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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古今中外法”深化黨的創新理論學理化研究闡釋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 李文堂
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不僅對我們研究中共黨史、中國近現代史具有方法論意義，對我們今天深化黨的創新理論學理化研究闡釋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古今中外法”強調扎根中國研究世界，從中國歷史內部尋找社會變革的規律，這才是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
首先，跳出西方民族國家范式，在文明內生邏輯中把握“中國特色”。這裡的“特色”已不局限於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而是拓展到人類不同文明視野。“中國特色”表現在中國道路、中國式現代化的許多維度，但最重要的表現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僅是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實踐邏輯決定的，也是由中華文明的內生邏輯決定的。
其次，跳出西方政教分離范式，在德性政治文明傳統中理解黨的領導。西方民族國家范式的出現，一大背景就是政教分離。世俗化的政治行為不再以政治德性為基礎，倫理學與政治學分離、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分離，最終導致政黨政治喪失了古典政治德性。馬克思主義政黨自身具有政治德性，並在中國化過程中逐漸融入了中國德性政治文明，突出強調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習近平總書記通過“兩個結合”深刻詮釋了這種政黨形態，並以高度的文明自覺極大提升了其文明氣質，通過自我革命重新鍛造了中國共產黨，使之成為具有鮮明德性政治文明特質的先進性政黨，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必要的理論共識、價值導向與秩序安排。
再次，跳出科學理論與道德實踐脫節范式，在“格物致知”與“誠意正心”的統一中闡釋黨的政治德性。為什麼一個由科學理論武裝起來的政黨能夠融入德性政治文明並在其中發展壯大？因為德性政治文明有一種“明明德於天下”的文明關懷，這種“明德”是一種理性之光，與馬克思主義真理之光匯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國共產黨追求真理、獻身真理的美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政治上的堅定源於理論上的清醒。”這種強烈的理論關懷是誠意正心的黨性修養的基礎，充分體現了德性政治文明的精神特質。正是在這種文明母體中，黨的自我革命、黨規嚴於國法、依規治黨和以德治黨相統一等一系列理論與實踐創新才能徐徐展開。
用實踐激活理論 以理論指導實踐
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 孫正聿
“理論思維的起點決定著理論創新的結果。”構建具有理論生命力和世界影響力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在理論思維的起點上，就要自覺地用實踐激活理論，以理論指導實踐。
理論是思想中的現實。任何重大的理論問題都源於重大的現實問題﹔任何重大的現實問題都蘊含重大的理論問題。從現實問題中提出理論問題，“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理論思維是用理論把握現實、引領實踐、發展文明的思維方式和思想力量，隻有自覺地提升理論思維能力，才能從紛繁復雜、層出不窮的現實問題中提出有學理性的研究課題、概括出有學理性的學術命題、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標識性概念，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把中國理論轉化為中國話語。
“理論創新只能從問題開始。”理論研究的問題導向，要求理論研究必須要有明確的“靶子”、鮮活的“靈魂”、豐滿的“血肉”。沒有明確的“靶子”，提不出源於實踐的理論問題，就是無的放矢﹔沒有鮮活的“靈魂”，提不出回答現實問題的理論觀點，就是文字堆砌﹔沒有豐滿的“血肉”，作不出合乎邏輯的理論論証，就無法“以理服人”。
運用理論思維“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既不是從概念到概念、從命題到命題的“編詞”和“造句”，也不是用原理解說實例和以實例解釋原理，而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和人類文明形態的歷史性變革中，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形成具有普遍說服力的價值話語，提升中國理論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
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是極為嚴肅、極為艱巨的理論工作，要善用理論思維，從學理上回應回答中國和世界所面對的時代性問題。學術研究的理論思維，就是把經驗思維中缺乏規定性的“名稱”，提升為具有思想內涵、時代內涵、文明內涵的“概念”﹔把經驗思維中缺乏邏輯性的“羅列”，提升為具有思想性、層次性、系統性的“概括”﹔把經驗思維中缺乏學理性的“敘述”，提升為具有探索性、批判性、體系性的“論証”，把鮮活的“道理”講鮮活、把深刻的“學理”講深入、把睿智的“哲理”講透徹。
為建設世界經濟學研究的新中心而努力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林毅夫
自1776年亞當·斯密《國富論》問世、經濟學成為獨立學科以來，世界經濟學研究和大師輩出的中心，先后集中於英國、美國。歷史規律清晰表明：世界經濟中心在哪裡，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就在哪裡。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現象，也將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現象，我國也必將成為世界經濟學研究和大師輩出的中心。10年前，習近平總書記號召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為我們抓住這一時代機遇提供了根本遵循。
經濟學是經世致用之學，貴在“知成一體”。二戰后，不少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理論制定政策，長期陷入貧困或中等收入陷阱。反觀中國，我們堅持實事求是地制定發展轉型政策，推動實現了穩定與發展的雙重奇跡。正反兩方面實踐讓我深刻認識到：西方主流理論並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當前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側重研究發達國家現有結構與生產力水平下的資源配置和市場均衡，忽視了經濟發展是生產力持續提升的結構變遷過程﹔同時易將發展中國家的問題，簡單歸因於產權、制度等上層建筑與發達國家存在差異，忽視了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根本性決定作用。中國經濟學研究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物質第一性的稟賦條件出發，總結規律，構建發展、轉型與運行理論，方能實現理論創新與“知成一體”的統一。
立足中國實踐形成的理論，既能解答中國自身問題，也能為與我國有著相同歷史遭遇、相似物質條件、共同發展追求的發展中國家，推進工業化、現代化提供可行參考﹔同時可為發達國家破解長期存在的貧富分化、發展失衡等困境提供借鑒。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培育新質生產力等源自中國的理念，已推動國際經濟學界重新認識政府作用與產業政策價值。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將勢不可擋地成為世界經濟學研究的新中心。
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扎根中國改革發展實踐，提煉原創性理論，以理論創新服務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為建設世界經濟學研究的新中心而努力，為人類發展進步貢獻中國智慧。
扎根實踐沃土 涵養法治文化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馬懷德
10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為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擘畫了藍圖，指明了根本方向。構建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以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為根本遵循，緊密服務黨和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扎根實踐沃土、涵養法治文化、培育時代英才，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貢獻堅實的法治力量。
在回應中國問題中實現理論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我國法治實踐的每一次突破，都對法學理論研究提出了新命題。以行政法學為例，面對政府治理的獨特性和復雜性，“依法行政”這一概念的局限性日益顯現，學術界立足新實踐、回應新問題，豐富發展了“法治政府理論”。再如，隨著算法和自動化決策日益普及，傳統的“正當程序”原則在“算法黑箱”影響下面臨失效風險，學界提出“技術性正當程序”這一原創性概念，嘗試將公開、可解釋、可復核等法治要求嵌入技術系統。這種從“中國實踐”向“自主理論”的轉化，正是要擺脫“學徒心態”，用中國范疇闡釋中國道路，實現真正的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
在知行合一中培養時代英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學教育要處理好知識教學和實踐教學的關系。”學生們既要讀懂“書本上的法”，也要理解“行動中的法”。我們成立涉外法治學院，目的就是通過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強化實踐教學，努力培養既有過硬的政治素養，又能將理論功底與實踐能力融通，將國際視野與中國立場結合的涉外法治人才，使其能夠有效參與全球治理，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中發揮關鍵作用。
在強化法治意識中涵養法治文化。涵養法治文化，關鍵在於強化全社會法治意識，營造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圍。隻有始終堅持講依據、講理性、講程序、講証據，才能通過依法治校實現高校“善治”。例如，高校建立“接訴即辦”平台，將學生與職能部門之間的訴求回應納入制度化軌道，本身就是一堂鮮活的法治實踐課，潛移默化地在學生心中播下規則意識與程序正義的種子，引導學生自覺成為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踐行者和守護者。
讓古老的歷史學在新時代煥發生機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原所長 卜憲群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為古老的歷史學在新時代煥發生機提供了豐厚滋養，也是中國史學科建設發展的根本遵循。
在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上取得顯著進展。自主知識體系體現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理論自覺意識，也體現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是關系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基礎性重大問題。10年來，中國史學科堅決破除“西方中心論”，摒棄各種曲解中國歷史的錯誤史觀。堅持以大歷史觀統領中國史研究，立足中國歷史實際，講述中國話語，解決史學問題，展現出鮮明的主體性和原創性，為回答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作出重要貢獻。
在冷門絕學傳承上取得重大成績。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要重視發展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冷門學科”，並對其文化價值、學術價值、學科地位以及現實意義作了明確定位。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極大地推動了以甲骨學、簡帛學、敦煌學、突厥學、徽學、藏學、滿學以及多種民族語言文字為代表的冷門絕學的發展。國家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圍繞冷門絕學的支持體系逐步成形。這些學問已經做到有組織、有規劃、有保障、成體系發展，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的“需要時也要拿得出來、用得上”“確保有人做、有傳承”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
史學工作者要在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上多作貢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要有所作為，就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要求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自覺把個人學術追求同國家和民族發展緊緊聯系在一起”。史學工作者既承擔著傳承古老史學優良傳統的職責，又肩負著史學服務新時代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神聖使命。我們要努力挖掘歷史中蘊含的經驗，汲取治國理政的歷史智慧，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澱更為深厚的歷史底蘊。要堅持用大歷史觀統領史學研究，加快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用科學的歷史觀將正確的歷史知識傳播給社會大眾。
深耕區域國別基礎研究 用心服務國家戰略決策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 傅小強
近年來，在黨中央高度重視和學界同仁共同努力下，我國區域國別研究蓬勃發展，與大國地位相匹配、與國家戰略需求相適應的區域國別學自主知識體系初見雛形。與此同時，當前區域國別研究仍不同程度存在浮於表面、深耕不足、研用脫節等突出問題。
唯有下足“接地氣”的笨功夫，方能練就“接天線”的真本領。從研究方法上來看，首先要注重“走進田野”，摒棄浮光掠影、走馬觀花，要以務實姿態，真情真意地融入當地，深入了解國情、社情、民情、輿情，系統掌握一手資料，真正把文章寫在世界的大地上。
區域國別研究不能僅做資料採集工作，更要開展理論構建。要以扎實的調研素材為根基，超越西方基於二元對立世界觀、“中心—邊緣”體系的傳統地區研究范式，立足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煉構建立足中國視角、彰顯中國特色的區域國別研究解釋體系。
區域國別研究的核心使命是增強國際理解，服務黨和國家戰略決策。沒有建言資政的使命牽引，區域國別研究就容易淪為虛談廢務的空論﹔沒有潛心求真、扎實厚重的基礎研究，就無法提出高質量、可落地的政策建議。隻有將區域國別基礎理論研究與戰略對策研究有機融合，才能為黨和國家科學決策提供務實管用方略，真正釋放區域國別研究核心價值。
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下，一些平日裡“八竿子打不著”的問題，可能迅速演變為“火燒眉毛”的重大風險。要准確把握區域國別研究“大小、冷熱、遠近”的辯証關系，全面提升風險預判和前置研究能力。要將其置於全球地緣政治、經濟發展的宏觀框架下統籌審視，杜絕“隻見樹木、不見森林”，把分散的國別研究整合為理解和構建國際秩序的完整研究體系。
期待學界同仁堅持學研用一體貫通，推動供需兩端精准對接，構建學科建設、智庫研究、實務部門高效銜接、良性互動的區域國別研究生態體系。傳承弘揚“傳幫帶”集體研究優良傳統，加強制度保障，實現研究領域的全面布局。深化區域國別學與國際關系學、國家安全學等學科的協同互鑒，打造更多兼具戰略性、前瞻性、應用性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為強軍事業提供歷史鏡鑒和精神支撐
軍事科學院解放軍黨史軍史研究中心原主任 張從田
我長期從事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研究，深感立足學科專長，把研究做深、做精、做實，以史鑒今、服務強軍，是我們這一代軍史工作者的職責所在。
第一，服務強軍，首在堅定政治方向。軍史研究首先是政治研究，必須把牢政治方向、站穩政治立場、堅定政治原則。針對歪曲、詆毀黨和人民軍隊形象，貶低、否定黨和人民軍隊作用的錯誤思潮，應當堅守唯物史觀，“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堅決捍衛歷史真相，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讓正確的歷史認知成為社會大眾的共識，更好地服務於強軍實踐。
第二，服務強軍，重在聚力練兵備戰。軍史研究作為把握戰爭規律、提升實戰能力的重要路徑，不能僅停在“是什麼”的層面，更要回答“為什麼”“怎麼辦”的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著力聚焦我軍戰勝強敵的經典戰例，深入研析蘊含其中的制勝機理，並結合未來信息化智能化戰爭的特點，將歷史智慧轉化為練兵思路，把傳統戰法融入現代作戰體系，為指揮員決策指揮、部隊實戰實訓提供歷史借鑒和理論支撐。
第三，服務強軍，貴在以史育人。軍史研究必須緊扣弘揚優良傳統，充分發揮以史育人的社會功能。一是深挖軍史脈絡，著力突出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鑄牢革命軍人絕對忠誠的政治品格﹔二是萃取軍史故事，著力突出人民軍隊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特有優勢，純正人民子弟兵的初心本色﹔三是復盤經典戰例，著力突出人民軍隊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砥礪廣大官兵血性膽氣和戰斗精神。
第四，服務強軍，要在守正創新。軍史研究既是賡續紅色血脈的基礎工程，更是服務強軍大局的戰略支撐，要把堅守初心本源與勇於開拓創新統一起來。所謂堅守初心本源，就要嚴謹治學，深耕史料，確保研究的科學性、權威性。勇於開拓創新，就要不斷開拓軍史研究的新領域，尤其是不能閉門造車、孤立治學，必須主動融入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大格局，一方面依托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賦能提質，另一方面又豐富和拓展社會科學的研究維度，從而實現軍史研究與整個社會科學同頻共振、互促共進。
在哲學社會科學交叉創新的道路上不斷探索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 鄭 雯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發展指明方向。我校價值認知傳播與人智協同治理交叉創新團隊歷經10年探索，深刻體悟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重要要求：要加快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使這些學科研究成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突破點。
交叉學科為何會成為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重要突破點？首先是時代所需，國家所托。哲學社會科學的交叉創新是立足學科內生需求，主動站位回應重大現實問題的理論自覺與學術進階。立足國家戰略需求前瞻布局，哲學社會科學方能緊跟時代、挺立潮頭。
交叉學科如何成為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重要突破點？學界的普遍共識是：計算科學、智能科學賦能哲學社會科學，通過研究方法更新，大幅提升對超復雜社會系統的運行規律解析與趨勢預判能力。計算思維、數智技術與社會科學問題意識深度耦合，推動哲學社會科學實現方法解放與視域拓展。與此同時，盡管學界存在部分重技術輕人文、重方法輕思想的傾向，但學科發展已從技術單向賦能社科，邁入社科與智能科學雙向賦能、互促共進的新階段。哲學社會科學為智能科學提供思想引領、理論指導、價值准則與倫理規范，以社科定力牽引智能科技向善發展、服務社會大局。
交叉學科以何成為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重要突破點？“人”，是哲學社會科學的核心命題，也是學科交叉創新的根本動力。交叉創新團隊在探索中形成有理論、有思想、有格局的新興學科命題，形成老中青“傳幫帶”、跨學科學術共生的長效機制﹔交叉創新的動力，亦在於匯聚年輕人、培養年輕人。我校在國際傳播領域推進“博+碩”學科大交叉人才培養項目，將交叉學科融合從科研協作延伸至人才培養全鏈條，為哲學社會科學突破發展持續輸送后備人才。
構建哲學社會科學與智能科學深度融合的研究范式、完善交叉學科人才培養體系，仍需久久為功。新時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將始終以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為根本遵循，在服務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展現學術擔當與時代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