行、分殊於萬物之中。中國的形而上之道不存在於高絕獨立的超驗領域，而是需要結合現實經驗來領悟的。中國的抽象概念往往與經驗想象結合在一起，如道與道路，理與玉的紋理，氣與雲氣等。在二程看來，“形而上者，存於洒掃應對之間，理無小大故也”。朱熹更明確地講：“說體、用，便只是一物……萬殊便是這一本，一本便是那萬殊。”天理無間容息，流行於日用之間，呈現“鳶飛魚躍，觸處朗然”的生命體驗。體用合一的思維是中國傳統形而上學的重要特性，使得包括倫理、審美和藝術等在內的中國文化具有了既源自經驗又超出經驗的理論特色。
價值性是中國傳統形而上學的文化理想。西方形而上學出於窮根究底的知識好奇，是一種知識論形態。中國的形而上學則是為了給個體與社會的實踐活動確立理由，用來指導實踐。中國傳統形而上學反映了古人關於世界和生命存在的內在信念和理想追求。道本身就是道路與方向，它規范了世界運行的走向。“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太極只是個極好至善底道理”等說法，都表明了中國的形而上學不是關於理論理性的純知識型探討，而是關於實踐理性的正義、正當等精神境界意義上的探討。中國的形而上學所追問的道、天理等本體存在，是為了給人的生命與實踐活動提供處世准則或文化理想，具有鮮明的價值指向。
體驗性是中國傳統形而上學的感悟方式。西方形而上學是一種思辨的知識體系，與形式邏輯和語言結構關聯緊密。中國的形而上學的最高本體往往是難以言說與邏輯化的，有賴於個體生命的直覺體驗。不論是老子所言的“道可道，非常道”，還是程顥自稱的“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都表明中國傳統形而上學是一種“生命的學問”，離不開人自身的覺悟與身體力行。形而上精神的體驗，是一種“鄉愁”式的本體回歸體驗。老子的“歸根曰靜”、孔子的“詠而歸”、司空圖的“美曰載歸”、蘇東坡的“此心安處是吾鄉”皆為此類形而上體驗。
審美與藝術的形而上學
正因為形而上學的普遍性、體用合一性、價值性和體驗性等諸多特點，使其成為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傳統，影響到諸多領域。中國文化處處都充滿著形而上的思維特質，學術界也因此有了道德的形而上學、境界的形而上學、審美的形而上學、具體形而上學、歷史形而上學等諸多說法。這實質是中國傳統形而上學“體”與“用”、“一”與“多”相即不離特性的體現。也就是說，中國的形而上學不但規范了政治、倫理，而且還規范了審美與藝術等領域。特別是中國傳統形而上學的體用合一性、價值性和體驗性特點，使得中國的審美與藝術活動具有鮮明的形而上追求。相較於倫理政治活動，審美與藝術活動充滿感性與想象的自由，更容易承載對理想狀態的追求，故能最直觀地體現中國人的形而上訴求。可以說，審美與藝術的形而上學是中國傳統形而上學的典范代表。
事實上，當代西方形而上學重建中也存在一種審美形而上學的轉向。不同於傳統形而上學對實體、理念、主體的追尋，尼採、海德格爾、杜夫海納、伽達默爾等都轉向了一種審美形而上學。海德格爾對藝術真理的存在論闡釋，就是意圖通過藝術去敞開一個天地人神合一的詩意世界。法國學者杜夫海納也認為審美對象是“燦爛的感性”，而藝術作品除了感性、再現和表現外，還有一個“構成作品深度意義的氣息”之形而上維度。現代西方學者關於存在、真理等問題的探討，已經不同於傳統西方對“是”的邏輯追問，更為強調了現象、體驗、情感等內涵。
中國審美與藝術的形而上學強調感性經驗與審美超越的統一。其將審美現象或者藝術活動同對道的體驗緊密結合，從而形成一種實與虛、有與無、形與神、文與道、象與境、氣與韻的一體貫通。正是在具體的審美經驗中，人得以感受到審美或藝術之外的普遍性，從而將自身提升到人生的、歷史的、宇宙的整體性高度。所謂人生的，就是與人之真性相貼合的﹔所謂歷史的，就是與人類文明發展相呼應的﹔所謂宇宙的，就是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這三者實為一體，只是在不同哲學思想中有不同的側重。就審美與藝術活動來說，中國古人對美的體驗，不僅來自具體的感性本身，而且來自感性與道的融通，具有器物的質感、人情的溫度與精神的深度。這一具體感性與形而上精神的合一，在中國美學中被稱為“至美”與“樂”。隻有能將人帶入這種天人合一、藝道合一體驗狀態的作品，方可稱為有境界的作品。宗白華將其總結為，“我們宇宙既是一陰一陽、一虛一實的生命節奏，所以它根本上是虛靈的時空合一體，是流蕩著的生動氣韻。哲人、詩人、畫家，對於這世界是‘體盡無窮而游無朕’”。審美與藝術的形而上追求，使得中國的審美與藝術不隻停留於感性現象本身，滿足於感官舒適、震驚、奇幻等淺層次愉悅，而是指向一種“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的意義世界，滿足於回歸形而上本體的深度愉悅。可以說，離開了形而上的維度，中國審美和藝術的精神將蕩然無存。
當代審美發展與形而上學的堅守
形而上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理解審美與藝術的關鍵性維度，是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特性的必然性產物。當今，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審美與藝術都面臨著新的挑戰。審美正在被腦神經運作機制來進行“科學”的說明與模擬，藝術創作則極大降低了技能門檻而被人工智能廣泛性生成。這是一種近乎“無人”的美學與藝術觀。由此，傳統形而上學的人生的、歷史的、宇宙的整體性世界離人的生命體驗越來越遠，漸趨被虛擬人生類游戲、算法邏輯等代替。不可否認，這是人類科技發展所打開的新界面，帶來的是一種新感性革命，亟待理論的闡釋與反思。但這一數字化生存的“美麗新世界”，亦如同洞穴裡的幻影，可能讓人沉迷其中而成為“面壁的囚徒”。人工智能技術的運用，在拓展創造力、建構擬像世界的同時，也割裂了人與物質世界的有機整體性。人生維度的切身體驗感、真實交往感、身體力行感，歷史維度的反思感、懷舊感，宇宙維度的生命感、物感、氣息感、觸摸感等都在不斷淡化或者轉化為另類的替代方案。再眩惑的數字化作品，如果失卻與人生真切在世感的共鳴以及與現實性的交互，也終將淪為過眼雲煙。因為，在技藝的創作與欣賞過程中，生活在陽光下真實世界的人才是技藝存在的目的。
因此，在人工智能時代，強調審美與藝術的形而上學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我們相信人是不能完全“數智化”的，或者說人工智能技術只能是人的協同創造者，那我們就應當將無法邏輯化的形而上精神視為人工智能時代的人文堅守。《中庸》有言：“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任何缺失與人性價值對齊的發展路徑，都不是行穩致遠之道。正如康德所說，“人類精神一勞永逸地放棄形而上學研究，這是一種因噎廢食的辦法，這種辦法是不能採取的。世界上無論什麼時候都要有形而上學”。海德格爾進一步補充，“形而上學屬於人的本性”。也許可以這麼說，失去形而上學，人也就失去了作為碳基生命的本性。堅守審美與藝術的形而上精神，就是堅守作為審美與藝術活動主體的人類本身。道器不二，在人機共生的未來，我們不妨將人工智能視為一種人倫日用之器，讓形而上精神以多元互動的方式流布其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