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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千裡，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文學作為精神文化生產的重要形式，隨時代變遷而不斷演進。與之相應，文學觀亦呈現出傳承發展、革故鼎新的多元圖景。當前，在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時代背景下，系統梳理中國文學觀的遞嬗歷程，對於繁榮發展文學藝術具有重要意義。
“四體”觀主導的文學史書寫
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史書寫始終存在一個“元問題”，即“何謂文學”。按理說，研究對象尚不明確，研究和書寫的基礎尚不穩固，后續工作無從談起。但中國文學史書寫恰恰不僅沒有擺脫這一“元問題”，反而因此獲得了建構紛紜、不斷遞嬗的可能性。
20世紀初，在西學東漸背景下，我國學術體系由“四部之學”轉為“七科之學”，在此過程中，“文學”作為廣義語言文化的一個分支專名，成為學人關注和辨析的對象。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將小說視為“文學”中“首屈一指”的文體，這既與“孔門四科”中的“文學”迥異，也明確與傳統的文章之學割席。稍后，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提出“一切學問皆能以利祿勸，獨哲學與文學不然”，又在《論近年之學術界》中強調非實用、非功利乃“文學”之“神聖”基礎。
新文化運動中，上述主張得到進一步發展。胡適有《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有《文學革命論》，他們在批判桐城派過程中與傳統文學觀完全割裂。至20世紀30年代，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將“新文學”按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分卷出版，在闡釋其編纂宗旨時直言新文學貫穿了“文學革命”的精神，在整理、評價新文學取得的成績時從理論建設以及小說、散文、詩歌、戲劇諸方面著手，頗有為文學轉型作一總結的意味。該書出版后產生很大影響，這種“新文學”觀念也成為學界與文壇的主流范式。
就中國現當代的文學史書寫而言，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是新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的開山之作，亦是20世紀50至70年代權威高校教材，其框架即為“文學四體”——詩歌、小說、散文、戲劇。這部教材在很長時間裡影響著各高校中文專業的教學及后續教材的編寫。而作為理論形態的呈現，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是當時全國廣泛使用的文學理論教材，其中雖指出文學體裁的分類不是絕對的，但仍認為四分法特別符合文學創作的實情，有利於我國的文學繁榮，並在書中採用了四分之說。上述兩書曾是各高校中文系必修課長期使用的教材，對“文學四體”觀念的“一統天下”產生了重要推動力。
20世紀80年代以后，這種情況有所變化。一方面，主流模式主張文學研究和文學史書寫應聚焦經典作家、嚴肅文學作品、主流思潮等，以“純文學”為入史標准，以“文學四體”為知識框架，基本排除通俗、民間等文學形態以及應用文體。另一方面，“新文學本位”“純文學觀”不時引發學界對文學史邊界的討論，不少學者提出了“文學擴容”“與時俱進”的主張。一些現當代文學史增加了通俗文學、網絡寫作等章節，古代文學史則調整文體之間比重，加大應用性質古文的研究。同時，分體式文學史、個性化文學史的編撰日益增多，與主流模式構成了補充或對話的關系。可以說，文學史書寫的多元趨勢折射的是文學觀的遞嬗，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的生產，其與社會思想文化的發展密切相關，並參與著后者的建構。
方枘圓鑿的矛盾與知識固化之困境
當我們以“四體”范式梳理、整合我國兩千余年與“文學”相關的活動時，方枘圓鑿的沖突便凸顯出來了。
魯迅評價《史記》的那句名言——“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恰切概括了《史記》的文體特征，即兼具史學與文學的雙重性質。以膾炙人口的“趙氏孤兒”“霸王別姬”等橋段為例，作者以信史視之載入史冊，但若加以推敲質疑，作為傳奇故事來讀亦無不可，或者徑直視為小說也相去不遠。那麼，如果以“純文學”繩之，文學史就只能將《史記》割愛了。問題不止於此。《左傳》中鉏麑刺趙盾的精彩片段，同樣是被質疑了兩千年的話題，其核心在於“史學實錄”與“文學虛構”的邊界，進而引申為《左傳》是否具備進入文學史的資格。不僅史傳中存在與“純文學”標准相抵牾之處，即便是國人習稱的大文豪如韓愈、白居易，其《師說》《與元九書》等名篇佳作，能否進入文學史視野也成了問題。於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古代文學史領域出現了“大文學”“雜文學”等提法，試圖消弭邏輯悖論，但新的理念更多停留在意義闡釋層面，並未形成被普遍接受的可操作范式。
進入新世紀，隨著互聯網普及與人工智能迅猛發展，網絡文學、有聲讀物、短視頻、“二創”等泛文學文本以鋪天蓋地之勢佔據大眾視野，形成了駁雜多元的文化樣態，文學在多個維度發生巨變：創作主流由精英式的專業操作轉向大眾的日常文化行為﹔文本的四體邊界、雅俗二元在跨介質、泛文學的大潮中日漸消融﹔傳播的新質化、多樣性對生產場域影響日隆，從而改寫著文學的整體格局。這無疑對既有文學知識體系構成挑戰。
簡言之，舶來的“文學”觀念，在百余年間曾推進了我國文學知識體系的建設，但伴隨時代發展亦逐漸顯露其缺欠。一是與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割裂，以至於在面對諸多文學現象時鑿枘不投﹔二是這一觀念進入教科書后，知識系統逐漸固化，以至於在處理變化多端的新文化現象時膠柱鼓瑟，難以因應時代變局而漸失活力。
文學知識體系構建的自主視域
如何構建具有自主屬性的中國文學知識體系，使其上承中華優秀文脈傳統，下啟文學發展的未來向度，並在數字時代實現知識框架的革新與重塑，已成為當下學界亟待破解的重要議題。
一方面，應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從中國古代文學言說中汲取精華。在我國文化傳統中，無論創作還是理論，都有邏輯自洽的“文”的觀念。如果我們能以理性、系統的路徑，將“文”所承載的歷史元素與深厚內涵融入文學觀的闡釋體系，或可為文學史書寫中存在的內在矛盾與理論困境提供破解思路。循此思路進一步向歷史縱深回溯，通過深度挖掘並汲取文學傳統中富於傳承性的審美特質與內在學理邏輯，有助於夯實中國文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文化根基。以中文單字成詞（單音節詞如“山、水、天、地”）的特點為例，其對寫作產生了深刻影響：句式靈活多變，單字成詞可獨立充當句子成分，也可自由組合為復合詞，使句式長短錯落，增強文本的節奏感與韻律美﹔既可以散行單句，又可以駢儷對偶，在句式變化中顯示行文技巧，從而產生純粹形式上的美感﹔同時，通過單字成詞的組合，能用相對簡約的文字傳遞比較豐富的含義，提升語言的凝練度。由於單個漢字往往兼具本義與引申義，寫作中可借助這一特點營造含蓄蘊藉的表達效果，給文本帶來張力，使閱讀伴隨“障礙賽跑”的趣味與愉悅。這一特點在中文寫作中，既體現於“純”審美意義的文體，也體現於實用性、應用類文體，在應用性中亦講求“文”之技巧乃至美感。這些都是構建文學自主知識體系應當挖掘利用的寶貴資源。
另一方面，應因應時代變化，立足中國文學發展實踐，展開主動性的理論創新與體系調適。對此，已有不少學人從不同方向著手開展工作。比如，以“文化生產”視角重新定義“文學”的內涵及外延，將網絡文學、視覺語言等納入視野，強調“文學性”的跨文本存在，為文學史敘事尋求新的可能性﹔又如，將文學傳播與接受機制納入文學史敘事，體現數字時代文學史擴容新方向﹔再如，凸顯史料語境、語言流變、民間立場或地域文化等角度，力求突破單一的現代維度及“文學四體”的觀念局限。在新的時代語境中，我們應當回應快速更迭、紛繁復雜的文學與文化現實，開展主動性的理論創新與體系調適，從深化理論范式轉型、拓展價值闡釋維度等方面持續推進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