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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發展大家談】
四月的一場春雨，讓北京的綠意愈發濃郁。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一間堆滿中西學術著作的辦公室裡，記者採訪了該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陳勝前。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隻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國考古最新發現及其意義為題，舉行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高度重視考古工作，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這兩次重要講話，令陳勝前教授印象深刻。
陳勝前教授表示，經過幾代學人接續奮斗，我國考古工作不斷取得新成就。10年來，作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重要組成部分的考古學正邁向新征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正日益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十載考古 思接萬年
記者：過去10年，中國考古工作不斷取得新成就。從您的視角觀察，這10年我們在考古發掘、成果整理與闡釋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進展？這些成果對認識中華文明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陳勝前：10年來，全社會對考古事業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研究隊伍、配套設施、制度保障等方面都有了非常顯著的提升。在此基礎上，我國考古事業實現了飛躍性發展。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公共考古等領域，涌現出大量成果，為中國考古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基礎與實踐機會。
在田野考古方面，據國家文物局統計，每年批復實施的考古發掘項目達上千項。在對諸多遺址的發掘與研究中，不乏重要發現。例如，位於浙江仙居的下湯遺址，其墓葬中隨葬品數量在上山文化時期就已出現顯著區別，表明當時的社會可能已發生初步分化。位於黑龍江饒河的小南山遺址，隨葬品中發現了玉器，將中國玉文化的出現時間提前了1000年。位於河北張家口的鄭家溝遺址，被証實為紅山文化晚期積石塚遺存，大大拓展了紅山文化的分布范圍。甘肅慶陽南佐遺址，是距今5000年前后黃河流域主要的都邑性聚落遺址之一，發現了建筑面積約720平方米的宮殿建筑。此外，河南滎陽青台遺址、山東章丘焦家遺址、山東滕州崗上遺址等都有重要發現。這些成果豐富和深化了我們對中華文明的認識。
在科技考古方面，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對169例古代人骨樣本展開的核基因組研究，揭示了石峁文化人群的遺傳來源及其社會組織結構，令人印象深刻。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與北京大學等單位聯合開展的分子遺傳學研究，証實了山東廣饒傅家遺址中兩處獨立墓葬群是“隨母系埋葬”，實証了史前存在母系社會，這一成果也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
在公共考古方面，我國目前已評定65處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不僅實現了遺址本體、歷史環境與文化氛圍的系統保護，也積極創新展示展陳方式，舉辦豐富多彩的活動，讓考古真正惠及人們的文化生活，與地方發展形成了良性循環。
在考古學理論方面，我認為一項突出的成就是形成了文明起源研究的“中國方案”。基於大量考古發現與研究，我們提煉出了符合中華文明實際的文明起源標准——高等級的墓葬、專業化的手工業、中心聚落和宮殿的出現等，標志著社會等級分化和權力中心的形成，這些都是文明的重要表征。
記者：您求學時期的學術訓練主要聚焦於史前考古，后續的研究也較多關注相關課題。您曾撰寫專著，對中國農業起源過程進行考察。在您看來，史前考古對於把握歷史趨勢、認識文明形成過程有怎樣的作用？
陳勝前：關於史前考古乃至考古學的意義，我傾向於借用司馬遷《報任安書》裡的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當我們將觀照文明的視野放到一個超長的時間尺度時，就可能會獲得不同於以往的新認知。具體而言，史前考古對中華文明的認定發揮了以下作用。
其一，糾正“中國文明西來說”。這種觀點來自西方學者，他們依據並不完整的考古發現，斷定中國文明起源於中國以西的地方，如中亞、西亞、印度等地。而李濟、梁思永、夏鼐等先輩通過努力，以切實的史前考古發現，有力辯駁了這一說法。
其二，確認中華文明多點起源的特征。例如，嚴文明曾根據多個史前遺址的發現，提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起源模式。他認為，中國史前文化是一種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體結構，即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同時又是一體的。
其三，確認我國有百萬年的人類史、萬年的農業史。山西西侯度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實証我國有243萬年的人類活動史﹔陝西藍田上陳遺址、重慶巫山龍骨坡遺址、湖北鄖縣學堂梁子遺址等的年代也在距今200萬年前后，這些發現深刻改變了我們對人類演化史的既有認知。浙江上山文化遺址群發掘出了迄今為止世界上最早的屬性明確的栽培水稻，說明我國稻作文明已有萬年歷史。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的一大批遺址的發現，則為中國萬年的農業史提供了豐富而充分的實証。
融會中西 承古開新
記者：任何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理論建設。您長期致力於考古學理論研究，請問過去10年，學界在建設中國考古學理論方面進行了哪些有益探索？
陳勝前：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厘清“考古學”這一概念。在我看來，考古學是一門通過物質遺存研究來了解人類過去的學科。然而，從發掘物質遺存到闡釋人類過去，中間需要一系列中介理論。根據研究過程的先后，考古學理論可以分為五個層面。第一個層面，關注考古發現和考古材料本身的特征，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前者研究遺址的堆積順序與文化遺物的分布，后者則通過分類和比較來揭示文化遺存的發展演變歷程。第二個層面，關注考古材料的形成過程，分析其中的自然因素與文化因素，涉及科技考古、歷史考古、實驗考古等。第三個層面，是狹義的“透物見人”理論，即通過物質遺存認識人類行為，比如通過石器、陶器、玉器、墓葬、聚落等研究揭示人類社會特征。第四個層面，是關於人類文化、歷史與社會行為的理論。第五個層面，關注考古學本身，梳理其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
過去10年，中國考古學在上述每一個層面都進行了有益探索。基於大量考古發掘成果，我們進一步發展了考古地層學與考古類型學。得益於技術發展，科技考古在我國已形成植物考古、動物考古、年代測定、人類骨骼考古、古DNA考古等成熟分支，並成為我國考古學國際化程度最高的領域。通過器物與遺跡的研究，中國考古學逐漸形成了走向“社會考古”的新趨勢，關注中國古代社會的運行機制和文明起源等問題。近年來，在發展作為科學的考古學的同時，考古學的“人文轉向”等也成為探討的新方向。可以說，從各個層面上，都可以看到中國考古學在理論領域的積極進展。
記者：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之前，我國有長達千年的金石學傳統。北宋學者呂大臨曾這樣歸納金石學的宗旨：“觀其器，誦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此外，我們還有悠久的文獻史學傳統。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考古學理論體系，可以從中國傳統學術思想中汲取哪些思路？
陳勝前：這個問題正是我當前研究的一個重點。
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可以追溯至金石學。金石學在北宋時就已形成自己的研究宗旨與方法，至清代達到高峰，留下了千余部著述，只是到了近代，逐漸被以科學考古為基礎的現代考古學所取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們過於強調科學，以科學為唯一標准來衡量文化發展，就容易剝離古物承載的“意義”，從而忽視自己的人文傳統。
呂大臨的話暗含的前提是，器物是文化風尚的載體，古器物是古人存世的代表，金石家在研究過程中可以重新感受到古代的風尚。現在，我們從后過程考古學理論的角度再來看金石學，就會發現其顯著的人文性——它認為研究古物是繼承古代文化意義的重要途徑，通過重新體驗來理解傳統。從這一點來看，金石學的人文內涵與現代考古學“透物見人”的宗旨並行不悖。發展人文維度的中國考古學，需要接受和轉化金石學的傳統。
至於文獻史學，它能為考古學提供准確的時空框架與歷史背景，大大提高考古研究的效率。比如，正是依據史書記載，我們才能確認位於江西南昌大塘坪鄉觀西村的漢代大墓是西漢海昏侯劉賀的墓葬，而不僅僅停留在它是“漢代大墓”的認知層面。悠久的文獻史學傳統，是中國考古的幸運。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發展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考古學理論與方法。
記者：構建中國考古學自主知識體系，離不開對西方考古學的參照。回顧百年來西方考古學范式演變進程，我們能從中汲取哪些經驗，又應注意避免哪些誤區？
陳勝前：由劍橋大學、愛達荷州立大學學者主編的《考古學理論手冊》，將西方現代考古學的范式歸納為八種。其中，最常見的是文化歷史考古學范式、過程考古學范式和后過程考古學范式。文化歷史考古學以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兩個基礎理論為方法，過程考古學強調科學實証與普遍規律的探索，后過程考古學則強調闡釋、象征意義、考古的能動性與多元敘事，反對過程考古學中的“科學主義的霸權”。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哪種范式，考古學研究都離不開“闡釋”——物質遺存本身不會說話，隻有通過闡釋，形成一定的知識體系，才能為人理解，而闡釋往往是有立場的。在西方考古學發展歷程中，有一些思想需要警惕。例如，在現代考古學初創階段，盧博克就利用民族志與少量考古材料，寫作了《史前時代》一書，將種族主義觀念滲入其中。19世紀末20世紀初，科西納使用“考古學文化”一詞描述“地域共同體”，具有一定進步意義，但他試圖用這一方法論對日耳曼人的“文化圈”進行研究，導致其學說淪為極端民族主義甚至納粹的工具。20世紀60年代，過程考古學興起，其科學主義的組織框架仍以西方為中心。20世紀80年代，后過程考古學興起，盡管強調多元話語，但其仍以西方社會為基礎，諸如身份、性別、個人等具有西方政治正確意味的主題，成為闡釋的熱點與角度。
關於“范式”，我們需要警惕幾個認知誤區：第一，否認范式的存在，認為考古學的發展無須反思，就會自動實現范式的變遷。第二，將范式極端化，認為一個范式能夠“包打天下”。事實上，新范式是對舊范式的拓展而非顛覆，不同范式可以並存。第三，認為考古學從物質遺存出發，是純粹客觀的學科，持這樣的觀念，會讓我們喪失中國考古學的主體性。
記者：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代中國特色考古學理論體系研究”的負責人，在您看來，應當如何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
陳勝前：首先我們要明確考古學的性質，它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交叉學科，並非純粹的自然科學。從人文社會科學的視角理解考古學，它必然需要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這就意味著，我們要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圍繞“中國文化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等課題展開研究，承認並凸顯中國考古學的主體性。同時，還需反思考古學的“現代性”問題，因為在西方考古學語境中，“現代性”是以西方文化為中心、以資本主義為基礎構建的認知體系。我們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目的是通過中國看世界，定義屬於自己的世界考古學，而不是因為已經有了現成的世界考古學，就將西方視角當成我們的視角。我所著的《作為文化的考古學》一書，提出了要發展人文社會科學維度的考古學，堅持這個方向，就是我對這一重要問題的回答。
立足田野 放眼全球
記者：近10年來，我國考古界與國際學界的交流日益頻繁。以“世界考古論壇·上海”為例，該論壇已持續舉辦了6屆。從論壇發布的成果來看，我國科學家參與了人類古基因組的研究工作，揭示了東亞10萬年來人群遷徙、演化與適應的圖譜。您認為，我們應當如何更好地參與國際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國考古學的新成果？
陳勝前：目前，自然科學維度的考古研究是對外交流的重點，人文社會科學維度的考古研究因需要克服文化差異而在對外交流方面相對較少。在我看來，搭建屬於自己的學術交流平台，可能是今后的發展方向之一，“世界考古論壇·上海”就是一個范例。此外，我們還應該積極地“走出去”，與各國學者開展聯合考古調查研究，在學習他國文明的同時深化對自身文明的認知。要向世界更好展示中國考古學的新成果，還要堅持“透物見人”，即我們向外界講述的中國考古故事裡，一定要突出“人”。就像社交媒體之所以能被廣泛接受，是因其展示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和故事、實現的是人與人的聯結。同樣，展示考古成果，也要講好以“人”為中心的故事。
記者：古代文獻典籍記錄了我國3000多年的歷史，而在甲骨文之前，中華大地還有1000多年的文明發展史，以及超過百萬年的人類史。您認為，中國的考古工作能為世界文明進程的探索作出怎樣的貢獻？
陳勝前：這個問題可以從工作方式和工作成果兩個方面來回答。
從工作方式看，中國考古研究具有鮮明的公共性，通過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等舉措，實現了經濟發展、文化服務與知識普及的良性循環，讓考古走出了“冷門”的小圈子，真正走進公眾視野。這是現代考古學值得提倡的方向。
從工作成果來看，中國考古學研究的成果，深刻改變了我們對人類文化發展進程的認識。例如，山西運城西侯度遺址、陝西藍田上陳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將東亞人類史提前到了距今200多萬年前。安徽池州華龍洞遺址發現的直立人頭骨化石，被確認為30萬年前東亞地區向智人演化的最早古人類，見証了人類在歐亞大陸東部相對獨立的演化軌跡。湖南道縣福岩洞發現的47枚人類牙齒化石，表明在距今12萬年至8萬年前，現代人已在該地區出現。這些發現為學界關於人類起源的種種爭論提供了新的視角。在舊、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中國形成了至少兩個主要的農業起源中心——北方的旱作農業與南方的稻作農業，它們是與西亞並稱的兩個最早的農業起源地帶，對后來的文明發展以及歷史進程影響極為深遠。
記者：面向未來，中國考古學的“生長點”在哪裡？我們還可以從哪些方面推進中國考古學建設？
陳勝前：一是田野考古。考古學是一門以發現著稱的學科，而田野考古是新發現的主要來源。當前，中國考古學正處在考古發現的高峰期，相信未來一二十年內將會迎來更多重要發現。
二是科技考古，也稱考古科學、技術考古或實驗室考古。不久的將來，中國考古機構將建設越來越多的實驗室，從事植物考古、動物考古、年代考古、人類骨骼考古、古DNA考古、文物保護技術等研究，形成更多科技考古分支領域。
三是公共考古。一方面，數智技術的發展為考古專業群體與公眾之間的互動提供了便利條件﹔另一方面，當今時代也愈發需要掌握表達技巧的專業人員，將考古學的話語以更接地氣、更具藝術性的形式表達出來。
四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該工程匯聚了考古學、歷史文獻學、古文字學、年代測定、冶金史、遙感技術等近20個學科，旨在科學回答中華五千年文明如何起源、形成並發展為早期國家形態等問題。它與上述“生長點”有交叉重疊的部分。
五是極端環境考古。包括在青藏高原、新疆沙漠與戈壁、水下等難以到達的區域開展考古工作。以水下考古為例，目前我國已擁有專業船隻與潛水設備，工作范圍已拓展至紅海、地中海等地。
六是中外交流考古。隨著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走出國門研究世界其他地區的文明與文化，已成為必然趨勢。
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百余年后的今天，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展望未來，我們有信心以更加堅定的步伐，向更古老的歲月追尋文明線索，向更廣闊的天地拓展考古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