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搜索
站內搜索
作者：陳 功，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以時間銀行創新推動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理論和應用研究”首席專家，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教授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並作出一系列戰略部署，為老齡事業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核心要求正從養老服務的“供給補缺”向養老治理的“制度重構”躍遷，其本質是對人際聯結、家庭關系、代際互動的重塑，是覆蓋每個社會成員全生命周期的養老制度安排與社會治理創新。這要求我們跳出“老齡化即養老、即負擔”的傳統認知誤區，以全新治理思維激活長壽時代全社會激增的時間財富與人力資源潛力。
“時間銀行”作為互助養老的制度創新載體，契合集體主義精神，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既是養老服務供給的有益補充，也是新興的基層社會治理平台。其深層價值在於為長壽社會制度化互助提供了學理框架與實踐路徑，將個體時間財富、全民社會參與和國家治理現代化有機貫通，為踐行積極老齡化理念提供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制度載體。
歷史邏輯：長壽社會形態下制度演進的重要選擇
面對長壽社會帶來的系統性社會形態變革，時間銀行是適配新發展階段、破解傳統養老模式困境、重構全生命周期互助體系的重要選擇。
養老模式的迭代史是風險化解單元拓展與代際關系重構的演進史。傳統農業社會形成了以家庭為單元的代際反哺模式，該模式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宗法孝道為精神紐帶，將養老風險限定在家庭內部，通過代際循環實現風險化解，但受限於家庭經濟狀況與人口結構，無法突破個體與家庭的邊界，抗風險能力存在本質短板。工業社會實現了養老風險化解單元從家庭到國家與市場的跨越。社會化養老制度依托工業化生產力躍升與人口紅利，通過制度化財富再分配實現養老保障社會化，極大提升了普惠性與抗風險能力。但隨著全球長壽化、少子化趨勢加劇，其內生矛盾日益凸顯：福利剛性推高財政負擔，社保基金可持續性承壓，單一依靠國家與市場的供給模式，難以匹配日益多元的養老服務需求，全球各國均在探索擺脫養老困境的新路徑。
與西方國家“先富后老”的漸進式老齡化不同，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獨有特征，決定了既不能退回傳統家庭養老的老路，也不能照搬西方福利國家的模式，必須探索中國特色的應對之路。我國是全球老年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超大規模老齡人口帶來的養老服務需求體量史無前例﹔老齡化進程超高速推進，數十年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歷程，給經濟社會轉型帶來了急劇沖擊。與此同時，我國人口老齡化與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同步推進，與家庭結構小型化、空巢化、少子化深度疊加，傳統家庭養老功能持續弱化，國家與市場主導的養老服務體系面臨結構性缺口，亟須構建統籌多元力量、激活閑置資源、重塑代際關系、兼顧公平與可持續的新型養老與社會治理模式。
長壽社會形態重構了全社會時間資源配置邏輯，為時間銀行提供了時代土壤。伴隨人均預期壽命提升，個體與全社會可支配時間財富總量實現歷史性躍升，海量低齡健康老年群體的人力資源、社會資本與互助意願，是可開發、可轉化的核心發展資源，徹底打破了“老年階段即純消費階段”的傳統認知。全社會時間利用邏輯，從傳統單一生產性勞動，轉向價值創造、互助服務、自我實現兼顧的多元場景，為跨代際、跨時空的時間價值交換提供了現實基礎。數字技術的普及應用，讓時間資源配置的效率實現質的飛躍，以標准化存儲、跨期兌換、社會化流轉的全鏈條技術支撐，讓時間成為兼具個體與社會價值的核心財富。我國數字基建全面覆蓋的后發優勢、制度體系完備與基層治理扎實的自身優勢、數智融合與制度創新雙輪驅動的創新優勢，為長壽紅利的開發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時間銀行的內核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實現深度同構。作為對長壽社會時間財富進行制度化管理與社會化配置的核心載體，其制度設計與國家戰略的頂層設計高度契合，既是覆蓋全生命周期的養老制度安排，也是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創新平台。它契合“充分調動全社會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核心要求，打破政府與市場二元供給框架，將多元主體有機納入養老服務與社會治理網絡，彰顯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契合“促進老年人社會參與、實現老有所為”的政策導向，以“時間儲蓄、跨期兌換”的互惠邏輯，構建“參與—貢獻—價值積累—養老支持”的閉環，為“老有所為”與“老有所養”的統一提供制度框架﹔契合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整體框架，以社區為基本單元的運行模式，成為打通居家社區機構協調、醫養康養相結合體系的關鍵紐帶，實現精准化個性化服務供給﹔契合養老保障體系可持續發展要求，無需大規模財政投入，通過時間財富的跨期流轉，將閑置人力資本轉化為可持續的養老服務供給，為全生命周期養老保障提供了兼具公平性與可持續性的制度載體。
理論邏輯：重塑社會關系、創新社會治理的學理體系
時間銀行是以時間為公共媒介、以互助為基礎、以制度為保障、以數智為支撐的制度化社會創新模式，其理論體系為長壽社會重塑代際關系、創新社會分工、完善社會治理提供完整的學理框架與全新的治理工具箱。
合作共產理論闡發了互助養老從自發互濟走向制度供給、構建全新社會分工模式的生成邏輯。養老服務具有需求高頻、場景碎片化、信息不對稱等特征，單一主體難以兼顧覆蓋面與可持續性。合作共產理論打破了公共服務僅能由政府或市場單向供給的固有認知，強調制度安排構建多元主體協作結構。時間銀行正是這一理論在養老服務領域的制度化落點。通過建立可記錄、可核驗、可兌現的時間財富轉化機制，推動互助養老從偶發性的非正式交換，升級為可計量的制度供給機制，將分散的照護行為聚合為穩定的社區支持網絡，實現養老服務供給從單主體承載向多主體協同、從經驗化運轉向規范化治理的轉型。
社會交換理論、社會資本理論與社會支持理論共同闡釋了時間銀行可持續運行的內在邏輯。時間銀行從個體自發行為走向制度化公共供給，完成了三重維度的系統性構建：一是以社會交換理論筑牢持續參與的動力根基，通過時間記賬與跨期兌現規則，將一次性善意轉化為可預期的互惠權利，消解了互助行為的機會成本與不確定性，推動互助從純粹道德選擇升維為穩定的制度預期﹔二是以社會資本理論破解互助的熟人邊界限制，通過統一服務標准、可追溯服務記錄與組織化信用背書，將熟人社會的互助邏輯嵌入可監督的規則體系，在防范道德風險的同時催生可積累的信譽資本與互惠規范，推動互助網絡向跨家庭、跨社區的陌生人場景延伸﹔三是以社會支持理論放大互助的綜合價值，通過常態化互動與網絡化連接，為老年人提供情感支持、社會融入等多元保障，緩解社會孤立風險，而這種獲得感與身份認同的提升，反向強化了持續參與的內生動力。
依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福利多元主義理論能夠為時間銀行成為社會治理新平台提供思路與啟示。從福利多元主義視角看，時間銀行是正式福利體系的重要結構性補充，它將社會中廣泛存在的閑置時間、隱性照護能力與互助意願，轉化為可調度的養老治理資源，形成對政府供給與市場機制的協同補位，與第三次分配倡導的公益參與、互助共享理念深度契合。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視角看，時間銀行依托我國強大的基層治理體系、公共服務供給與組織動員能力，不僅實現了養老服務供給的擴容提質，更兼具社會關系修復、公共精神培育與社區共同體建設的綜合效益。它以互助為紐帶，將分散的社會參與整合為可調度的公共資源，既能夠精准解決群眾個性化、即時性的服務需求，也能夠實現對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覆蓋，彰顯了“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理念與共同富裕目標下的養老創新邏輯。
基於上述理論邏輯，時間銀行的核心內涵可清晰界定為：它是以時間為通用媒介、以全生命周期互助為核心、以制度規范為保障、以數智技術為支撐的制度化社會創新模式。其核心在於實現三重躍升：從隻為特定老年群體提供養老補缺，轉向覆蓋每個人全生命周期的制度安排﹔讓零散的自發互助行為，變為標准化、可復制的新社會分工模式﹔從局限在社區的養老載體，升級為打破時空邊界、兼顧精准服務與全域覆蓋的社會治理新平台。
實踐邏輯：時間銀行創新的現實基礎與考量
時間銀行的制度價值，最終要落地於實踐層面的可復制、可推廣、可持續。數智技術的全面賦能為其突破傳統發展瓶頸提供了解決方案，國內外的探索實踐充分驗証了其制度可行性並形成了可借鑒的發展范式，而立足中國國情、錨定長壽社會治理需求的系統布局，是推動時間銀行高質量發展、深度融入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核心路徑。
數智技術的全面賦能從底層重構時間銀行運行邏輯，為破解其長期面臨通兌難、監管難、追溯不暢三大核心痛點提供了完整方案。數字智能時代的技術迭代應用，從根本上打破了時空限制，為其規模化規范化發展筑牢了技術根基。其中，區塊鏈技術通過分布式賬本搭建去中心化信任機制，服務核心信息形成不可篡改的時間印紋，實現時間幣發行、流轉、兌換全流程透明可查，如南京等地的區塊鏈存証實踐，既有效防范了互助服務中的道德風險，又為跨區域通兌奠定了堅實信用基礎﹔人工智能技術通過智能匹配算法實現供需精准配對，改變了傳統人工撮合的低效模式，如上海徐匯區的AI個性化服務匹配，顯著提升了服務效率與質量。
國內外的探索實踐充分驗証了時間銀行的制度價值，形成了多元可借鑒的發展范式。全球范圍內，自1973年日本創立首個時間銀行模式以來，各國形成了差異化發展路徑：日本打造了以代際互助為核心的Fureai Kippu系統，構建起低齡老人服務高齡老人的成熟互助閉環﹔歐美國家則持續拓展模式的應用邊界，英國將技術創新深度融入社區互助體系，美國將時間銀行應用於醫療交通保障、社區治理等多個領域，突破了單一養老服務的功能局限。我國自1998年上海晉陽社區開啟本土化探索以來，歷經二十余年發展形成了一批適配國情的標杆樣本：南京以立法明確規則邊界，結合區塊鏈技術實現制度與技術雙重突破﹔上海依托“一網通辦”打通政務服務與基層互助的制度壁壘﹔成都聚焦農村場景探索社區自治與保險聯動模式﹔廣州創新混合激勵機制完善公眾持續參與的動力體系。
國內外實踐的共性在於，均以時間存儲兌換為核心機制、以互助養老與社區共建為核心目標﹔核心差異則體現為國外模式多依托社會自治與市場機制運行，我國則堅持政府引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依托強大的基層治理體系實現快速落地，形成了與超大規模人口老齡化國情相適配的發展路徑。
推動時間銀行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系統思維，立足國情將其納入國家戰略全局統籌推進。理性審視時間銀行的實踐發展，既要看到其激活閑置社會資源、補位養老服務供給、積累社區社會資本的獨特優勢，也必須清醒認識到，時間銀行並非破解養老與社會治理難題的“萬用良藥”，其既無法替代專業化養老照護服務，也面臨時間幣跨期兌換的信用不確定性、規模化運營所需持續組織與技術投入等現實挑戰。對此，必須錨定四大核心方向系統推進：一是筑牢制度根基，加快完善統一的制度規范與行業標准，健全跨區域通兌的信用體系﹔二是深化技術賦能，持續推動數智技術與養老服務、基層治理場景深度融合適配，完善全流程數字化運營平台﹔三是健全機制保障，完善全鏈條激勵約束與風險防控機制，平衡好政府引導與社會參與、模式借鑒與本土創新的核心關系﹔四是推動系統協同，實現與現有養老服務、社會保障、基層治理體系的深度銜接，避免孤立化、碎片化推進，讓時間銀行真正成為踐行積極老齡化理念的重要實踐載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