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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國棟，系南京郵電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鄉郵即指“鄉村郵政”。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華北解放區鄉村郵政在抗日根據地交通事業發展的基礎上，“為了群眾，組織群眾”，建立起覆蓋廣泛、便捷高效的基層郵政體系，並逐漸由保障戰時通信向服務鄉村建設的角色過渡。在此期間，鄉郵建設與黨報黨刊發行互為表裡，既為解放戰爭勝利凝聚民心、積蓄力量，又以郵政為紐帶，銜接城鄉流通渠道，促進了鄉村經濟的復蘇，推動著鄉村社會的進步與革新，為新中國郵政事業發展與鄉村建設積累了寶貴歷史經驗。
一
我國近代郵政事業自晚清時期開辦，彼時清政府對於鄉郵建設無力進行，鄉村民眾使用郵政極為不便。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雖計劃建設鄉郵，然效果欠佳。抗戰勝利后，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有感於國統區鄉村“大都尚滯留在十八世紀狀態”，曾呼吁鄉村郵政建設應重於都市（《竺可楨全集第24卷》，上海科學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頁）。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郵政普及工作，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曾建立蘇區郵政。但受限於革命戰爭環境，未能全面擴展。及至抗戰時期，為提高郵政效率、拓展郵政網絡、推進黨報黨刊發行，鄉郵制度應運而生。以太行區為例，1940年9月冀太聯辦交通總局成立，實行郵交發合一，並提出建設鄉郵、推動黨報發行，“以轉遞公文報紙為主，同時捎轉群眾信件”（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太行區卷）》，人民郵電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頁），這是太行區鄉郵建設的開端。鄉郵的開辟推動黨報黨刊在華北解放區鄉村廣泛傳播，而報刊發行所需的時效性及准確性也助力了鄉郵的發展。毋庸諱言，華北鄉郵受限於抗戰時期復雜的戰時環境，也存在郵路不穩定且效率較低的缺陷。在太行區未經整頓的鄉郵，五千多郵工負責“郵路38000多裡，平均每人每天七八裡”，人力浪費嚴重（《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太行區卷）》，第232頁）。抗戰勝利后，黨的工作重心仍在農村，鄉郵工作雖已開展，但效率不高、分工不明確，加之部分地方政府認為郵政部門與鄉郵之間“已建立垂直領導關系”，便很少關心（《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北岳區卷）》，第269頁），致使鄉郵難以充分發揮作用。
為解決上述問題，華北各解放區先后明確了郵政部門及地方政府應分工領導鄉郵工作的思路。1946年9月，太行行署發文，要求政府負責鄉郵建設的組織工作，郵局負責郵務技術工作，還強調雙方應彼此配合（鄧辰西：《財政經濟建設》，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7頁）。同時，各解放區因地制宜，適時調整郵路，構建起貫通城鄉的“縣—區—村”三級郵政網絡。隨著鄉郵普及，其業務有所拓展，不僅負責郵件投遞，也開始承擔包裹與匯兌等業務，初步實現了從“服務黨政軍”向“軍民兼顧”的轉向。
二
解放戰爭開始后，鄉郵不僅擔負著傳遞黨政指令、宣傳土改政策的重要職責，還成為服務鄉村生產、繁榮鄉村文化的重要信息渠道。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華北成為敵我雙方較量的主要戰場，支援前線、鞏固后方是各解放區的核心任務。一年后，中共中央正式公布實施《中國土地法大綱》，土地改革運動使廣大鄉村群眾得以翻身解放。華北各解放區對此積極響應，大力完善鄉郵制度並提高效率，以配合黨中央重要決策在基層的貫徹落實。太岳區郵政管理局提出，改進鄉郵建設，深入農村發行黨報黨刊，“為服務於翻身、平分土地，徹底執行《中國土地法大綱》而努力”（《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太岳區卷）》，第201頁）。太行區行署強調，要將鄉郵建設與民主整黨、土地改革、生產運動有機結合，老區、半老區要全部組織，“使廣大農村在鄉郵工作上暢通無阻，做到普遍、迅速、經常、節省的標准”，游擊區要貫通重點縣、區、村，“做到秘密、安全、靈活、定期的標准”（《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太行區卷）》，第129頁）。
以此為契機，華北各解放區基本形成了邊區總局、分區管理局、縣郵局、區郵務所（鄉交站）、村代辦所（收發站、代收人或信櫃）五級郵政組織，鄉郵制度漸趨合理，鄉郵網絡日臻完善。這一時期，華北解放區鄉郵建設的成就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鄉郵網絡整體優化。太行區注重在游擊區、新解放區建設郵路，擴大鄉郵網絡覆蓋面。太岳區繼續拓展鄉郵路線，在1948年以后，全面暢通了區—村之間的郵路。靈石郵局因地制宜，“將一條大輪回干線改為四條小輪回線”，加快投遞速度的同時，拓展了鄉郵網絡，從而取得良好效果（《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太岳區卷）》，第257頁）。其二，鄉郵制度更加完善。各解放區確立了鄉郵人員的選拔、考核等用人制度。冀南區規定鄉郵代辦所主任要“肯為群眾負責任，能固定，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而且對社會身份也有要求，“由過去較好的代辦所以及商店合作社教員及榮譽軍人老弱退休的工作人員充任”。鄉郵工“必須是忠實可靠”，而且“最好粗識文字”（《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冀南區卷）》，第190頁）。各解放區還完善了郵件接收、封發、經轉、投遞、查驗、報告等業務制度，減少郵件及報紙丟失、積壓，提高了投遞效率。此外，“等價交換”原則得到廣泛應用，穩定了鄉郵隊伍。其三，鄉郵業務持續發展，不僅報刊發行深入鄉村，包裹寄遞、匯兌等新業務亦有拓展。1948年6月，太行區全區“發行黨報39835份，發行到農村的就有34000份，佔86%”。華北交通會議還提出：“今后要試辦農村儲蓄、貸款，發揮郵局組織的普遍力量，以大量開辦業務，繁榮農村。”（《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太行區卷）》，第293頁、第129頁）
解放戰爭后期，地方化轉型是鄉郵改革的重要特征。1949年初，人民解放戰爭即將迎來全國勝利，郵區規劃也面臨重新調整。鄉郵工作重心從“支援解放戰爭”轉向“服務鄉村群眾”。彼時，人民郵政事業尚處於“組織統一化、管理規范化、經營企業化”的轉型階段，難以承擔貫通鄉村所需的成本，鄉村群眾則無力負擔郵政企業化后的資費，一些地方政府亦不願因此增添開支。這一問題如不及時解決，城鄉交流將受到影響。
此前，郵政部門與地方政府對鄉郵實行雙重領導，但實際由誰主導，情況不一。隨著鄉郵工作重心的轉向，將其統歸地方政府主持，並與郵政部門之間明確權責，更貼合鄉村建設需求及郵政發展需要。地方政府能夠又好又省地解決鄉村群眾的通郵問題，郵政部門業務技術優勢得以保留，郵政網絡末梢通達得以實現，有效統籌了鄉村建設與郵政發展。冀魯豫邊區早在1948年即開始協調“郵地關系”，將鄉郵建設作為鄉村建設的一部分，發動各村群眾積極參與，其基本精神是“為了群眾，組織群眾”（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工作組財經組編：《財經工作資料選編（下）》，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793頁）。1949年2月，華北人民政府作出明確指示：“決定自本年起，鄉郵歸地方政府領導與供給。在一縣之內，由縣到區由郵局負責﹔區到村及村與村之間，整個鄉郵組織領導與供給開支全歸各地方政府負責﹔郵局隻在業務技術方面予以幫助，各級政府應將鄉郵工作列為交通部門工作的一部分。”（《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太行區卷）》，第216頁）此后，各解放區紛紛響應，為新中國成立后建設人民鄉郵奠定了扎實基礎。
三
解放戰爭時期華北鄉郵的繁榮，離不開土地改革、支前運動、文化普及等觸及鄉村社會根基的群眾運動。鄉郵通過發揮自身功效，也推動著鄉村社會的新陳代謝。
在政治方面，鄉郵肩負著保障政令暢通、規范鄉村治理的政治責任。鄉郵工不僅是傳遞者，更是重要的宣傳者。太岳區規定：鄉郵工要“利用休息時間進行宣傳，特別要注意宣傳《土地法大綱》和土改消息”。同時，鄉郵工作有著服務群眾，依靠群眾的鮮明特色。鄉郵工都來自基層，“工作情緒是熱烈的，往往比我們專門從事郵政的同志更覺得有興趣”。通過廣泛組織群眾參與，鄉郵獲得群眾認可，“我們的鄉郵工到村，群眾招呼得很好”（《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太行區卷）》，第233頁），有力地支持了我黨我軍在解放戰爭中的政治工作。
在經濟方面，鄉郵有著節約民力成本、助力鄉村經濟的實際效果。抗戰時期“沿村轉送”的模式，被更為合理的“等價交換、差役分工”方式取代。由專人負責鄉郵工作，其他群眾可以安心從事生產。隨著鄉郵的完善，群眾在本村就能寄信，不必長途跋涉到鎮上找代辦所。1948年據太行區武安一地計算，僅此一項，“一年可節省小米10000余斤，省工2200余個”。鄉郵業務的拓展，促進了鄉村經濟的恢復與交流。1948年7月，除“長江以南解放區尚未通郵外”，東北、西北、中原等各解放區均已實現通郵。同年，太行區共收寄平信、挂號信867000余件，包裹1430余斤，匯兌款項2700余萬元。為了工商業需要，“匯款限額已增至15萬元至100萬元，包裹重量擴大到40斤”（《本區郵政走上正規，普建鄉郵，大大便利群眾》，《新華日報（太行版）》1948年7月11日）。鄉郵包裹與匯兌業務的普及，便利了鄉村群眾之間的物資與資金流通，繁榮了鄉村經濟。
在思想文化方面，鄉郵起到了普及文化知識、提升群眾素養的作用。鄉郵網絡的完善推動黨報黨刊在鄉村廣泛傳播，極大提高了群眾政治覺悟，豐富了群眾精神生活。太岳區《新大眾》報“主要內容是土改翻身問題，文字通俗，辦法多，又具體，報價小”，因而廣受好評。此外，鄉郵還助推了鄉村讀報熱潮。長子縣勞動英雄楊金和互助組“因家庭負擔、畜力不足等問題”產生矛盾，通過讀報找到解決方法，其他互助組也從中借鑒經驗。讀報能使群眾受益，讀報組自然獲得發展，進而有效推動了鄉村文化的除舊布新。這也密切了休戚與共的黨群關系，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及華北鄉村社會的革新奠定了堅實群眾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