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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本該有的新命題
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學，是一個嶄新的學術命題，但從學理的角度看，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卻是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原本就該有之。
一、經濟發展是經濟學研究的首要命題
現在經濟學各個學科的源頭和起點都是政治經濟學。重商主義代表人物蒙克萊田（1615年）最早給政治經濟學下定義，主要是與古希臘色洛芬的“經濟論”相區別，即不是研究家庭、庄園經濟，而是研究國家和社會的經濟問題。用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大概是從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開始的。美國耶魯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雷諾茲認為，1850年后，西方經濟學發生了大轉向，一直到20世紀40年代末發展經濟學興起，這期間不再主要研究經濟發展，而把研究的重點放在資源配置和商業周期上。這或許是因為資本主義危機周期爆發的原因。武漢大學教授譚崇台不同意雷諾茲的觀點，並當面跟他交換過意見。譚崇台認為，雷諾茲忽略了德國經濟學的歷史學派，並認為新古典經濟學也有經濟發展理論，還有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而且研究資源配置也是服務經濟發展的。
關於經濟學的定義，通常會指資源配置理論。這個定義是對的，但難以涵蓋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知識體系的全部內容。經濟學的定義，不應排斥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甚至更不能認為，研究資源配置是學術，研究發展問題只是對策研究。在400多年來的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知識體系中，從大的方面看應該有四條線索，即經濟發展理論、資源配置理論、價值理論、宏觀經濟理論或經濟治理理論。其中經濟發展是首要命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定義應該是，對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認知不斷累積的一系列知識體系。
二、中國經濟發展學比中國發展經濟學更具有針對性
按照張五常教授的說法，發展經濟學在英語語境下就叫經濟發展學。但它有特定含義：主要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以發達國家的發展為標准，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在這個前提下，中國發展經濟學或許有兩種解釋：一是中國人寫的發展經濟學，二是把中國作為發展經濟學的個案或多案之一進行研究。實際上，發展中國家的現狀與發達國家發展初期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發展中國家也有各自的特點。中國經濟發展學是以中國經濟發展作為研究對象的，是基於中國實踐基礎上的經驗總結和學理轉換，比中國發展經濟學更具有主體性和針對性。
三、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要有時空概念
《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學》的時空范圍是直白明了的。中國是研究樣本、是空間范圍，當代是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階段，是樣本的時間界定。在迄今為止的經濟學知識體系中，各個學科、各個流派的代表作或經典，都有明確的國別指向，都留下了時代烙印。其中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一般規律的內容，雖然具有廣泛的適應性，但也是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研究積累形成的，同時也要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借鑒運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裡，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1。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154頁。
2.中國的樣本意義
前幾年，圍繞編寫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的專家提出，改革開放隻有40年，條件還不太成熟。他們這樣說的依據是毛澤東同志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講的一段話，即“寫出一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現在說來，還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有英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典型，馬克思才能寫出《資本論》。社會主義社會歷史，至今還不過四十多年，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還不成熟，離共產主義階段還很遠。現在要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受到社會實踐的一定限制”1。
認為條件還不太成熟觀點的潛台詞是，隻有改革開放的實踐才能產生經濟學理論，這顯然是不全面的。實際上，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從時空條件及發展成就看，具有典型的樣本意義。
中國是發展中大國，新中國成立至今76年了，如果往前延伸，還有22年局部（根據地）新民主主義經濟實踐，也就是有近百年的時間長度。中國當代經濟發展惠及的總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 從5.4億到14億。中國是在農業和手工業為主的基礎上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在世界上具有獨特性，具有典型的樣本意義。
70多年來，中國經濟長期中高速增長，社會長期穩定，這“兩大奇跡”在“二戰”后的發展中國家中，是極其罕見的，很值得認真總結。
在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實踐中，我們對計劃與市場的認知是全面的。如果包括根據地的經濟治理，那麼近百年來，既有局部新民主主義經濟治理的經驗，又有全局性新民主主義經濟治理的經驗，還有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治理的經驗，有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經濟治理經驗，還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趨於成熟條件下的經濟治理經驗。而且這期間，經歷了世界范圍內交替出現的“市場偏好”和“計劃情結”，對計劃和市場的認知是全面的、客觀的、清醒的。
從19世紀的中后期開始，在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爆發的背景下，新古典經濟學把研究的重點轉向了資源配置和商業周期，但仍然持“市場偏好”立場。其中的奧地利學派堅持市場的原教旨主義，認為通過市場“出清”可以解決過剩引起的危機。同時，知識界和經濟理論界的一部分人，開始思考怎麼解決市場盲目性的問題，不少人寄希望於計劃，甚至形成了一種“計劃情結”。后來也出現了計劃與市場的爭論。影響比較大的是20世紀30年代開始的蘭格與哈耶克的爭論，實際上關於計劃與市場的爭論，從20世紀之初就開始了，整整爭論了一個世紀。
20世紀的初葉和中期，並不是隻有當時的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具有“計劃情結”，而是在世界范圍內，用計劃替代市場的盲目性一度成為時尚。
“二戰”后，鐘情於計劃的表述當數英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他在1949年出版的《經濟計劃原理》一書中說：“除非近乎精神失常的人，已沒有人再信奉放任自由主義了……事實是現在我們都是計劃主義者了。”2
20世紀上半葉，連中國的知識界和當時的領導人，對西方市場的盲目性也持保留意見，甚至蔣介石在1941年《改進》雜志上所發的長文《中國經濟學說》，也批判西洋的經濟學說以欲望尤其是個人小己的欲望──私欲為出發點。他主張，在工業建設方面，必須採取計劃經濟制度。他還引用了孫中山的兩段話：“近代經濟之趨勢，即以經濟集中代自由競爭是也。” “於中國兩種革命，必須同時並舉，既廢手工採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
1.《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7頁。
2.[英]阿瑟·劉易斯《經濟計劃原理》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4頁。
3. 經濟學研究方法是個體系
較長一段時間，經濟學界包括我本人在內，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運用的抽象法，認識上存在誤區：一是簡單地把抽象法理解為從概念到概念的演繹﹔二是認為抽象法是馬克思《資本論》中唯一運用的方法。
對於從概念到概念的演繹，毛澤東同志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給予了批評，他說：“特別是寫法不好，不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出發，來研究問題，不從歷史的敘述和分析開始自然得出結論，而是從規律出發，進行演繹。”1
中國之前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也曾討論是否需要從抽象的產品入手。實際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運用的抽象法，不是簡單的過度的抽象，而是從具體到抽象，然后又從抽象回到具體。在市場上，商品林林總總，很具體、很生動。但研究商品的一般，研究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這就是抽象，即由具體到抽象﹔從商品到商品的生產過程，再到商品的流通過程，最后到商品生產的總過程，這是由抽象到具體。抽象不是憑空想象，是來源於具體，依據於具體﹔運用抽象方法，也不是在概念上打圈圈，而是依據具體並回歸到具體。
馬克思對過度抽象進行過批判。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說，他們“通過抽象把一切事物變成邏輯范疇”，“他們在進行抽象時，自認為在進行分析，他們越來越遠離物體，而自認為越來越接近，以至於深入物體。”最后成為頭腦中純粹的意識和“意向”，“世界上的事物是邏輯范疇這塊底布上繡成的花卉”。2
我認為，抽象法並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使用的唯一方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運用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方法是唯物史觀。這可以從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形成與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關系看﹔從馬克思《資本論》選擇的樣本看﹔從馬克思研究思路的調整看﹔從馬克思運用抽象法的邏輯線路看。我還認為，馬克思所使用的抽象法隻不過是技術線路。技術線路是理工科包括軟科學研究中使用的概念。通常是指研究者要達到研究目標，准備採取的技術手段、具體步驟及解決關鍵性問題的方法等在內的研究途徑。
我們要把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看成一個體系，根本方法是管總的、是最高層次的方法論。圍繞具體理論命題開展研究的技術線路，是方法體系當中的第二個層次。比如演繹法、歸納法以及適合自己的其他方法。一系列分析工具等，是第三個層次。由此我認為，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學的研究方法，首先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方法唯物史觀﹔其次要運用社會矛盾運動規律分析法、空間與時間關聯分析法、總體分析法、總結會通分析法、點面結合分析法，普遍性與特殊性相聯系分析法、多因素列舉相關性分析法等，作為技術線路。我覺得技術線路的這些方法，是唯物史觀根本方法的堅持和貫徹。第三層次才是根據需要，對已有的分析工具、數理方法進行運用。
或許有人會說，研究方法簡單明了甚至單一，可能更好。我以為從總體上總結分析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實踐，客觀上需要多種方法並用。美國著名的投資家巴菲特的黃金搭檔查理·芒格曾經運用“鐵錘人”的假設，說了一個道理。說拿著一把鐵錘的人，看什麼都像一個釘子（這個說法未必恰當），因為他的工具箱隻有鐵錘。為了避免自己成為鐵錘人，唯一的辦法就是讓自己工具箱裡的工具多一些。他把方法看成工具，並認為工具多有利於根據需要選擇和並用，不無道理。
1.《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38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139頁。
4. 總結會通分析方法
所謂總結，就是對過去發生的事進行回顧、梳理與分析，觀察其得失成敗，分析其中的原因，找出規律性的東西。總結的方法，不完全等同於歸納的方法，是將我們黨的工作方法引入到經濟學研究之中。1965年7月26日，毛澤東同志對程思遠先生說，我是靠總結吃飯的。總結具有主體性，注重客觀事實和理性思考。總結涵蓋本書研究的全過程，歷程研究中有總結，專題研究中有總結，綜合起來形成判斷和結論，也有總結，在總結中，要運用動態思維，系統思維，關聯思維和比較思維。
會通是古人看重的思維方法。《易經·系辭上》說：“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禮。”也就是說，聖人能從世間萬物變化中，觀察其可以會而通之之道，以顯現其規律。會通就是會合變通，融會貫通。總結會通就是在總結中“順流式”、“串連型”、“穿透性”地看，聯系起來條分縷析，有時還會運用“古今中外”的視角，提煉出帶有規律性的內容，對過去有客觀的評價，對今后有一定啟示。總結會通分析法的內涵和外延比西方所流行的實証研究方法也要寬泛得多。雖然都具有直接面對實際的特征，但實証研究通常是指研究者直接觀察，取得資料和信息，提出理論假設和驗証理論假設。而且西方學者經常運用的實証研究方法，多為數理實証，所形成的數理模型，都有假設的前提，而且所假設的前提往往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總結會通分析法，研究者可以運用，管理者也可以運用。運用總結會通分析法來觀察、評價，有的有理論框架作為前提，有的沒有理論框架，而是從實踐中總結分析形成理論框架。總結會通分析法，主要不是得出一個抽象的數學模型，而是取得規律性的認識。總結會通分析方法的運用，所驗証的理論或者形成新的理論框架，直接與實踐相關聯，會圍繞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敗的？哪些是不足的？進行分析評估。由此提出調整、改變、充實、完善的意見建議。總結會通分析方法不做前提條件的設定，而是開放式地研究已經發生的實踐和正在發生的實踐。
總結的基礎工作是歷史材料的運用，要涉及大量經濟統計資料，要查閱大量文獻資料。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是客觀、權威。會通要有聯想和思考，著眼於揭示事物的內在規律。但切忌偏離主題、簡單問題復雜化﹔要有理論創新的追求，要解放思想，但不是毫無意義的標新立異，不是胡思亂想。
5. 多因素列舉關聯分析方法
多因素列舉關聯分析方法，有以下步驟：
一是通過經驗直覺提出問題。經驗直覺提出的問題可能是大家都看到的問題，也可能並不是大家都看到了、但客觀上是存在的問題。青年馬克思（1842年）和后來的愛因斯坦（1938年）都認為，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
二是多因素列舉。多因素列舉，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和說理表達方式。學者們做學問的論証過程往往會列條目，黨和政府的文件和決議也會條分縷析。因為任何事情的發生發展都會有原因，而且還會有多種原因。有直接原因、間接原因，有主要原因、次要原因。大凡說明問題或提出思路，都要盡可能多地把相關因素列出來，這是對綜合性、全面性、系統性的追求。多因素列舉的過程，可能是調查研究的過程，也可能是查閱文獻資料的過程，還可能是團隊討論或召開專題研討會的過程。
三是相關性分析。主要是各個相關因素分別與問題之間的相關性分析，因素與因素之間的相關性分析。
四是形成規律性認識。就是在相關性分析的基礎上，對所列舉的多因素的零散感知，進行邏輯梳理和總結，用比較精練的語言形成一些判斷和結論。其判斷和結論能夠反映事物內在的、本質的特征或變化趨勢。
五是進行必要的學理轉換。把規律性認識放在相應的學科框架內進行學術評價，包括用唯物史觀的根本方法論証，用學術語言轉換概念范疇，或者直接將文字比較精練的規律性認識納入學術范圍，進行學理闡釋和解說。
可以本書的產權鏈理論形成為例。經驗直覺的問題是國有企業要獨立經營，自負盈虧，要成為市場主體。改革經歷了很多，即多因素列舉。比如鬆綁放權、生產經營責任制、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混合所有制改革，國資國企配套改革等。顯然，這些改革措施是循序漸進的，是符合認知規律和“穩中求進”基本思路的。引入產權概念，進行相關性分析。相關性分析也可以在多因素中找出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或幾個因素，也可以對多因素隻排序不取舍，進行要素與問題之間以及要素與要素之間的相關性分析，並拓展進行相關性分析，比如，與所有權的相關性，與激勵的相關性，與其他所有制產權的同質性分析。通過相關性分析，不難發現所有的改革措施都直接間接地與產權在市場的運用相關，以此形成規律性認識。進行學理論証與轉換。包括底層思維及哲學基礎的科學性論証，也就是運用唯物史觀的根本方法進行驗証，判斷邏輯關系是否成立，以及進行學術語言轉換等。形成基本結論：在中國的微觀改革中，實際上逐漸形成了非常重要的產權鏈理論。然后用這個基本結論有針對性地解釋過往，聯系產權鏈的延伸，對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規律再認識，形成新的啟示。
6. 國情特色中民族統一國家建設的歷史
我們可以用西方學者的視角來看待中國民族統一國家建設的歷史。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說，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進行國家建設的。他列出了“中國第一”1的標題。他說：“中國是開發國家制度的先行者，但西方的政治發展史解說，卻很少提及此一創新。”2“現代政治制度在歷史上的出現，遠早於工業革命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我們現在理解的現代國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紀的中國業已到位，其在歐洲的浮現，則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3他還說：“如果研究國家的興起，中國比希臘和羅馬更值得關注，因為隻有中國建立了符合馬克斯·韋伯定義的現代國家。中國成功發展了統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眾多人口和廣闊疆域，尤其是與地中海的歐洲相比，中國早已發明一套非人格化（指不受基於家族關系的身份的限制）和基於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羅馬的公共行政機構更為系統化。”4
R·麥克法夸爾、費正清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說：“另一個制度的發展使統一的理想在中國比在歐洲更為可行。聲稱受天命而統治天下的中國皇帝們不比聲稱作為神的化身或通過神授的權利，進行統治的歐洲國王們更不可一世，差別在於，統治著稠密人口的中國人，不得不發明官僚政府。當羅馬帝國仍把公共職務委托給騎士階級和其他個人時，漢代諸帝開始訓練和考核文官，這些人有固定的任期，享受二十等俸祿，並受公文往來，規定的視察和獎懲的嚴格控制。紙和印刷書籍的很早發明，也使唐代有可能制定科舉考試制度，中舉的士子組成的有才之士都能加入的文官集團——這是古今最偉大的政治發明之一。”5
由此可見，中西國家建設的歷史有很大的不同，這對權力結構和治理方式產生深遠影響，也深刻影響著經濟體制、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
一是國家建設起始時間的社會性質和經濟形態不同。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是封建社會早期經歷了短暫的領主制經濟之后，向地主制經濟過渡時開始的。戰國時期的李悝、吳起、商鞅變法，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代表了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著眼於打擊奴隸主貴族勢力，著眼於形成地主制經濟形態，著眼於構建農耕文明，這些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為秦的統一奠定了基礎。中國是在居家農耕基礎上滾雪球不斷地發展起來的，發展的過程也是多民族融合的過程，也是開放交流的過程。西方國家建設是在資產階級革命背景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過程中開始的。與此相聯系的是商品生產，對外貿易，殖民擴張。
二是國家建設的結構設計有顯著差別，西方一些國家受希臘雅典村社共同體的影響，多採取邦聯或聯邦制，民族與民族之間結構鬆散，與中國民族融合的歷史傳統不一樣。“在歐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約10億歐洲人分成約50個獨立的主權國，而10億中國人隻生活在一個國家中。人們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別，就不能忽視。”6中國是單一制國家，有很強的民族凝聚力，而西方有的國家很容易採取民族自決的方式，分分合合。既然是幾個或眾多單元構成的鬆散聯合體，那麼願意就繼續在一起，不願意便可自行離開。中國需要集中統一，包括統一法制，統一市場。而西方國家的聯邦制或邦聯制，是各組成部分經過協商讓渡一部分權力給聯邦或邦聯政府，自然要對中央政府的權力有所限制。
1.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毛俊杰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19頁。
2.同上第20頁。
3.同上第19頁。
4.[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毛俊杰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23頁。
5.[美]R.麥克法夸爾[美]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 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頁。
6. [美]R.麥克法夸爾[美]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 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頁。
7. 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顯然具有后發優勢，同時當然也有后發劣勢。
后發優勢包括要素成本優勢、市場優勢、承接產業和資本轉移的優勢、學習優勢。
要素成本優勢主要指人口和土地的優勢。有的學者特別從“人口紅利”和“土地財政”兩個方面，對改革開放40年進行總結。我以為從改革開放之初開始，我國就面臨人口紅利窗口期，改革開放使這一潛在優勢得以充分發揮。而且，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大量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從動態和結構上為人口紅利加分。到改革開放后期，教育成果也反映到人力資本質量上來了，使人口紅利的內涵得以拓展。
土地財政包括土地出讓收益和以土地作抵押的政府信用，為城市工業化、城市規模的擴充提供了重要的初始資本和不斷擴大的資本來源。
中國的市場優勢是明顯的。這一方面是由於“短缺”，從一定意義上講，短缺就是市場空間。同時中國是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市場空間大、潛力大，回旋余地也很大。
承接產業和資本轉移優勢的基礎條件是包括勞動力在內的要素成本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本上是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最多的國家。
關於學習優勢。對於西方國家在先行現代化中所取得的成就，我們用虛心的態度去學習研究，特別是對於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一般規律的內容，我們認真地運用和借鑒。
過去我們講后發優勢講的比較多，不太注意分析后發劣勢。實際上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除了具有后發優勢外，也具有明顯的后發劣勢。我認為，后發劣勢包括處於產業鏈的低端、先發國家主導制定的國際規則對我不利、美西方意識形態偏見具有明顯的排他性、經濟發展面臨生態環境的壓力等。
處在產業鏈的低端是我們的后發劣勢，也是發達國家的先發優勢。處於產業鏈低端位置，在外貿進出口結構中反映得非常明顯。有人曾經算過賬，中國需要出口8億條牛仔褲或襯衫，才能換回一架波音飛機。而且美歐一些發達國家不僅限制高技術產品對中國的出口，也不願意改變這種技術落差現狀。中國制定《中國制造2025》，美西方作出強烈反應。
在國際貿易和國際規則中處於不利地位。現有的國際秩序和規則，是“二戰”后由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主持制定的，體現了美西方國家優先的原則。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處於不利地位。美國、歐盟、日本至今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常常以第三國作為替代國計算生產成本，由此實行反傾銷。他們不想在舊的世界秩序中接受中國調整規則的建議，而是用舊秩序繼續遏制中國的崛起。美西方的意識形態偏見，極大地限制和制約了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新中國成立之初，美西方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採取經濟封鎖禁用的。1949年11月，在美國提議下，一個實行禁運和貿易限制的國際組織“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在巴黎秘密成立，1951年美國又操縱聯合國通過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提案。后來即使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甚至由他們操弄導致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仍然以意識形態偏見的排他性，在國際投資、貿易中，對中國予以逆全球化的限制。
關於生態環境壓力。中國是在先發國家在工業化現代化中已經形成了足夠的生態環境容量的基礎上，進行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的，自然有與他們不一樣的生態環境壓力。
8. 最初的工業化構想與調整
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主題是現代化，現代化的核心是工業化，從一定意義上講，工業化是可感可知的現代化。
中國工業化的戰略大體是兩個，一個是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一個是實現新型工業化和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和經濟體系。1979年，葉劍英同志在建國三十周年紀念大會宣布，已經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中央“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
一、最初的想法是在新民主主義階段實現工業化
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人曾設想，在新民主主義階段實現工業化，先發展輕工業。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報告和與美國駐重慶外交官謝偉思的談話中，1都是講新民主主義發展階段實現工業化，並且由輕工業發展起步。劉少奇同志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9年4月赴天津調研時說，向社會主義過渡要到工業發展到產品出現過剩時，同時認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2我理解當時領導人這樣考慮，首先，當然是由於生產力水平低、工業化起點低的原因。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要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向新的社會形態過渡的。而且從輕工業起步，也是英國等西歐國家工業化的基本路徑。其次，也有回應私人工商業者的擔心和顧慮的需要。當時經濟面臨全面崩潰，又有嚴重的戰爭創傷，需要穩定人心和預期，需要重建秩序。
二、外部環境嚴峻迫使調整思路
建國初期，不具備馬上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的條件。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三年准備，十年建設” 的戰略思想。1950年下半年起，國際國內形勢發生急劇變化，導致毛主席和黨中央調整了原來的思路。
一是抗美援朝戰爭爆發。1950年6月，美軍入侵朝鮮，並乘機越過三八線，迅速向中朝邊界推進，使我國東北重工業基地暴露在美軍的炮火之下。黨中央決定派出志願軍抗美援朝，同時深感加快與國防工業相聯系的重工業建設，迫在眉睫。
二是1951年下半年著手編制“一五”計劃，由於有抗美援朝這個背景，無論是討論“一五”計劃的經濟部門的同志，還是后來蘇聯專家的參與，都傾向於優先發展重工業。
三是蘇聯答應全面援助我國“一五”時期的建設。1952年8月，周恩來同志、陳雲同志率領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希望蘇聯幫助中國“一五”時期的建設。斯大林明確表示，在工業資源勘察，工業設備設計和制造，技術資料提供，以及派遣經濟、技術顧問和接受留學生等方面，對中國進行全面援助。9月24日，周恩來、陳雲回國，中央當晚召開書記處會議，聽取他們的匯報，並討論“一五”計劃的方針。據薄一波同志回憶，毛澤東同志在那次會議上提出，加快完成社會主義過渡，並肯定了“一五”計劃編制過程中提出的重工優先的工業化戰略。31953年元旦社論提出，工業化是全國人民的最高利益。
三、用利益兼顧的方式解決初始資本形成的問題
工業化，有一個初始資本形成的問題，在生產力水平極端落后的情況下，初始資本的形成更難，特別是優先發展重工業，投資門檻高，對初始資本形成的要求更高。
在當時的條件下，要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工業化的投資不能不從農業上打主意。1954年5月，陳雲同志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指出，國家對農民的糧食收購價只能做到使農民保本微利，而不能太高，否則國家就需要拿出足夠的工業品給農民並提高工人工資，這個是短期裡是做不到的（因為優先發展的重工業，不能直接提供消費品）。這是一個農業國在進行工業化建設中必經的艱難歷程。陳雲同志說，少吃豬肉死不了人，而沒有機器就要受帝國主義欺負。
1.毛澤東與美國駐重慶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有多次談話，這是在1945年3月13日在延安的談話中提到的。
2.為了回應私人工商業者的擔心和顧慮，劉少奇根據毛澤東的要求，1949年4月10日由香山趕赴天津，進行了為期20多天的調查。
3.參見金沖及著《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9月版， 第781─783頁。
9. 為什麼要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和經濟體系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已經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現在正在建設的新型工業化和現代化產業體系、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新形勢下的升級版。《中國制造2025》是追求關鍵技術的獨立與完整﹔新發展格局是經濟流向的相對獨立與完整。
為什麼要建立獨立的完整的現代化的工業體系、產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呢？
首先，當然是農業國基礎的內在要求。新中國成立之初，幾乎沒有裝備制造業和機器大工業。毛澤東同志說：“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就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社會的主要基礎。”1“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2在黨的八大上，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思路，周恩來同志對工業化問題做了比較詳盡的闡述。他說，八大規定的建設方針是為了把我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國，我們必須在三個五年的建設計劃或者再多一點時間內，建成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我們所說的在我國建立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主要是說自己能夠制造生產足夠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夠獨立的制造機器，不僅能夠制造一般的機器，還要能夠制造重型機器和精密機器，能夠制造新式的、保衛自己的武器，像國防方面的原子彈、導彈、遠程飛機﹔還要有相應的化學工業、動力工業、運輸業、輕工業、農業等。3
第二，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的深刻記憶，決定了必須建立獨立的完整的現代化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裡，雖然中國的政府還在，但是帝國主義實際上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我們的國家在政治上已經獨立，要做到完全的獨立，還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如果工業不發展，國家甚至還有可能變成人家的附庸國。”4也就是要從經濟上從資本主義的殖民體系中擺脫出來。與此同時，當時蘇聯以“社會主義大家庭”為由，也主張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進行產業分工，反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毛澤東同志等第一代領導人明確提出，中國必須建立自己的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並認為隻有這樣才能實現經濟上的獨立，從而保障政治上的獨立。
第三，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肯定不能簡單地按照比較優勢理論來進行國家層面的戰略選擇。比較優勢理論，是西方古典經濟學中具有標志性的理論，如果簡單地應用到中國的國家戰略選擇上，那麼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的比較優勢就是農業和手工業，我們肯定不能把發展的重點放在農業和手工業上，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也有勞動力成本低的比較優勢，我們也不能把發展的重點長期放在簡單加工業上。如果一定要這樣做，那我們就會永遠處在國際分工的產業鏈的低端。
第四，新中國成立之初，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對社會主義國家是採取封鎖和圍堵的，而且很快就發動了朝鮮戰爭，中國的邊境和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必須盡快建立包括重工業、軍事工業在內的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才能真正維護國家的獨立和安全。
第五，中國是個大國，國內市場的潛力很大，經濟發展的回旋余地也比較大，在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獨立的完整的現代化的工業體系和產業體系，有利於保障供應鏈的安全和整個經濟的安全。正因為如此，中國經濟沒有卷入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由美國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機。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頁。
2.《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頁。
3.《周恩來 劉少奇 朱德 鄧小平 陳雲著作選讀》，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周恩來經濟文選》，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152頁。
10. 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原創性
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創造性地建設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及其經濟形態，是中國這樣經濟落后的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即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有效途徑。
上個世紀初也就是“一戰”后，中國的志士仁人在選擇國家制度時，對資本主義弊端幾乎形成了共識。包括孫中山先生都主張“節制資本”。后來報紙組織討論，主張非資本主義的佔多數，這是一種“否定性選擇”。同時需要有“肯定性選擇，”梁啟超張東蓀等人與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一場爭論，梁啟超等認為中國經濟落后，難以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陳獨秀的回答主要是講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展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經濟形態，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現實可能性。
有的學者可能會說，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理論，可能受列寧斯大林思想的影響，對此，我們可以作一些分析。
列寧確實特別強調，在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農民國家，要實現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必須有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渡。雖然列寧講了“農民國家”，講了當時俄國經濟文化的落后，但他說的過渡起點是資本主義，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列寧關於“新經濟政策”的思想，也具有借鑒意義。但其僅僅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策體系，無論是主觀願望還是客觀實際，並不是建立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因此，列寧並沒有從理論和實踐上涉及到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
斯大林很快就放棄了新經濟政策。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土地專家代表大會上，在提出“消滅富農”1口號的同時，鄭重宣布，當新經濟政策“不再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拋開。”2東歐國家“二戰”前后探索人民民主道路，從比俄國更落后的國家自主探索進入社會主義的路徑角度看，與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是東歐國家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長時期卓絕的武裝斗爭，也沒有從根據地就開始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及經濟形態的實踐，而且社會主義改造也不像中國這樣是自主推動的。斯大林開始對東歐國家探索人民民主道路予以支持，主要是實現對丘吉爾（包括羅斯福）的承諾，戰后不要形成共產主義的歐洲，出發點是保護蘇聯。因此斯大林也難以針對東歐國家，形成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理論。而且很快美國新總統杜魯門和丘吉爾就發動了對蘇聯的冷戰，斯大林隨之對東歐人民民主道路的支持態度發生了改變。
因此，中國新民主主義形態的理論與實踐具有原創性。其有針對性地回答了生產力水平落后國家確保建立新的社會制度目標后，如何解決生產力發展階段不可逾越的問題。它在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確定國家發展方向的同時，有效地利用了資本主義的商品貨幣關系、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它對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具有總體和結構方面的針對性，它驗証了多種經濟成分，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多種經營方式的可行性，它嘗試了政府運用經濟手段和市場辦法提供公共服務以及控制國計民生的可操作性，它最早體現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它在運用經濟的、政策法規的、行政的方式維護市場秩序和經濟穩定方面，積累了實踐經驗。
在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反思中，在對高度集中計劃經濟經驗教訓的總結中，人們自然而然地開始回望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積極理性地思考中國的基本國情，思考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的邏輯，同時回味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和國家控制國計民生的歷史記憶，借以增強改革開放的決心和信心。
1.《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147。
2.同上，第151頁。
11. 為什麼社會主義改造的時間提前
新中國成立之初及以前，中央領導人有一個比較一致的想法，也就是在正式向社會主義過渡之前，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要保持穩定。毛澤東同志甚至主張在新民主主義階段完成工業化。但是這個判斷隨著1950年下半年國際形勢的變化，到1952年發生了改變，他們一致認為，當時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機已經成熟。促成加快社會主義改造的主要原因是大規模啟動工業化建設。
一是朝鮮戰爭爆發與蘇聯的援助計劃，有必要也有可能啟動大規模工業化建設。1952年8月，周恩來同志、陳雲同志訪問蘇聯，最后落實蘇聯援建項目156項，這使國家啟動包括原材料工業、能源工業、機械工業在內的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具有現實可能性。我理解，社會主義改造時間相對於原來的設想提前，與156個蘇聯援建項目的實施，有密切關系。因為需要政府和國營企業與蘇方對接，需要運用高度集中的計劃方式組織和調動資源。
二是蘇聯援建計劃包括提供設備和貸款，有利於形成工業化的初始資本。原來工業化的基本思路是，先發展農業、輕工業，然后積累資金再發展重工業。那麼既然蘇聯援建工業基礎項目，提供設備與貸款，現在優先發展重工業（包括原材料工業、能源工業、機械工業） 的時機就具備了，應該抓住這個歷史機遇，通過政府主導，加速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
三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列寧所揭示的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有深刻的領悟和認同。特別是落后的發展中大國在國際環境不利的條件下實現工業化，更應該優先發展重工業，更應該盡快形成獨立的工業基礎，並增強國防實力，因此有了蘇聯援助的契機，中國理所地抓住了這個機遇。
四是在多種經濟成分的結構和格局中，國有經濟成分的比重在快速上升，抓緊向社會主義過渡也是順其自然。首先，工商業所有制結構快速變動。在沒收官僚資本基礎上形成的國營經濟，經過三年發展，比重大幅度上升。1952年8月，周恩來同志在准備去蘇聯訪問時的報告提綱中說﹕“工業總產值公私比重，已由1949年的43.8%與56.2%，變為1952年的67.3%與32.7%。私營商業在全國商品總值中的經營比重，已由1950年55.6%降為1952年的37.1%。”1具有社會主義經濟性質的國營工業和國有批發商業，已經在相關領域發揮著主體主導作用了。其次，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對所涉及的資本主義工商業企業起到了初步社會主義改造的作用。比如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統購包銷、公私合營等。私營工商業與國營工商業的經濟聯系緊密了，國營工商業對私營工商業的主導作用也加大了。第三，土改之后農村互助合作已經在緊鑼密鼓地開展。1951年，中央明確要求，新解放區要有領導地大力發展互助組，使得佔總數40%的農戶參加互助組，有條件的地方還要有領導、有重點地發展土地入股的初級合作社。這本身便是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初級步驟。2
五是恢復時期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的積極性和熱情、領導人的責任感和信心，綜合形成了一種加快社會主義改造的激勵效應。加上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形成了計劃經濟體制，並取得衛國戰爭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蘇聯在較短的時間內由落后國變成位於世界前列的強國。形成了鼓舞人心的標杆和樣板。
1.《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52頁。
2.參見當代中國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1卷，第154頁、155頁。
12. 二十年兩種思想趨向形成的根由
二十年是指從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改革開放啟動之前的這一段時間。我們習慣地把前十年稱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后十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胡繩先生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說﹕前“10年探索中，黨的指導思想有兩個發展趨向，一個發展趨向是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趨向，這就是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理論觀點和方針政策，積累的一些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實踐經驗。這主要是指1956年八屆一次會議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年廬山會議以前八九個月的探索和1960年冬天以后五年調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積極成果。另一個發展趨向是錯誤的趨向，這就是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形成了一些錯誤的理論觀點、政策思想和實踐經驗。鄧小平后來在回顧黨的歷史的時候多次說過，1957年后‘左’的思想開始抬頭，逐漸佔了上風，這主要是指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的‘大躍進’和從反右派斗爭擴大化到廬山會議‘反右傾’再到八屆十中全會以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左’傾錯誤。十年中‘左’傾錯誤的積累和發展，到后來終於暫時壓倒了正確的發展趨向，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動。當然‘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錯誤，無論在規模、程度、性質上都不能同文化革命錯誤等量齊觀。十年探索中正確和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向也在積累。當然由於它本身還不成熟，不徹底，他終於沒有力量阻擋錯誤趨向的進一步發展，到后來反而被錯誤趨向的發展在一段時間內壓倒。但是，它終究不可能被完全拋棄、摧毀。它的相當一部分（例如，農業六十條）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在廣大干部和群眾中發揮作用，這是為什麼‘文化大革命’在指導思想上根本錯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廣大干部和群眾仍然在實際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績的一個原因。更為重要的是積累起來的這些正確的東西，為后來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行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做了一定的准備。”1
為什麼會出現兩種不同思想不斷累積的發展趨向？過去我們講得比較多的是源自實事求是或脫離實際，其實，實事求是和脫離實際的根由，是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積極探索與認知偏離。
社會主義改造之后，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進行過積極探索，毛澤東同志1959年年底，在小范圍裡講過：“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可能時間更長。”后來經歷了曲折。到了文化革命期間，對中國這樣極其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起點，認知進一步游離，教條主義地把中國的社會主義作為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籠統地看待，認為按勞分配八級工資是資產階級法權。同樣由於對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階段認知出現嚴重偏差，還對階級形勢和政治狀況作出了錯誤估計。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該做的一些事情看成是資本主義，把與此相聯系的主張觀點看成是修正主義，把相關的領導人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改革開放以來，之所以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世所罕見的歷史成就，就是因為我們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並將此作為立論的依據和制定政策的基礎。
1.參見胡繩主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8──420頁。
13. 改革開放與哲學經濟學的解放
通過改革開放解放生產力，是與解放思想相聯系的，而解放思想又與哲學經濟學的解放相關聯。哲學經濟學的解放，為改革開放提供了精神動力和學理支撐。哲學經濟學的解放，是領導人與學者共同推動的。
—、哲學解放的首要問題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改革開放初期的真理標准問題討論，是最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哲學解放。在真理標准討論的基礎上，我們黨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深化了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認識、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
本來，毛澤東同志多次講過檢驗真理的標准是社會實踐，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甚至常識。為什麼真理標准討論在黨內和全社會引起強烈反響呢？主要是當時亟需從本本主義、“兩個凡是”中解脫出來。鄧小平同志說，“我們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只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1
二、經濟學解放的首要問題是對計劃與市場的科學認知
這涉及到四個層次：一是計劃與市場都是調節手段。把計劃與市場從經濟制度屬性中剝離出來。計劃與市場多一點少一點，不涉及姓“社”姓“資”的問題，檢驗的標准是“三個有利於”﹔二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包括實踐中不斷深化的“部分作用”、“基礎作用”和“決定性作用”﹔三是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信息是分散的、不斷變化的，計劃是主觀的，不能反映市場的瞬息萬變，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是不相容的。中國既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而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發揮作用﹔四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建議》，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特征之一。這是從剝離到結合的認知深化，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排他性的認識超越，同時也說明，中國人對社會大生產和市場一般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把德國作為案例，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哲學經濟學的解放與推動社會實踐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把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40年代的德國哲學稱之為德國古典哲學。德國經濟學歷史學派發揮作用的時間是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古典哲學與經濟學的歷史學派產生影響的時間相連，前后100多年。德國古典哲學興盛在德國崛起之前，德國經濟學的歷史學派形成發展的過程，正是德國由封建割據到統一、由欠發達國家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過程。德國古典哲學有利於當時的德國人從中世紀的思想桎梏中掙脫出來。德國經濟學的歷史學派，對基於英國實踐的古典經濟學持保留態度，對新古典經濟學早期代表人物門格爾推銷的“理論與歷史保持距離”的方法論，堅決抵制，形成了符合德國實際的德國人自己的經濟學。
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頁。
14. 破解小農現代化的難題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把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生產稱為小農經濟，並對小農經濟進行了跟蹤研究。該院潘璐教授認為，現代世界經濟中，小規模家庭農業生產者的絕對數量在上升，佔到世界人口的40%。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在“小農圈”的亞洲地區，以農民家庭為單位從事的小規模農業依然是農業經濟中的主體，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容納了全球60%的人口，同時也擁有佔全球74%的家庭農業。亞太地區的小規模家庭農場生產這一地區的80%的食物。為糧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歐洲仍然有佔全球小農場數量4%的數百萬小農，還有許多大農場正在重新回到小農經營的模式，進行著“再小農化”的實踐。從全球角度看，小農農業養活了世界70%的人口，是單位面積最有效率的生產模式。目前我國小農戶數量佔農業經營戶的98%，小農戶從業人員佔農業從業人員的90%，小農戶經營耕地面積佔總耕地面積的比重超過70%，小農戶仍然是中國農業現代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潘璐教授團隊看來，像碧桂園這樣的資本下鄉，可能有利有弊。農民以及小農農業直接和間接地隸屬於資本，為資本提供土地和勞動力，或為資本承擔其不願意承擔的生產環節的高風險，小農農業自身的發展空間受到嚴重影響和擠壓。
自2010年開始，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在河北省易縣坡倉鄉開展的一項“巢狀市場小農扶貧”的行動實踐。以小農的生計資源為出發點，以農民的地方性農業生產為“產業”。以城市普通消費者對健康食物的需求為對接出口，構建由小農戶和城市人口共同參與的“巢狀市場”。自2012年開始，村民已經獨立完成生產、組織到配送的全過程，在北京有八個固定配送點。20─30天配送一次，從未間斷。十余年的實踐証明，巢狀市場實現了小農戶的城鄉對接，在帶動貧困小農戶脫貧增收、改善村庄生態環境和促進農村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具有重要功能。1
他們所說的巢狀市場，我理解是用蜂巢做比方，也就是蜂窩密密麻麻地連在一起。密密麻麻的小農戶與城市裡密密麻麻的消費者連接成的一個直銷市場。這樣的探索，一定是鄉村干部和農大的學者們共同發揮了重要的組織、聯絡、引導作用，但是畢竟農戶是基礎，除了按消費者的需求組織生產外，在長達十余年中，農戶也持續具體地參與對接和配送。這個探索給我們兩個方面的啟示，一是小農制生產方式的改造，可以是適度規模經營，也可以在家庭經營規模不變的情況下實現，甚至適度規模經營也可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二是為小農制生產方式的現代化改造提供了第三種路徑，也就是第一種路徑是在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中，加強和發展“統”的層面﹔第二種路徑是城市資本下鄉、對傳統農業進行改造、適度規模經營。中國農大提供的“巢狀市場”的第三種路徑，其推廣價值或者普適性，可能還是要在生產農戶的基礎上，發展出新的組織形式即產品協會，形成專門負責運輸和銷售等新的分工，或者把城市裡運輸和銷售的專業職能延伸到農村。而且城市消費者也應該有消費者協會這樣的組織來對接。如果這個路子真正走通了，在農村千千萬萬個農戶和城市千千萬萬個消費家庭之間能夠建立穩定的“量子糾纏”式的產銷關系，那麼小農經濟的現代化就真正有希望了。
1.周懷宗：《小農現代化將是中國貢獻給世界的重要經驗》，《新京報》，2020年10月18日。
15. 高質量發展需要突破華為悖論
我們通常會講，企業在証券市場上市，通過資本集中，有利於企業發展，也有利於企業的技術進步。但華為至今沒有上市，仍然取得了技術研發方面的成功。
現在不少人在研究華為成功的奧秘，我以為華為的成功肯定得益於國家改革開放的大背景，得益於政府的支持。與此同時，華為自身具備了世界上成功企業所具備的很多條件。對華為成功的經驗，可以從很多方面加以總結。我所關注的是，作為科技創新型企業，暫時不進入股票市場，或許是成功的原因之一。我把此稱之為“華為悖論”。我的這個看法，華為的一位領導講過。去華為參觀時，我曾提出，華為如此成功為什麼不上市？給我的回答是，技術研發的投資存在風險，上市公司的股東關注分紅，即令是若干年后可能有巨額回報，也難以接受近幾年沒有回報的技術研發投資。不上市，還可以用比較合理的價格收購別的企業因為上市而放棄的技術研發項目。
証券市場是現代市場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說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當然包括發揮証券市場的作用。市場配置資源起作用的是競爭機制，上市公司放棄研發項目，是市場競爭造成的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是股東因為收益預期的不確定性，是短期行為。問題是，為什麼企業決策層要遷就這種短期行為呢？原因很簡單，為了研發投入而減少分紅，股東不高興，可能賣掉這支股票，而去購買分紅多的股票，那麼這個上市公司的股價就會下跌，企業的形象和信譽就會受到影響。由此可見，上市公司放棄研發項目，是市場競爭使然，也是股東競爭的結果。為什麼企業決策層不考慮技術競爭的結果，而顧及股東的競爭呢？因為經濟學原本就是選擇的科學，前者是未來的，后者是當前的。
表面上看，華為目前的公司形式和股權結構支撐了技術進步。華為投資控股有限公司隻有兩個股東，一個大股東是該企業的工會，一個小股東是任正非。但該企業的創始人和實際控制人是任正非。工會作為大股東是代理員工持股的，其中每個員工所佔的股權份額多少，與對企業所做的貢獻相聯系。如果員工持股不集中為工會持有，而是員工直接持有，那麼華為控股更像一個全員持股的股份合作制企業。公司員工包括技術人員持有本企業的股份甚至包括期權，比社會上的投資者購買某公司的股票，肯定更關心實際業績，但這不意味著股份合作制的持股員工就一定會從公司的長遠利益出發，其中的關鍵在於任正非的格局與境界，在於他如何帶這個隊伍。因此，不僅從股權結構上看，華為是民營企業中的一個特例，任正非也是民營企業家甚至所有企業家中的一個特例。
目前，“創業板”、“風投”、科技銀行，難以完全解決“華為悖論”，需要從制度供給入手，在公司形式、股權結構、分配方式等方面進行新的探索，或者通過創新鏈金融對証券市場予以彌補。
16. 普遍持股有利於共同富裕
這裡所說的普遍持股是指，不僅僅是企業管理團隊成員持股，而是企業的員工都持股﹔也不是股民在股票市場上買股票，而是有組織地安排居民持股。
一、早期員工福利性持股與小范圍試行的居民持股
早期企業上市是國企員工持股的重要動力。改革開放初期，員工持股帶有明顯的福利性質。1993年，《股票發行和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和《公司法》頒布后，一些擬上市國有企業在改制和公開發行股票的過程中，發行了員工股。企業上市后，員工獲得較高的回報。但由於員工持股缺乏規范和管理，激勵作用有限，還對二級市場造成了一定的沖擊。1998年中國証監會通知停止發行員工股。之后一些國企員工持股採取了持股會和工會代持的形式，以回避限制。2000年，証監會以職工持股會不具備法人資格、工會持股與工會宗旨相悖為由，停止審批職工持股會及工會作為發起人或股東的發行申請。2005年修改后的《証券法》和《公司法》。又將擬上市公司股東人數限制在200人之內。一些實行全員持股的擬上市企業必須清退大量內部員工持股才能上市。由此，帶有福利性質的擬上市公司員工持股受到了嚴格的限制。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 中國証監會制定並發布了《關於上市公司實施員工持股計劃試點的指導意見》，在上市公司中開展員工持股計劃試點。這裡所說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指國有企業改革的一項新舉措。其實在民營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股份公司，早有員工持股的做法。
在改革開放實踐中，也有面向公眾通過股權籌資的方式，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比如在改革開放之初，浙江某縣水廠擴建、管網改造，就採取了股權融資的方式，向縣城所在地公眾出售股權，每股價格是兩元人民幣。自來水是公共產品，由政府定價，水廠股權收益比較穩定，股權收益高於銀行存款利率。實際上，對已經建成並正常運營且收入穩定的公共基礎項目，是可以實行居民持股的。
二、通過員工和居民持股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實現共同富裕，首先想到的是增加工資性收入，然后也應該注意到增加財產性收入。城市居民除了工資性收入以外，財產性收入通常會有房產出售出租收入，投資收入，銀行存款利息收入。農村居民除了經營性收入、外出打工的工資性收入、政策補貼方面的轉移性收入外，也還有財產性收入，包括土地承包權的轉讓收入，土地被征用的收入，投資收入，財產租賃收入。股權收入也是財產收入中的一種類型。股權收益具有明顯的特點：一是股權持有可以涵蓋很大的范圍，比如一個企業的所有職工，比如一個區域的所有居民。二是員工持股或者居民持股，可以不受勞動能力差別的限制，可以不因財富多少而有所區別。三是公司或者投資項目單位，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對員工或者居民安排相同數量的股份。四是股權投資是對公司和項目管理的參與，股權收益又與公司和項目的經營效益聯系在一起，能夠體現共建共享。五是普遍持股有利於改善社會資產結構，使儲蓄存款轉化為投資。
我認為，通過員工持股甚至城鄉居民持股的方式，可以比較普遍地增加財產性收入，實現共建共享和共富。
三、資本主義國家尚且重視員工持股計劃
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緩解勞資矛盾，上個世紀60年代美國的路易斯·凱索提出了員工持股計劃。自此，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一些企業開始推行員工持股。據《財富》雜志對美國500強公司的統計，90%以上的公司對高級管理人員實行了股權激勵計劃。據美國NCE0（國家業主雇員中心）估計，美國實行員工持股計劃的企業，大約有15000家。涉及約1350萬名員工。相當於美國職工總數的12%。澳大利亞ESODU（業主雇員共享發展組織）所做的調查表明，澳大利亞的員工持股公司中，佔56%的公司隻提供針對管理層的持股計劃。44%的公司提供覆蓋全員的持股計劃。日本由於企業倫理方面的原因，員工持股比例更高。上市公司中90%的公司實行全員持股。資本主義國家的股份制企業尚且如此，我們更應該這樣做。
四、普遍持股的難度在管理
把員工持股僅僅看成為福利或者作為激勵的一種方式，而管理和規范又跟不上來，是之前員工持股和居民持股沒有廣泛地發展起來的重要原因。如果我們把員工持股或者城鄉居民持股，真正作為形成利益共同體的重大舉措、作為共建共享基礎上實現共同富裕的重大舉措來推動，那麼管理和規范就會得到加強，就會適應這個需要。當然，員工持股和城鄉居民持股必須在頂層設計和規范管理上下功夫。力求做到健康發展、有序管理、安全可控。先可在企業經營規范、收益預期穩定的企業試行全員持股，在收益穩定的基礎設施建成項目中實行一定區域內的居民持股。
17. 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
列寧在《論所謂市場問題》中，對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所闡述的再生產理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同時對馬克思兩大部類的再生產公式也進行了推演。他將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因素納入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深刻闡明了隨著技術進步引起有機構成提高，“增長最快的是制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其次是制造消費資料的生產資料，最慢的是消費資料的生產”。1他認為，由於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可變資本在資本總額中的比值下降，也就是技術進步，會造成消費資料的生產趕不上生產資料的生產，出現結構不平衡。
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人，在國際環境嚴峻的背景下，從中國近代的屈辱歷史和生產力極端落后的大國現實出發，高度認同列寧所論証的馬克思的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並認為，從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重工業優先發展是必要的，同時又要注重農、輕、重的協調和互動。由此持續並關聯的高強度投資，自然便是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直接推動力了。
后來的經濟學家也基於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理論，建立了FMD模型，即費爾德曼—馬哈拉諾比斯—多馬模型。1928年蘇聯經濟學家費爾德曼在蘇聯《計劃經濟》雜志發表了一篇題為《國民收入增長原理》的論文，建立了費爾德曼模型。1953年，印度經濟學家馬哈拉諾比斯在《印度經濟雜志》發表了一篇題為《論國民收入增長過程》的論文，建立了馬哈拉諾比斯模型。由於這兩個模型不謀而合，加上費爾德曼模型之所以為世人所知，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美國經濟學家多馬的介紹，所以西方經濟學界把他們並稱為費爾德曼—馬哈拉諾比斯—多馬模型，簡稱FMD模型。這個模型推演的A列，生產資料的年增長速度為10%，而國民收入和消費品生產的增長速度為3.56%和2.79%，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國民收入和消費品的增長速度逐年提高，經過70年的時間達到9.98%，基本等同於生產資料的增長速度。這個模型的B列，生產資料年增長速度為20%，經過45年后，國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的年增長速度便接近20%。FMD模型的基本結論有兩條：一是消費品的增長速度一般來說低於生產資料的增長速度，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消費品的增長速度將越來越接近生產資料的增長速度。二是從長期的觀點來看，要想使消費品的增長速度和整個經濟的增長速度達到盡可能高的水平，就必須盡可能提高投入到第一部類的生產資料在全部用於擴大再生產的生產資料中所佔的比重。2
世界銀行將FMD模型與哈羅德—多馬模型等作為經典的宏觀總量經濟增長模型，推薦給發展中國家作為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時參考。
有學者認為，改革開放初期輕紡工業高速發展，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就沒有起作用了。實際上，輕紡工業項目的大規模建設，包括新建和技術改造，其制造設備的大量裝備，本身就是生產生活資料的生產資料的優先增長。改革開放以來較長一段時間，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都在20%以上，大大高出GDP的增幅。當前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在實體經濟中又高度重視先進制造業的發展。僅“十四五”規劃，新基建（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和工業互聯網）的投資規模就達到15萬億。各省的“十四五”規劃加總，新基建的投資規模達到40萬億。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這也體現了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
1.《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頁。
2.參見余永定《從FMD模型到社會主義經濟增長模型》，《世界經濟》1982年12期。
18. 政府服務有利於企業交易費用遞減
交易費用理論是美國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羅納德·哈利·科斯提出來的。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中認為，交易費用是利用價格機制的費用或利用市場的交換手段進行交易的費用，包括提供價格的費用，討價還價的費用，訂立和執行合同的費用等。他把交易成本解釋為企業存在的原因和企業規模選擇的原因。1幾乎在同一時間，中國經濟學家張培剛先生在當時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做農村調查。1937年和1938年分別寫出了《浙江省食糧之運銷》和《廣西糧食問題》兩本小冊子。也鮮明地將運銷費用和交易費用分開分析。
我認為，交易費用是指在完成一筆交易時，交易雙方在買賣前后所產生的各種與此交易相關的費用。如果把這個概念擴展開來，應該包括新建一個企業，除了企業建設成本、按法規應該繳納稅費之外的費用﹔企業進入新的行業和領域，除了應該繳納的稅費、開發及生產成本之外的費用﹔企業生產產品，除正常的生產經營成本及營銷成本之外的費用等。
按照這個定義，政府對企業所提供的直接間接服務，肯定會涉及交易費用的變化，交易費用一般會遞減。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作用方式，可能會涉及到很多方面，就大的類別而言，第一類是與市場相關的，比如培育市場、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等﹔第二類是戰略引領，比如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第三類是政策體系，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講宏觀調控制度體系時講了七大政策，即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就業政策、產業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區域政策﹔第四類是政府直接為企業提供綜合協調服務。這些都會直接間接地影響到企業，使正常合規經營的企業的交易費用降低。
這裡我們僅從政府直接為企業提供協調服務看，比如政府支持在當地辦企業，創辦新企業的交易費用就會降低。進一步具體地說，地方政府在開發區和新區招商中引進的企業，對當地經濟發展具有很強的帶動性，那麼政府通常會召開協調會，簡化工作程序，提高辦事效率，解決企業入駐、建設、開工中的一些具體問題。其中很多都是政府應該提供的條件和創造的環境。通過協調會以后，本來需要較長時間才能解決的問題，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得到解決。而且可以同時解決企業新建開工中的許多問題，而不至於企業一個一個地提出訴求，一個一個地去尋求解決的途徑。由政府領導出面召開協調會時，通常政府的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都會參加。企業會后再與政府部門協調並爭取支持的可能性加大，同時由於政府綜合協調而獲得信用，在與其他企業合作時容易給合作方信心，包括金融信貸支持。所以政府協調服務，企業的交易費用會遞減。也就是企業直接感受到的辦事效率提高，費用降低。
政府服務有利於企業交易費用遞減，在西方國家及企業中也是存在的。比如馬斯克想把公司總部從加州搬到德州，說明在德州發展的交易費用低於加州。
1.參見[美]羅納德·H.科斯：《企業、市場與法律》,盛洪、陳郁譯校,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42頁。
19. 張五常兩個案例的產權意蘊
張五常是西方經濟學中產權學派、新制度學派的重要成員之一。他比較有資格闡發科斯的產權理論。他認為，當私人佔用權同時擁有收益權和轉讓權后，私人所有權就變得不重要了。私人所有權本身並不能增加生產和收入，只是便於鑒別。他舉了他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讀書時貸款買車的例子。錢來自銀行，車的所有者應該是銀行，但他本人可以自由使用這輛車。他還認為，通過合約鏈，理論上企業規模可以無限大，大到覆蓋全社會。這當然不同於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組織的大工廠。張五常還舉過一個例子。他說，“在一個會議上，有人提議大地主的農產品售價會是專利權的市價，缺乏市場競爭，對社會是有浪費的。我沖口而出：怎麼會呢？假如全世界可以種麥的地都屬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將地分開租給不同的農民耕種﹔麥子收成后農民就會在市場上競爭發售，那麼麥價是競爭下的市價。”張五常還說，科斯對他的觀點，三次予以肯定。1張五常這裡所說的“一個地主、多個佃農”的案例，與貸款買車的案例聯系起來，同樣可以理解為，銀行集中大量資金，但可以貸給多個法人和自然人營運。
我認為，把張五常的這兩個案例放在一起，並結合他講的觀點，可以理解為三層意思，一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權派生出來的在市場運用中實際運轉的權利顯得更重要，這就是產權﹔二是企業規模依靠合約鏈支持，可以無限大，他在這裡沒有講科斯所講的企業內部的協調成本等於社會交易成本是企業規模的邊界，而是突出支持企業形成的合約鏈，我想他所說的重點不是雇主與雇員的合約，應該是法人財產權與出資者所有權相聯系的合約，實際上是產權鏈合約﹔三是即使所有權是壟斷的，只要經營權是分開和分散的，同樣不妨礙市場競爭。
張五常所針對的樣本自然是西方國家，也就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國家，尚且處在市場運用中的所有權即產權，比終極所有權本身更重要﹔有了產權的市場運用，所有權集中也不會造成壟斷。那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公有制一樣可以通過市場運用，用產權來解決同質化的問題、解決市場競爭的問題。
中國的微觀改革，實質上是在不改變國有和集體所有權的前提下，作出了不斷延伸和拓展產權鏈的制度安排，在進一步明確產權界定的同時，解決了產權所有、佔有、使用、經營、轉讓、處分、收益過程中的激勵問題。使延伸后的國有產權、集體產權與其他產權同質化，無論是獨資的情況下還是通過各個出資主體組合，都可以形成真正的市場主體。因此，中國微觀改革中實際形成的產權鏈，是對西方經濟學市場化必須以私有化為前提的歷史超越。
1.參見盧櫟仁：《張五常、華人第一產權理論家》，《產權導刊》2010年第3期。
20. 用產權鏈理論可以解釋微觀改革實踐
產權鏈理論是我觀察中國微觀改革實踐而形成的新概念，是對改革實踐進行學理總結的新嘗試。用產權鏈理論解釋微觀改革，符合實際。
國有企業的改革在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雖然有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性調整，但從總體上說，改革主要不是針對所有權的，而是針對所有權在市場中的運用也就是產權的。而產權在市場中的運用與變化路徑，表現為產權鏈條的延伸。從這個意義上講，產權鏈的延伸及規范，能夠體現迄今為止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軸和紅線。首先是經營權的分離，也就是從經營權中分離出承包權，或者是生產經營責任制的權利﹔然后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給企業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再然后是公司制度的建立，出資者所有權和法人財產權的分離﹔再接下來，擁有法人財產權的公司，對外投資或者參股，再出現出資者所有權與法人財產權的分離。並且由此不斷地延續下去。這樣，在出資者所有權與法人財產權之間就形成了不斷延伸的多環、多結點的產權鏈。
農村改革也是這樣，分田到戶的大包干，雙層經營體制，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改革。這些都是改革的內容。但同樣，如果用一條紅線來串聯農村改革的歷程，產權鏈的延伸和規范，無疑是最貼切的。土地是集體所有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是集體所有權與農戶承包經營權的分離﹔然后再將農戶所擁有的承包經營權進行承包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再然后，在保持承包權不變的前提下將經營權放活，派生出投資權、租賃權等。這樣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就構成了一個產權鏈﹔而且經營權的拓展和延伸還會使這個產權鏈進一步延長。
產權鏈包括縱向產權鏈，橫向產權鏈，網狀產權鏈。
就國有企業而言，通過所有權與佔有、使用權的分離，通過出資，參與企業法人財產權重組，再出資，再重組，包括混改、混有、混組。這樣的產權鏈制度安排，解決了國有產權軟約束和壟斷問題，實現了國有產權與其他產權的市場化、同質化。使國有獨資、國有投資和國有控股企業，具有無差別的市場主體地位。也有利於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法人財產權的治理﹔有利於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性調整﹔還有利於發揮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全局中的積極作用。就農村集體所有權而言，通過產權鏈的制度安排，使農戶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農戶依托承包權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其他權能，可以自主地進行投資和經營，農村集體產權還能進行優化配置。
產權鏈理論是對西方經濟學“私有化前提”的超越，也是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的一般規律。我個人認為，基於所有權（無論是公有還是私有）基礎上的產權用途多樣化及動態過程，即產權鏈的延伸，也完全可以解釋西方國家企業發展的實踐。
21. 從信息結構視角看五年規劃
上個世紀，計劃與市場之爭的學理基礎是市場信息的不同處置方式。
一、市場信息具有復雜的結構性特征
哈耶克認為，不是要不要計劃的問題，而是個人根據分散信息制訂計劃﹔個人不可能獲得完整的信息，也不是專家，但根據特定情勢的變化，根據價格信號，能夠做出正確決定。哈耶克還認為，面對特定情勢的變化，不是所有人同時都可以做出正確決定的，其中有人做出正確決定、有所反應，就會傳遞到整個行業，傳遞到社會。這就是價格體系很自然地發揮作用。顯然，哈耶克“市場偏好”的基點是信息分散。
其實市場信息不隻有分散這一個特征，而具有復雜的結構性特征。首先，就信息的真實程度來講，具有結構性特征。信息真實程度至少包括三類：第一類是真實的、原始的信息﹔第二類是信息的內容基本真實，但是經過包裝或過度宣傳的信息﹔第三類是虛假信息。當然，要保障信息的真實性，可以依靠法律，但是從動態過程看，不同真實程度的信息客觀上是存在的，個人、家庭、企業必須鑒別這些信息，並且作出選擇。其次，就信息的功能作用而言，具有結構性特征。有快信息，慢信息﹔私信息，公信息﹔分散信息，整體信息等。第三，就信息的加工程度而言，具有結構性特征。有碎片化信息，大數據信息﹔有原信息，有經過加工處理的信息。
在互聯網背景下，現在的信息規模和結構比上個世紀哈耶克與蘭格之爭時所描述的信息分散，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信息海量，全球互聯互通，本地信息可以同步傳播到很遠的地方﹔二是借助搜索平台技術，信息能夠及時地自動地進行梳理和分類﹔三是信息（數字）經濟已成為全球性的支柱產業，2020年規模達到了31.8萬億美元，佔世界GDP總量的37.5%，同樣是2020年，中國信息（數字）經濟規模為39.2萬億人民幣，佔GDP比重為38.6%。四是能夠滿足信息需求者的不同需要。但是，個人對海量信息的選擇是基於“偏好”，平台的信息供應是“投其所好”，久而久之，一方面信息海量，要什麼信息有什麼信息﹔另一方面接受信息的人又容易出現“信息窄化”、“信息偏執”甚至進入“信息繭房”。五是被動地接受信息，有可能作出正確的選擇，也有可能作出錯誤的選擇。六是在海量信息背景下，結構性特點更明顯，人們更應該從結構上去分析市場信息，以便有效和精准地運用信息。
二、五年規劃是對市場信息結構性缺陷的彌補
有學者從目標治理的角度評價中國的五年規劃，自然很有意義。我在這裡嘗試從信息結構視角看五年規劃，或許也具有經濟學的學理意義。在制定五年規劃的過程中，政府運用一切信息技術手段，盡可能多地匯集市場信息，對其中的及時信息，更多的是從它對企業、地區和國家中長期經濟發展影響角度考慮問題的，而對海量信息中直接關系到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長遠發展的信息，會更加重視研究和運用。五年規劃的制定和實施過程，是政府主導、全社會廣泛參與的過程。全社會廣泛參與，也是各個方面對市場信息的認知、分析、處理意見的匯總。政府進行系統集成，從全局和長遠的角度提出思路和戰略，對企業和社會予以引導。通常有眼光的企業家甚至包括有頭腦的消費者都會關注五年規劃傳遞出來的信息。
政府對市場信息進行綜合分析，不是要代替企業面對市場信息做出決策﹔政府從整體上並著眼於長遠發展形成的五年規劃，所發揮的戰略導向作用，與企業對市場信息做出的及時反應，也是不同層次的問題。比如政府和企業都看到了某一個行業發展的市場信息，這類市場信息涉及到兩方面：一是近期利潤豐厚﹔二是從中長期看，其生產能力可能會飽和甚至過剩。那麼企業在接受這個信息的時候，首先考慮的是抓緊生產營銷，爭取近期有較多的收益，雖然也會考慮未來生產過剩的風險，但往往會持觀望的態度，或者會心存僥幸。而政府在面對這樣的信息的時候，更多的是考慮這個行業的持續健康發展，會及時提出預警，並會就這個行業的供給側改革，提出指導性意見。
22. 漸進式改革中的不爭論智慧
鄧小平同志強調鼓勵試、允許看、不爭論，倡導摸著石頭過河，是漸進式改革的重要方法和內在邏輯，體現了政治定力和政治智慧，符合體制機制創新的認知規律。
這裡我尤其認為，圍繞創新認知過程中的不爭論具有重要意義。我認為，鄧小平同志所說的不爭論，是從哲學層面講的，絕不是不講是非、不堅持原則。
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指出：“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不只是經濟特區的問題，更大的問題是農村改革，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廢除人民公社制度。開始的時候隻有1/3的省干起來，第二年超過2/3，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這是就全國范圍講的。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1
國學大師張中行寫過《故事一則》，說《九章算術》推廣之初，甲乙兩人爭論。甲說四七等於二十八，乙說四七等於二十七，爭到縣太爺那裡，縣太爺打了甲三十大板。甲自然不服，縣太爺回答，你既然知道四七等於二十八，為什麼要與四七等於二十七的人爭論呢？該打。2作家王蒙以此為基礎又寫了一則寓言，即《不爭論的智慧》。3兩位都借這則寓言說事，具有深意。有利於幫助我們理解鄧小平同志關於不爭論的精神內涵。
首先，不爭論體現了政治定力。既然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甚至改革的預期也是好的，就要堅定不移地推進。這個時候有不同意見一爭論，就容易猶豫徘徊、瞻前顧后。而且隻有在不爭論的環境中才能“鼓勵試”，才真正是“允許看”。
其次，“允許看”、不爭論，符合體制機制創新的認知規律。改革從本質上講，是體制機制創新的動態過程。體制機制創新，涉及到新秩序新規范對舊秩序舊規范的替代，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調整，人們需要接受和適應。因為關系到切身利益，而且並非多數時候都是對自己利好的安排，即令是，也需要與他人比較或者了解內容和原因。因此，對多數人而言，對改革新事物的認知，不可能很快就達到佛學上的“了悟”。人腦接收外界輸入的信息，經過頭腦的加工處理，轉換成內在的心理活動，進而支配人的行為，這個過程就是認知過程。因此，認知過程需要時間，尤其是對改革新事物的認知，路徑更長、更曲折。
第三，鼓勵試、允許看、不爭論，在實踐中形成共識，具有經濟學的學理意義。有的同志或許會說，鼓勵試、允許看、不爭論，摸著石頭過河，反映的是經驗直覺，很難與學理聯系起來。實際上，發展經濟學中較早的內生增長理論的思想源頭，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約瑟夫·阿羅的“干中學”理論，也就是他1962年發表的《邊干邊學的經濟含義》。4鼓勵試、允許看、不爭論，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能動過程。基於實踐、鼓勵實踐，在實踐中形成規律性認識，在實踐中凝聚共識，既有利於克服改革的阻力，又可以避免出現顛覆性錯誤，試錯成本低，改革的代價也比較小。
1.《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頁。
2.見《讀書》，1993年第五期。
3.見《讀書》，1994年第六期。
4.Arrow K J，“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29，No.3，1962，pp. 155-173.
23. 激勵兼容在中國客觀存在
激勵相容是西方經濟學機制設計理論當中的一個理論。機制設計理論最早的論文發表在上世紀60年代，產生和發展於計劃和市場的世紀爭論背景下，不少學者已經看到了市場本身的局限性。2007年，美國的三位經濟學家赫維茨，馬斯金、邁爾森，因為機制設計理論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赫維茨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每個理性經濟人都會有自利的一面，會按照自利規則行為行動，如果能有一種制度安排，使行為人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正好與企業實現集體價值最大化的目標相吻合，這一制度安排就是機制設計理論當中的激勵相容。1赫維茨1917年生於莫斯科，在波蘭取得法學碩士學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去美國。他對當時蘇聯和東歐的計劃經濟和集體價值取向，應該是有感性認識的。我以為，他提出了一個在美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難以實現的理論，也就是私利有利於公德。
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有公有制為主體的制度基礎，能夠實現個人激勵與集體價值主張的統一，激勵兼容客觀存在。
按照西方學者的說法，社群利益與個人自由發生矛盾的時候，社群要服從個人。在中國，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個人利益必須服從集體利益。
改革開放之前強調集體利益，忽視個人利益，甚至對個人利益持批判態度。帶來的結果是平均主義和個人的主動性創造性難以充分發揮。改革開放以來，倡導勤勞致富，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個人具有選擇職業的自由，個人獲得合法利益的權力受到尊重，私人合法財產受到保護。相當一部分人，既有工資收入，又有財產收入。在人民當家作主地位得到保障的同時，個人利益主體的地位也得到了確立。
個人利益受到尊重，並不是以忽視和淡化集體利益為代價的。在中國的企業和社會中，集體主義價值理念深入人心。員工的個人收入和福利待遇與企業的效益直接相關。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企業的工資總額和年均增長率，直接與企業的利潤規模和利潤的增長相關聯﹔有的企業實行技術人員與管理者的期權制度，有的還實行了員工持股，也直接與企業當前的效益和長遠效益相聯系。個人對企業（集體）的貢獻大，收入水平就高，反之企業（集體）的整體效益不好，員工的收入也會受影響。中國企業不僅有工會維護職工的權益，而且還有職代會參與公司利益分配的決策。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特別是他的“創新性破壞”概念，在經濟學研究中出現的頻率可以和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相媲美。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阿格因在《創造性破壞的力量》一書中認為，美國的創新能力很強，但是沒有體制來解決創造性破壞帶來的問題。而丹麥模式比較理想。2實際上在中國，對於結構性改革帶來的問題，政府有一系列配套政策來解決。中國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職工下崗到再就業期間，可以領取失業救濟金，可以參與政府組織的就業培訓。雖然目前中國職工下崗以后領取的失業救濟金，達不到丹麥那樣相當於在職工資的90%，但領取失業救濟金，達不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線的，政府還將其納入低保對象。國有困境企業，還允許變現國有資產或股權，補充社保基金。由於“創新性破壞”，有的企業陷入困境、職工下崗，這是創新所付出的成本和代價，用社會保障和政府救助的辦法加以解決，既是對下崗職工的激勵，也是對創新的激勵。
1.陳旭東.《赫維茨的經濟思想譜系及其方法論》，《財經研究》，2020年第2期。
2.[法]菲利普·阿格因編，《創造性破壞的力量》，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235頁。
24. 有別於市場決定與政府作用的倫理調節
在中國當代經濟發展中，除了市場的作用、政府的影響之外，還有沒有別的力量，影響生產者和消費者？厲以寧教授認為，還有超越市場與政府的力量，那就是道德在經濟中的作用。也就是除了市場調節、政府調節之外，還有第三種調節，即道德調節。1我是贊成在市場和政府之外有第三種調節的，但我主張稱之為倫理調節，也就是社會主義倫理秩序的調節。社會主義倫理秩序的配合調節，是中國當代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社會保持長期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倫理秩序，客觀存在。在我國，社會主義倫理秩序是國家治理體系和社會治理格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般說來，市場的趨利性與倫理道德追求是有矛盾的，市場的趨利性在有利於經濟效率的同時，也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倫理環境。《道德情操論》是亞當·斯密的成名作。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對人及其經濟行為的分析，與《道德情操論》的基調是一致的。斯密認為，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人們都傾向於贊同他。相反，窮人因為貧窮而感到羞辱，貧窮使得人們瞧不起他。但人們追求更多財富的過程中仍然有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追求，如一個人無論如何自私，他的天性中都有對他人的同情之心，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如果沒有遵從正義、對他人的同情之心等基本道德准則，就是通往邪惡的道路。
我們現在分析的是中國當代經濟發展條件下的倫理調節，確實人們通過市場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時候，一定也有倫理的牽絆。
我們通常會說，市場調節是“看不見的手”，政府調節是“看得見的手”，那麼倫理調節就是介乎其間的若隱若現的調節。
三種調節有共同的受體和對象，都有動力邏輯和糾錯邏輯。政府調節的動力邏輯是戰略最優，市場調節的動力邏輯是利益最優，倫理調節的動力邏輯是道義正當。政府調節的糾錯邏輯包括糾自身之錯，包括經濟過熱，過冷，計劃缺失、計劃失誤。糾市場之錯包括市場扭曲、市場缺失。市場調節的糾錯邏輯主要針對壟斷之錯，非自由交易之錯。倫理調節糾錯邏輯是有違道義之錯，有違道德之錯，有違公平之錯，有違正義之錯。
三種調節的作用方式不完全一樣。厲以寧先生認為，假定“無形之手”為一端。有形之手為另一端，兩段之間有一段距離。有時道德調節比較接近“無形之手”，有時則比較接近“有形之手”。或者說，道德調節有各種不同的形式，有些形式距離“無形之手”近一些。有些形式距離“有形之手”近一些。2就三種調節的作用方式而言，確實是這樣的，有的倫理規則是顯性的、必須遵守的，違背了要受到懲罰（包括輿論譴責），那麼這種倫理調節就接近政府調節，有的倫理要求是原則性的，未必像負面清單那樣，主要靠企業和個人自覺甚至自發地作出反應，這種倫理調節就接近市場調節。
不同時期調節手段的運用有所不同。在封建社會農耕文明背景下，商業不被重視，商人的社會地位也不高，市場發育也不完善，市場調節的作用有限，商業活動主要靠政府調節和倫理調節。這個時候，政府調節和倫理調節對商業活動都是限制的、歧視的。新中國成立以后，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經濟調節主要表現為政府調節和倫理調節。由於重視思想動員和精神鼓勵，倫理調節發揮著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之后，市場調節、政府調節和倫理調節才真正在共同發揮作用。
倫理調節也與市場調節、政府調節相互影響。市場等價交換和競爭擇優的原則，自然而然地成為倫理價值及秩序的新內容，一些基本的倫理要求也會反映在市場規則之中。政府在對經濟發揮作用的時候，會發揮倫理秩序的作用，比較明確穩定的倫理規范，也可能上升為法律和政府規章。與此同時，政府調節時，也會遵循價值規律。
1.參見厲以寧：《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
2.厲以寧：《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版，第21──23頁。
25. 綜合平衡理論是積極的宏觀經濟學
中國的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理論，其思想內涵和實踐運用，大大超出了蘇聯時期國民經濟平衡表的理論和方法，是馬克思社會再生產理論與中國經濟建設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經濟治理的重要原則和方法。
西方經濟學中沒有綜合平衡理論。在西方經濟學說史中，經濟學理論涉及到整個社會總生產的最早的經濟學家是英國的配第，此后，愛爾蘭經濟學家坎蒂隆分析過社會總產品再生產和流通問題，成為法國經濟學家魁奈“經濟表”的重要思想來源。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這些有益成果，第一次從社會總資本的角度研究並提出了社會再生產理論。
西方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被稱為微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重點是研究經濟個體及其活動，如單個生產者如何將有限資源分配在不同商品的生產上，以取得最大利益﹔或者單個消費者如何將有限的收入分配在不同商品的消費上，以實現最大的滿足。微觀經濟學的核心是廠商理論、消費傾向和價格形成機制。微觀經濟學也把他們的理論分成兩種類型，一是價值理論和分配理論﹔二是貨幣理論。雖然他們也會涉及到均衡價格和貨幣供應量的均衡，但是他們沒有經濟總體的、過程的綜合平衡。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種總體的、過程的綜合平衡，是靠市場機制去完成的。
后來的凱恩斯不贊成微觀經濟學對經濟學理論的兩分法。他覺得正確的兩分法應當是，一方面是單個行業和廠商理論以及既定數量的資源在各種不同用途之間的分配和報酬理論﹔另外一方面是從整體來看的產量和就業理論。由此導致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劃分。凱恩斯是西方宏觀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他雖然重視了經濟總量的分析，並且強調國家干預，但更多的是關注需求一側。他的核心理論是有效需求理論、就業理論、投資乘數理論。是對微觀經濟學理論的修補。運用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進行拯救，是事后的一種均衡措施，而且到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一些國家運用凱恩斯的赤字財政，帶來了經濟滯脹，由此凱恩斯主義開始式微。
蘇聯時期的國民經濟平衡表，主要在計劃和統計工作中運用，雖然涉及到了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其理論和應用更多地體現在技術層面，沒有中國這樣的綜合平衡理論。斯大林將列寧論証的馬克思的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定位於優先發展重工業。毛澤東同志在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斯大林的缺點是在重工業優先增長的同時，在計劃中忽視了農業的增長。他還說，1952年─1957年，蘇聯生產資料生產增長了93倍，生活資料生產增長了17.5倍。問題是，93同17.5的比例，是否對重工業的發展有利。他說：“要使重工業迅速發展，就要大家都有積極性，大家都高興。而要這樣，就必須使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輕重工業同時並舉。”1在斯大林時期，由於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蘇聯的經濟發展比較快，但是有計劃，沒有按比例，而且比例關系還嚴重失調﹔沒有統籌兼顧，沒有綜合平衡，嚴重地影響到后來的經濟發展、改革甚至解體。
中國當代經濟發展中的綜合平衡，是基於實踐的、主動的、總體性的宏觀經濟治理。不是單一的平衡，而是綜合平衡，不是事后平衡，而是全過程平衡，不是被動平衡，而是主動平衡。面對重大比例關系失調，不是通過自發的市場出清付出巨大代價后的平衡，而是採取積極有效的綜合措施、及時止損、強制性的平衡。不是對理論設計中某一假設前提缺陷的修補，也不是風險延后的暫時性舉措。相對於凱恩斯的需求理論，中國當代經濟發展中的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理論，是積極的宏觀經濟學。
1.《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頁。
26. 國家經濟治理的系統集成優勢
國家經濟治理是指國家推動經濟發展和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全部活動。系統集成理論應該有兩層意思：一是將各個獨立的部分組成有機系統﹔二是在有機系統中，中央樞紐有很強的綜合控制能力，能夠形成整體解決方案，能夠進行頂層設計，能夠動員各部分、各層級朝著選定的目標發力，也就是“同向發力”。同時，對各部分、各層級的功能進行整合並優化，形成新的“更優效能”。
中國國家經濟治理的系統集成優勢是明顯的。
中國是單一制的社會主義國家，法治是統一的，市場是統一的。中國的國家經濟治理系統是一個有機的生態系統，可以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可以有效地實施舉國體制。西方國家在國家結構方面，有很深的希臘雅典情結，多數國家選擇聯邦制或者邦聯制的國家結構，法治沒有完全統一。在國家治理方面，具有板塊式和鬆散型的特征。
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系，法治體系，政府行政體系橫向和縱向的有機構成，是國家經濟治理系統集成的基本依托。三個體系內部和三個體系之間，有責任分工，也有監督性的制度安排，但不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三權分立之間的相互制衡。在西方三權分立的權力結構中，相互之間的關系主要體現為制衡。由於資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國家的性質所決定，不可能重視民意，也很難形成共識和“公意”。決策和執行中有很多否決點，很多事情都是否決容易通過難。
全過程人民民主與糾錯機制，保証了國家經濟治理系統集成的正向效應。人民民主具有廣泛性，而且貫穿於國家經濟治理的全過程。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可以推動國家經濟治理的系統集成。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糾錯功能，以全過程人民民主為基礎的新型無產階級政黨政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系、法治體系、政府行政體系，能夠保障國家經濟治理系統集成的正向效應。
在國家經濟治理三大領域中系統集成的技術線路確保了宏觀效能。
一是在戰略導向的系統集成中，比如五年規劃的制定，通常要經歷上一個五年計劃的中期評估、開展關系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系統調研、進行經濟社會重大課題研究和專題研究、形成思路（比如形成中共中央的規劃建議，就要經過一系列的調研環節、征求意見的環節、決策審議性環節） 、編制規劃、組織一系列的討論論証、上送審議、報請人大會議審議通過。像這種中長期發展規劃，西方學者認為，他們沒有這樣的公共政策產品。
二是在發現問題形成共識的系統集成中，通過會議、文字報告、調查研究，暢通經濟發展實踐中的問題發現和信息反饋，能夠較快地發現問題、形成共識。通常，圍繞著戰略和政策的實施，從上到下都有督辦調研的程序安排，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也有總結評估、意見建議反饋的程序設計。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一般能夠較早發現，並能較快形成共識，較快採取措施予以解決。
三是在制定法規政策的系統集成中，通常都會在發現問題形成共識的基礎上，著手制定法律政策規定。無論是立法還是法規修訂，無論是制定一項新的政策、還是對已有政策進行調整，都要進行調查研究，有的還要在網上廣泛征求意見。幾上幾下，最后按照有關程序通過發布。黨組織內部、政府系統、人大系統，民主決策的特性是共識型民主、效能型民主。雖然組織系統之間有分工、有監督，但不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三權分立”的相互制衡和相互否決機制。
27. 重視規律性認識的理論和學理特性
在理論研究中，大家經常會提及學理支撐。有的學者對實踐中形成的新的規律性認識缺乏自信，他們擔心缺乏學理支撐。在他們看來，能夠從本本上找到答案的，特別是從西方的書本中找到答案的，就具有學理支撐，找不到的便是缺乏學理支撐。這顯然是一種簡單化的結論。
確實，學理支撐這個命題現在很時髦，但是不能簡單地用本本主義、用洋教條的觀點來詮釋。我認為學理乃學術之理，是指具有科學性的理論，學理支撐就是科學性証明或者科學性檢驗。實踐中形成的規律性認識，有科學理論印証的，當然是學理支撐，如果找不到現有理論來說明，那麼，規律性認識本身就是學理，就是實踐創新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成果，用新的規律性認識來解釋新的實踐，就是學理支撐。
規律性認識不是對事物的零散感知，而是對事物內在聯系和發展趨勢的把握，通常會用比較精練的語言來表達。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知識體系，不應該是一堆雜亂無章的文字符號，也不應該是碎片化的概念范疇總和，而應該是相互關聯的規律性認識體系。本書所列舉的規律性認識，可以與實踐相互印証，對實踐具有評述解釋能力，具有一定的思想理論濃度，具有一定的學理內涵，同時不受西方經濟學理論框架的約束，也超出了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維定式。在本質上具有可識別性、獨特性，具有鮮明的中國時空特色，能夠成為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知識體系的基本骨架。
重視基於實踐的規律性認識，必須克服教條主義的思維方式。任弼時同志在延安時期為黨的七大准備的一份文稿上，就黨內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區別與聯系，寫過一段文字。特別強調二者不能平列，教條主義的危害更大。陳毅同志贊成任弼時同志的觀點，認為經驗宗派不能與教條宗派匹敵。而且他們都認為當時黨內的教條主義除了組織上的危害性外，而且還有馬列主義的豐富詞句，經驗主義者有時也會不自覺受影響。1這是領導人在延安時期根椐當時情況作出的判斷，現在也會給我們以啟示。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是不可取的兩種傾向。這裡的經驗主義，是指偏重感性、非理性的主觀主義，不同於基於實踐的規律性認識。中國是后起的發展中國家，具有追趕型特點，在經濟發展實踐的知識運用中，對先發國家的經驗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理論，容易先入為主，比較容易產生教條主義，並形成思維慣性。而對在實踐中形成的規律性認識，往往看不起或者缺乏自信。進一步說，總結實踐經驗，形成規律性認識，需要花很大氣力，需要獨立思考，比利用現成理論對經濟現象不分時空地予以簡單評判，難度要大得多。當然基於中國實踐形成規律性認識，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學理轉換，絕不是理論封閉，也要從中國的實際需要出發，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有益成果，科學運用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一般規律的理論和知識。
因此，我們要高度重視規律性認識的理論和學理特性，這或許是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有效路徑。
1.郭德宏：《黨和國家重大決策的歷程》（第二卷），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頁。
28. 要有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話語自信
現在有一個比較時髦的說法，即要進行理論創新，要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就需要形成中外融通的話語體系。這當然是必要的。因為話語融通，有利於表達和交流，隻有聽得懂，才能聽得進、聽了信。實際上，在中國國內，知識界與社會各界，官方與民間，也有一個話語融通的問題，也有一個聽得懂、聽得進、聽了信的問題。
中外融通的話語，不應該也很難完全依照西方的范式、語境來表達。在中國國內的大眾化表達，也未必能運用純粹的民間語言和網絡語言。關鍵在於以事實為基礎、為依據，秉持論理思維，以事論理。說得有依據、說得在理、說得清楚明了、說得通俗易懂。也就是通常中國人說的擺事實、講道理。
外國人願不願意聽，取決於我國的國際地位，地位決定話語權。比如，計劃經濟時代，上海話不好懂，但是採購員要盡量聽懂上海話，還要學說上海話﹔改革開放以來的較長時期，廣東話不好懂、不好學，但時髦，大家爭相效仿。老百姓願不願意聽，取決於是否對政府和學界信任，能否聽得進，還要把你所說的與他們實際感受進行比對，一致的自然聽得進。
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知識體系需要梳理和集成，其表達和呈現要體現鮮明的中國特色，必須基於歷史事實，必須注重客觀性、科學性、學理性、融通性。要實現實踐邏輯、理論邏輯、歷史邏輯的貫通，當然也需要運用大量的西方傳入我國的概念、范疇、表述。有些西方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概念，把它運用到中國的實踐當中來，會有新的闡釋和新的分析。與此同時，我們也可能會按照中國的敘事風格和語言習慣來概括，形成中國獨有的概念范疇。我們也會運用大量的民間語言，但要進行必要的提煉。
經濟學本質上是歷史的科學，其表達要有時空概念。經濟學作為現代社會科學的一個學科，引進中國之初叫生計學，梁啟超寫了一本《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既然是生計學，自然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所以人們接觸經濟學理論，不應該有疏離感，經濟學語言不應該玄而又玄、晦澀難懂。經濟學服務對象不只是搞專業的小圈子、小眾，而需要面向社會、面向大眾。因此，建構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要倡導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說理，要讓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都有親近感。
黑格爾說，“隻有當一個民族用自己的語言掌握了一門科學的時候，我們才能說這門科學屬於這個民族了。”1
1.[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四卷，賀麟 王太慶等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頁。
29. 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理論體系框架
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客觀上已經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論體系，是真正意義上的自主知識體系。我以為，其框架條目可以列舉十三個方面，包括：順應社會矛盾運動規律的哲學基礎，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建設中國式現代化和建立獨立的完整的現代的工業體系、國民經濟體系的主題主線，體現發展系統性、穩定性、安全性的生產資料優先增長，凸顯交易費用遞減優勢的政府作用，構建市場主體的產權鏈制度安排，彌補市場信息結構缺陷的中長期發展規劃，支撐效率與公平相協調的激勵兼容，提供持久動力的漸進式改革，維系經濟運轉三維秩序之一的倫理調節，積極的宏觀經濟學綜合平衡，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系、法治體系、政府行政體系的系統集成，創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貢獻。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承認社會主義有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但不認為其為社會進步的動力。當時蘇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哲學觀點還認為，新事物一開始並沒有矛盾。社會矛盾運動規律是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哲學基礎，也是全面改革的哲學基礎。遵循社會矛盾運動規律的落腳點在於對基本國情的把握，在於從特定時空實際出發。這在中國當代經濟發展歷程中也有過曲折。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認知的逐漸成熟，標志著我們黨對社會矛盾運動規律的把握達到了新的高度。
在中國當代經濟發展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追求，具有道義高度。以人民為中心，既是整體的概念，又有具體切實的實現形式。不僅僅體現在價值層面、倫理層面、宣傳層面，更是在發展的指導思想上、戰略規劃上、法律保障上、政策措施上，真正體現為人民謀福利。黨和政府密切關注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始終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與西方所宣揚的“涓滴”理論根本不同。
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主題是現代化，現代化的核心是工業化。工業化、現代化的主線是建立獨立的完整的現代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之所以我們不是簡單地按照比較優勢理論來進行國家戰略選擇，這是因為比較優勢理論有一個錯誤的假設，認為發達國家技術進步的收益會以價格降低或增加收入的方式為全球帶來均等的福利。（實際上）后發國家只能以外圍形式成為中心國家的附庸。即“普雷維什──辛格假說”。1而且按照比較優勢理論進行國家戰略選擇，中國只能永遠處在產業鏈的低端。
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是東西方一定程度認可的增長模型。正如張培剛先生所說的，投資品導向的工業化通常是政府發動的。2中國遵循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還有當年國際環境也難以容忍消費品主導的工業化路徑，必須盡快建立起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產權鏈理論不僅是公有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形式演化的基本思路，也是社會化大生產背景下（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是這樣）產權運動的基本形態。產權終極所有，不會影響通過產權鏈的拓展與市場經濟相適應。
信息具有結構性特征。正視分散信息與集中信息、零星信息與整體信息的區別與聯系，力求真正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在分散的市場信息對生產者和消費者產生影響的同時，五年規劃這樣的公共產品，也將整理后的整體信息傳達給生產者和消費者。
交易費用遞減理論，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超越政府與市場的對立，將理性的政府作用做積極的、正面的理解。政府為投資項目和企業服務，客觀上起到了交易費用遞減的作用﹔政府不同時期服務重點和支持重點的變化，客觀上也使市場主體交易費用遞減的機會趨於均衡。政府與企業家在以計劃為特征的價值理念上容易產生共識，企業家對交易費用節省和遞減，比較敏感。
價值共生是聯合體、命運共同體的基礎，激勵兼容是價值共生基礎上的主動的價值導向，價值共生基礎上的激勵兼容，不同於西方經濟學的激勵相容理論（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價值導向的一種彌補）。
漸進式改革理論，符合認識規律，符合社會主義矛盾運動規律，符合“穩中求進”的治理總基調。既堅持不斷改革、全面改革，又不至於落入改革所引起的“動蕩甚至顛覆”陷阱。漸進式改革與激進式改革，絕不僅僅是改革方式的區別。
在經濟活動中，客觀上有三個秩序在起作用，首先當然是市場秩序，其次是包括政府作用、法律規范等在內的國家經濟治理秩序，第三是若隱若現的倫理秩序。中國傳統文化帶有濃烈的倫理色彩，中國現行的民主政治體系具有鮮明的道義追求。倫理調節在中國當代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綜合平衡理論，是中國獨有的經濟治理理論，是主動的、動態的均衡，是積極的宏觀經濟學。
中國是單一制國家，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系、法治體系和實際發揮作用的廣義人民政府，加上民本思想灌注其中，在經濟發展中，能夠形成系統集成的效能。這與美西方“三權分立”所形成的否決機制有很大的不同。
中國當代經濟發展，既沒有依附他國，更沒有通過“領土殖民”“經濟殖民”“價值殖民”，掠奪和侵害他國。中國的發展對別的國家的發展，對國際經濟秩序的健康運行，是機會、是貢獻、是正能量。中國國內市場潛力巨大，國內市場的積極運用和全方位開放，還對世界經濟復蘇發揮了牽引作用。中國當代經濟發展，是對歷史上西方發達國家發展過程和發展方式的超越。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無論是從份額影響、發展趨勢，還是從道義高度、全球治理看，甚至從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一般規律的新認識看，中國當代經濟發展都具有積極的世界意義。
以上十三個方面，涉及到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哲學基礎、價值導向、主題主線、發展路徑、持久動力、微觀改革、信息結構、政府服務、倫理調節、兼容激勵、綜合平衡、系統集成、世界影響。應該涉及到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理論體系的主要方面，應該具有基本理論框架的一些特征。
1.勞爾·普雷維什1949年在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任職，向該委員會提交了題為“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及其主要問題”的文章，1950年，漢斯·辛格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投資國與借貸國之間的收入分配”一文。這兩篇文章形成了“普雷維什──辛格假說”。
2.張培剛：《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174頁。
30. 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底色
中國當代經濟發展是文明崛起，中國式現代化所體現的價值體系，是超越西方現代性的新現代性。當我們進行比較時，會發現西方價值體系的底色是西方中心主義和殖民主義。
亨廷頓把現代性和文化、文明聯系在一起理解，並把現代化作為社會變遷的一個連續過程。他的所謂文明沖突論，其邏輯是，現代性是穩定的，現代化的過程是動蕩的。他所說的現代性是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宗教文化和制度體系，並認為其是最好的、最理想的，而現代化的過程，是指后發國家以西方發達國家為樣板的社會變動過程。他還認為宗教和文化是無法交流和相融的，文明在本質上是沖突的。他這樣分析判斷的思想基礎是西方中心主義和基督教一神信仰專斷。是把西方文明作為終極文明，把其他文明作異時化處理，認為其他文明是處在向西方文明轉變的不同歷史階段。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源於美西方的政治文化傳統。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拉塞爾·柯克曾對以歐美為主導的現代國際秩序的精神源泉及其西方文明的源流做過歸納，他認為，作為殖民者來源地的歐洲，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的觀念無處不在。這些觀念滲透進羅馬文明，而后進入中世紀文化，緊接著又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后，進入歐洲人和美國人的思想。現代西方文明背后隱藏著“西方中心主義”和“殖民主義”兩大傳統。
首先西方文明或現代性有著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在19世紀以前，西方社會一直普遍認為在整個人類社會中隻有自己是開化的、文明的。因此作為文明的西語詞匯，只是單數形式。直到19世紀初以后，文明才表現為復數。西方人對西方文明以外的人類文明的認知十分有限。西方中心主義是由信仰中心擴展至經濟中心乃至文明中心的。中世紀的西方傳教士們的“布道精神”是典型的信仰中心意識。在近代大多數歐美以外的非西方國家，在追求自身民族獨立和國家解放的過程當中，也都曾一度基於社會歷史條件的原因，接受世界的發達文明在西方的認知。比如日本近代學者福澤諭吉就曾這樣說，“現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野蠻的國家。”1
與此同時，西方還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殖民主義傳統”。古希臘的政治雄辯家伊索·克拉底就曾說過，“說服可用於希臘人，強迫可用於蠻族人。”2隨著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瓜分世界，殖民主義思想得到了進一步張揚。
張旭東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一書中，還對西方思維定式中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做過分析。也就是西方所宣揚的普遍主義對世界的文化殖民，使世界各地有不適感和抵抗。3趙汀陽由此對中西方關於普遍性與特殊性的不同理解，作了分析。他認為，西方理解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與存在的概念聯系在一起的。存在本身的概括性本質是完美性，而完美性蘊含了普遍性、必然性、永恆性和確定性。“一個存在如果不是普遍的存在，就會被認為不是真正的存在。特殊的存在沒有觸及存在的本質，只是存在的不穩定表現，屬於過眼煙雲或表面浮雲的現象”。4也就是普遍性存在是指西方文明和價值體系，特殊的存在是指發展中國家的文明和價值體系。這是西方中心主義、殖民主義、叢林法則的哲學基礎。這樣對普遍性與特殊性定義，顯然是唯心主義的、靜止的、排他性的，實際上也是封閉的。在中國人的哲學中，不是把普遍性與特殊性割裂開、對立起來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都可以反映事物的規律，而且特殊性更能反映事物的特征。普遍性也是和特殊性結合在一起的。普遍性的運用要考慮特殊性，特殊性中也可能存在具有普遍意義的內容。
1.[日]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北京編譯社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9頁。
2.《古希臘演說辭全集：伊索克拉底卷》，李永斌譯注，吉林出版集團2015年版,第122頁。
3.張旭東：《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西方普遍主義話語的歷史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2023年版，導論第7頁。
4.趙汀陽.《關於普遍性與特殊性的一個注解——評《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東方學刊》2021年3月號。
31. 中華文明對西方現代化的貢獻
西方所宣揚的現代性這一套價值體系形成於文藝復興、啟蒙時代。在那段歷史中，西方吸收和吸納了眾多來自其他文明和文化的價值。其中，中國的貢獻巨大。
鄭永年先生認為：“如果我們把近代世界的發展理解成為一個現代化的過程，那麼我們從現代化的三個層面都能看到中華文明的貢獻。”1
就物質現代化層面講，中國對世界最大的貢獻無疑是中國的技術發明。中國的“四大發明”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戰國以及后來的兩漢、隋唐、北宋時期，在歐洲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之前傳入。英國近代思想家培根在《新工具》（1620年出版）（引者注）裡指出，“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范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第一種是在學術方面，第二種是在戰事方面，第三種是在航行方面。並由此又引起難以計數的變化來：竟然任何教派、任何帝國、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影響都無過於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2。馬克思在《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引者注）中說：“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了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杆。”3美國學者托馬斯·弗朗西斯·卡特1925年出版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使用了“四大發明”的說法（李約瑟也使用了這個說法，引者注）。他說，“四大發明在文藝復興之初的歐洲流播，對近代世界的形成起過重大作用......這四大發明以及其他發明，大都源自中國。”4
從制度文明方面看，中國是最早建成的民族統一國家，最早建立的文官制度，實行政教分離、政商分離。
第三個層面是思想理念方面的貢獻。鄭永年先生認為，中國理念對西方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就經濟理論而言，中國的《易經》和道家的“無為”，對重農學派和亞當·斯密的思想產生影響。我以為，這個判斷是有一定依據的。法國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弗朗斯瓦·魁奈被稱為歐洲的孔子，魁奈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深受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影響。這在他1765年出版《自然權利》與《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兩本書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他從老子“無為”思想中悟出了“自然秩序”，有學者認為，亞當·斯密的自發秩序或自然秩序受其影響。5此外，中國“有教無類”的思想，是西方近代以來逐漸發展起來的大眾教育的重要思想來源。“大同社會”的理念也與歐洲形成的社會主義思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6
1.鄭永年.《探尋中華文明的世界意義和全球價值》,《晶報》,2023年6月8日,第11版。
2.[英]弗蘭西斯·培根：《新工具》，許寶骙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03頁。
3.馬克思：《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第67頁。
4.T.F.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in westward[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5:Introduction.
5.張旭,王天蛟：《魁奈經濟思想的批判性審視與中國溯源——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構建為觀照》，《當代經濟研究》2020年第11期。
6.鄭永年.《探尋中華文明的世界意義和全球價值》,《晶報》2023年6月8日,第11版。
32. 如何看待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特色與一般
一段時間以來，有學者提出，中國經濟學的關鍵就是要超越特色，找出一般的東西。這樣提出問題，我想不應該是對中國特色看不起，或者隻認為一般的東西才具有學理意義。這促使我進一步思考：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為什麼有特色？有沒有一般意義？
首先，當然要對特色和一般的概念有正確的理解。不能用西方中心主義的觀點，像看待特殊性和普遍性那樣看待特色與一般。也就是，“一般”是指美歐業已形成的價值體系，“特色”是發展中國家向美歐價值轉變中不成熟的過渡狀態。
在中國人的哲學視野中，“特色”是指一事物區別於別的事物的特點、特征、甚至特性，具有辨識度和可識別性﹔所謂“一般”，如果從思想理論角度講，是指其作用和影響不受特定范圍的限制，其學理特性能夠得到更多的認同。特色和一般往往聯系在一起的，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中國當代經濟發展所形成的特色，絕不是我們要刻意求異，而是由於基本國情，由於歷史的原因，由於時代條件，由於制度選擇，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在某些方面應該不一樣，可以不一樣，甚至有的只能不一樣。
比如，中華文明對西方廣義的現代化作出過貢獻，到了近代，卻成為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最大受害者。因此中國是在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的農業國基礎上啟動現代化建設的。1954年，毛澤東同志描述中國當時工業狀況時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1比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對其他國家進行過殖民掠奪。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決不以大欺小、以強凌弱，堅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實現現代化。
關於一般，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中，我們借鑒了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的一般規律，也就是運用了“一般”﹔同時也在實踐中對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一般規律有了新的認識，產生了新的“一般”。比如使命型政府的理性作為有利於企業交易費用遞減、產權鏈形成與延伸使不同所有制產權具有同質性、中長期發展規劃彌補了信息的結構性缺陷等。這樣看問題既符合實際，也符合認知規律，還一定程度地體現了后發優勢。
當然，我們強調中國特色，並不是要孤芳自賞、自我封閉。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貢獻，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對於西方發達國家在先行現代化中所取得的成就，我們不僅不應該視而不見，而應該積極去學習和研究，特別是對於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一般規律的內容，我們需要認真地運用借鑒。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以來，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既是受益者又是貢獻者。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對於世界而言，始終是積極因素。
1.《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