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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發展大家談】
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的朗潤園，致福軒教室的窗外是四季流轉的燕園景色，窗內懸挂著“因行得知，用知踐行，唯成証知，知成一體”的16字治學箴言。這裡，是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的所在地，也是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榮譽院長林毅夫每日伏案工作、與學生論道的地方。
書架上，層層疊疊的著作與手稿，記錄著這位經濟學人四十余載的求索與堅守。在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進程中，經濟學因其貼近改革實踐的學科稟賦，肩負著從中國經驗提煉中國理論、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道路的時代重任。在“幾十年時間走完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的時空壓縮中，中國創造了世所罕見的“兩大奇跡”。如何將這些鮮活經驗升華為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理論，讓中國學術從“跟跑”邁向“並跑”乃至“領跑”，成為時代賦予經濟學人的重大課題。
10年來，中國學者扎根大地，將改革實踐化為理論創新的源頭活水，逐步走出西方理論范式的路徑依賴。本報特邀林毅夫教授，從10年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思想共鳴開始，一同回望這10年間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歷程的實踐，也一同眺望在即將展開的歷史新畫卷中，中國式現代化將如何書寫屬於這個時代的學術新篇章。
聆聽時代之聲：中國經濟學人的理論自覺
記者：2016年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后，您曾說“更覺責任重大”。那場會議帶給您最深刻的觸動是什麼？這些觸動如何推動您近10年的學術研究？
林毅夫：2016年5月17日，我作為經濟學界代表參加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現場聆聽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論述，既體現出高度的理論自信，又包含著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理論創新的期待，為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堅定信心、擔當歷史責任、為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作出應有貢獻指明了方向。
近10年來，我們以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為根本遵循，全力推動總結於我國發展轉型經驗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深化、推廣和運用，其間最深的感悟主要有三點：一是理論的生命力在於實踐。任何脫離實踐的理論都是空中樓閣，隻有扎根中國大地、回應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的理論，才能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二是自主創新要敢於突破。學術創新不能迷信權威、盲從西方，要敢於質疑、敢於突破現有理論的束縛，從中國實踐中提煉出新的標識性概念和原創性理論觀點。三是學者的使命在於報國。任何現象都可以用許多不同的理論來解釋，唯有揭示了現象的本質和背后根本決定因素的理論才能有助於社會的進步。因而，學術研究的目的，不僅在於發表，更在於改造好世界。唯有心懷家國、志存高遠，方能摒棄“為發表而發表”的心態，牢牢把握中國發展實踐賦予理論創新的重大機遇。這是我們肩負的學術使命，更是義不容辭的時代擔當。
記者：從“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提出，到“中國經濟學”教材體系從無到有，中國經濟學界在回應重大時代命題方面發生了哪些實實在在的變化？
林毅夫：近10年中國經濟學界的變化很大。具體來看，有這麼幾個積極變化：在思想層面上，徹底扭轉了長期以來“言必稱西方”的學術慣性，打破了對西方理論的盲目崇拜，確立了“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自主創新方向，讓中國學者從西方理論的“注釋者”轉變為中國實踐的“闡釋者”和新理論的“開創者”。在實踐層面上，推動經濟學研究回歸實踐本源，聚焦國家重大戰略需求，一批扎根中國大地的原創理論不斷涌現，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教材體系建設取得實質性突破。
就拿“中國經濟學”教材建設來說，自啟動以來，已經陸續出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宏觀經濟學》《中國微觀經濟學》等重點教材。與此同時，在高校經濟學的教學工作中，圍繞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展開的課程逐漸增多，其結構和質量也在逐漸完善和提升。在生態層面上，學術評價體系逐步擺脫“唯西方期刊、唯SCI/SSCI”的單一標准，更加重視理論原創性、實踐貢獻度和社會影響力，為理論創新營造了良好環境。在國際傳播方面，從“單向引進”轉向“雙向對話”，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舞台上的話語權顯著提升，中國學術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以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為重要抓手，一批中國經濟學著作正加速走向世界。例如，遼寧大學獲批的《古代中國經濟思想史》、我和合作者的《解讀中國經濟》《解讀世界經濟發展》以及國內許多經濟學家有關我國發展、改革的著作翻譯成多種外文版本，向國際學術界完整呈現了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歷史縱深。如今，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正迎來了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聚焦到經濟學學科，從學術范式的重塑，到“中國經濟學”教材體系從無到有，再到學術評價體系從“唯期刊”到“重原創”的深層變革，以及中國經濟學以更加自信的姿態走向世界學術舞台——這些變化共同印証著：中國正在成為經濟學知識版圖中不可忽視的“理論策源地”。
扎根實踐之壤：中國經驗如何淬煉經濟理論
記者：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哪些西方教科書裡沒有的“新素材”？這些本土經驗提煉出了哪些標識性概念和原創性理論框架？
林毅夫：中國改革開放40余年的偉大實踐，為理論創新提供了豐厚沃土。例如，在經濟轉型上，我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取得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雙奇跡，而蘇聯、東歐國家按西方主流理論推行“華盛頓共識”主張的市場化、私有化，帶來的卻是經濟崩潰和長期停滯。在發展實踐上，中國實現了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型，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體系。以制造業為例，中國從改革開放初期的紡織、玩具、電器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起步，逐步升級到電子信息、高端裝備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這一產業升級路徑表明，一個經濟體在工業化進程中，隨著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和勞動力素質提高等稟賦條件的改變，政府因勢利導，幫助企業家克服市場失靈，產業會逐步從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轉向高附加值的資本技術密集型。這是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也是工業化進程中的普遍規律。在區域實踐上，中國東中西部地區根據自身稟賦條件形成了差異化發展格局：東部地區依托區位優勢和勞動力優勢，發展出口導向型產業﹔中西部地區逐步承接產業轉移，培育特色優勢產業。在宏觀政策實踐層面，面對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精准投向基礎設施等短板領域，既穩住了短期增長，又提升了長期潛力，凸顯了中國的宏觀調控在應對危機時兼顧短期與長期、需求與供給的實踐特色。
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總攬全局，對關系新時代經濟發展的許多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深邃思考，概括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和發展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立足新時代我國國情和經濟改革發展的實際，在實踐經驗積累和理性認識躍升的過程中，不斷厚植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學術根基。例如，中國制造業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的躍遷，不是簡單的產業更替，而是生產力質態的根本性變革，“新質生產力”概念的提出正是對這一實踐經驗的學理提煉﹔當中國跨越了“有沒有”的階段，進入“好不好”的階段，發展實踐必然催生新的理論需求，“高質量發展”正是對這一階段性轉換的理論回應﹔超越凱恩斯主義的積極財政政策實踐，以及“跨周期與逆周期調節相結合”的經驗積累，催生了“宏觀經濟治理”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從東中西部差異化實踐中生長出來的空間發展理論，為發展中國家處理區域發展問題提供了新思路﹔“有效市場”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有為政府”強調政府彌補市場失靈、提供公共產品等主動作為，二者功能互補、各司其職，“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為后發國家的制度設計提供了新的理論選項。
記者：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在解釋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發展實踐時存在哪些局限？中國經濟學界在打破這些局限、推動經濟學理論的本土化創新上做了哪些努力？
林毅夫：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本質上是基於發達國家的經驗提煉出來的，其暗含的前提，如資本相對豐富的稟賦結構、處於世界前沿的產業、完善的市場制度、健全的法治環境、成熟的金融體系等，在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並不具備。當這些理論被用於指導發展中國家時屢屢出現南橘北枳、水土不服。以我個人學術經歷的一個片段為例：1988年，我國出現18.5%的高通脹，政府以行政手段“治理整頓”抑制通脹——按西方理論這是“不理性”的，但是，若真如此，我國不可能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1987年，經濟年均增長9.9%﹔同年，我在印度發現，它作為一個建立在私有產權基礎上的國家竟然也有“國家計委”，且其關心的問題與我國國家計委關心的問題相同。這兩件事促使我反思：不能簡單套用西方理論，必須直面現象本身，了解其背后的道理。
為突破上述局限，中國經濟學界需要的不僅是簡單“修補”西方理論，而是從中國實踐中提煉出一系列標識性概念和原創性理論框架，賦予經濟學理論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在研究范式上，直面中國經濟運行的獨特事實，從“用中國數據檢驗西方命題”轉向“從中國經驗提煉一般理論”。在概念體系上，《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集納了一系列獨創性概念——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新質生產力、現代化經濟體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質量發展等，這些標識性概念解決了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邏輯起點問題。在方法論上，逐漸形成共識——研究方法應服務於問題本身，推動案例研究、歷史分析、田野調查等定性方法與定量方法有機結合，使制度、歷史、文化等復雜因素進入分析視野。在問題意識上，不再滿足於回答“西方理論在中國為何失靈”，而是著力追問“中國實踐告訴了我們什麼關於經濟發展的普遍道理”。總的來說，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局限，恰恰為中國經濟學界提供了理論創新的歷史機遇。當現有理論無法解釋中國實踐時，不是中國的實踐錯了，而是理論需要更新。中國經濟學界的任務，不是給西方理論做“中國注腳”，而是從中國實踐中提煉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成果。
記者：您認為，馬克思主義為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哪些重要指引？
林毅夫：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們必須有了正確的世界觀、方法論，才能更好觀察和解釋自然界、人類社會、人類思維各種現象，揭示蘊含在其中的規律。馬克思主義關於世界的物質性及其發展規律、人類社會及其發展規律、認識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等原理，為我們研究把握哲學社會科學各個學科各個領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觀、方法論。”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隻有掌握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經濟學研究才能真正實現對復雜經濟現象的本質揭示和規律把握。我早年學習的專業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在形成之初就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這一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融入理論體系構建中。在這一過程中我深切體會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為突破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局限、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論指引。
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辯証唯物主義的“物質第一性”原則要求經濟學研究必須從客觀存在的物質條件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而非從主觀意願或抽象理念出發。第二，唯物辯証法要求從事物內部的矛盾運動出發分析問題，這意味著經濟學研究不應滿足於表面現象的統計描述，而要深入揭示經濟變量之間的內在矛盾及其轉化機制。具體到研究方法上，就是堅持問題導向。第三，實踐是認識的來源、動力、標准和最終目的，理論的價值在於它能否解釋經濟現實、指導經濟實踐，經濟學研究應當以“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作為根本使命，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第四，堅持歷史視角，把握發展階段的內生性，不同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的物質條件、本質特征和主要矛盾，適用的政策工具、制度安排和理論框架也應有所不同。第五，堅持系統觀念，經濟系統中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個環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經濟學研究要避免孤立、片面地分析問題。第六，馬克思主義關於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証關系原理，為理論創新提供了重要指引。中國經濟發展既具有特殊性，也蘊含著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要從中國實踐中提煉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經濟學新知。總之，馬克思主義為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分析框架。我們要堅持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指引，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繼續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賦予經濟學理論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加快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
眺望前行之路：青年學者的使命與經濟學的未來
記者：當代青年學者投身中國經濟學及其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需要具備哪些品質？
林毅夫：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需要一代接著一代人的努力，每一代的青年學者都是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主力軍。對青年學者，我有四點期望：一要堅定理想信念，涵養家國情懷。樹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遠大志向，把個人學術追求融入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始終牢記學術報國的初心使命，讓學問服務於人民、服務於時代。二要堅持實事求是，扎根中國實踐。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了解中國國情、把握中國實際，從真實世界的現象中發現問題、提煉規律、構建理論，避免閉門造車、空談理論。以開放心態直面世界，不被現有理論包括自己提出的理論和固有思維束縛，真正做到實事求是。三要夯實理論功底，錘煉過硬本領。堅持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掌握現代經濟學的規范方法，同時廣泛涉獵歷史、哲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知識，打下扎實的知識根基。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練就提升認識現象本質、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做到“道正、術高、業精”。四要保持堅韌定力，勇於攻堅克難。理論創新的道路從來不會一帆風順，會面臨質疑、挑戰和困難。青年學者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不為名利所惑、不為浮華所擾，堅守學術初心，勇於探索創新，在攻堅克難中實現理論突破。
記者：踏上新征程，您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特別是中國經濟學的未來發展有怎樣的展望？對學界同仁有哪些共勉之語？
林毅夫：我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尤其是中國經濟學的未來充滿信心。1995年我曾預測：21世紀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是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新思潮的大師在中國輩出的世紀。這一預測並非身為經濟學工作者的自我勉勵，而是基於歷史發展規律的判斷。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波瀾壯闊的發展實踐，為理論創新提供了豐厚沃土，也必然催生能夠解釋和指導這一實踐的經濟學理論。反過來，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這些從實踐中生長出來的理論，又肩負著指引實踐、服務發展的不可替代的使命擔當：一是揭示發展規律，深入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邏輯、發展路徑和內在機理，回答“中國為什麼能成功”“未來如何繼續成功”的重大問題，為國家發展提供理論指引﹔二是提供決策支撐，立足中國國情和發展階段，在世界百年變局和新一輪產業變革當中，統籌發展與安全，為產業升級、科技創新、共同富裕、風險防范等重大戰略議題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方案，踐行“知成一體”的學術理念﹔三是引領國際話語，構建中國自主的經濟學話語體系，講清楚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和中國文化的合理性與優越性，打破西方話語壟斷，為全球發展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四是培育時代新人，培養一批具有家國情懷、理論素養、實踐能力的經濟學人才，為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提供源源不斷的人才支撐。
未來，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關鍵在於：實踐層面，要牢牢立足中國式現代化的最新實踐，聚焦新質生產力、高質量發展、共同富裕、數字經濟、綠色轉型等重大議題，提煉新的規律、新的理論，讓理論始終扎根中國大地、回應時代需求﹔方法論層面，要堅持問題導向，運用唯物辯証法，從客觀實際出發，用“一分析、三歸納”（問題本質分析，歷史縱向歸納、當代橫向歸納、多現象綜合歸納）的方法揭示現象的本質和決定因素，避免被現有理論束縛﹔學科層面，要加快構建完整的學科體系，同時加強教材體系建設，編寫一批具有中國特色、國際視野的精品教材，培養一批具有理論創新自主意識和素養的后備力量。
（本報記者 王曉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