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暢：把生活融入哲學

作者：張繼年，系湖北省教育廳原巡視員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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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暢（中）和同事在一起。（圖片由作者提供）

學人小傳

江暢，湖北浠水人，1957年出生，2025年去世。1977年考入武漢師范學院（今湖北大學），1982年畢業留校任教。曾任湖北大學黨委副書記、湖北省教育考試院院長、湖北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部政治哲學研究中心教授，曾兼任國際價值研究學會會長、中國倫理學會副會長等職。著有《江暢文集》（12卷本）等。

老同學江暢的墓地安臥在武漢龍泉山，墓碑上鐫刻著他生前提煉的25字箴言：“走幸福之路，做智慧之人，修德性品質，創和諧環境，過優雅生活。”這是“幸福主義倫理學”的高度概括，也是他一生最后的囑托。

從翻砂工到哲學青年

2025年12月20日，江暢走了，很突然。那天晚上，我到他家裡時，腦子裡突然閃過一組畫面——那是母校湖北大學九十周年校慶專題片。片中有江暢的鏡頭：他作為杰出校友在會上發言，語調平穩，神情從容，花白的頭發在燈光下格外醒目。鏡頭不過數十秒，卻足以讓人想起他幾十年的學術生涯——1981年提前畢業，留校任教﹔1993年獲武漢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做過湖北大學黨委副書記、湖北省教育考試院院長，行政事務繁忙也沒放棄學問﹔2012年辭去行政職務，回到母校任教﹔2013年成為湖北省屬高校首位“長江學者”﹔2019年，《江暢文集》十二卷問世。這些節點記錄了他的學術道路，而更動人的，是他作為“學人”的姿態——他把學問視作生命，把生活融入哲學。

回到家裡，心裡還是那種不真實的恍惚。我打開電腦，桌面上是一篇寫江暢的文章。就在兩個多月前，我還把這篇文章發給他提意見。他夸我寫得好，又謙虛地說有些“溢美之詞”，還提到近幾年自己學術上又有了新進展，約我見面細聊。

2025年10月20日，我們相約見面，商量改稿的事，主要是聽他講解《哲學三部曲》的創新點和它在學術發展史上的意義。快七十歲的人了，他身上沒有一點兒老態，說起話來依然興致勃勃，帶著那種粲然的笑。沒想到，這竟是我們最后一次見面。

江暢的老家在湖北浠水，那裡是聞一多的故鄉，山水之間有種說不出的靈氣。他生於1957年，15歲那年，走進湖北鄂城重型機器廠，當了一名翻砂工。我曾想象過那種場景：車間裡爐火正紅，鐵水翻滾，熱氣混著粉塵扑面而來。少年江暢日復一日，跟熾熱的鐵器打交道，那份辛苦，不說也能明白。可后來江暢聊起那段日子，卻說那時候雖然累，但廠裡對他很好，后來提了干，加了薪，只是感覺自己文化底子太薄，心裡總想著找個機會再讀書。

1977年，高考恢復，我和江暢一起考入武漢師范學院（湖北大學前身）政治教育系。開學后彼此熟悉了，聊起以初中學歷考大學的共同經歷，感覺格外親切。起點雖然相似，我們的興趣卻很不一樣。

那時大學裡哲學課，教材條條框框多，概念干巴巴的。我心裡更喜歡的是文學。當時社會上傳閱的新小說，像《傷痕》《靈與肉》《人到中年》，我總想方設法找來讀，讀得心潮起伏。聽說有知名作家來學校講座，也常常跑到中文系去旁聽。

江暢卻不同，他迷上了哲學。有一次我問他，那些康德、黑格爾的原著，佶屈聱牙的，你怎麼讀得進去？他笑著解釋：“你覺得枯燥，是因為還沒鑽進去。真讀進去了，書裡蘊含的思辨和智慧，魅力無窮。”他說這話時眼睛發亮，偶爾還會隨口背出幾句哲學家的名言。那不是炫耀，而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流露，像是想起了老朋友的叮囑。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大學張世英先生來學校講《邏輯學》。大教室裡坐得滿滿當當，可講到精微深奧處，一些同學聽得很吃力。江暢卻一直坐在前排，聽得入神，時不時在筆記本上記著什麼。課間休息時，他湊到講台邊跟張先生討論，神情專注，眼裡有光。那一刻我忽然覺得，人與人真是不同。有些人上學，是為了拿到一塊敲門磚﹔而江暢坐在這裡，更像是為心靈找到了歸宿。

回看我們77級那批學生，大多都珍惜來之不易的機遇，學習刻苦。江暢的特別不在於刻苦，而在於那種發自心底對理性思考的熱愛。同學們都知道，老師布置作業，他的小論文篇幅常超出要求，不是湊字數，而是真有問題想探討。圖書館裡，他總抱著厚重的原著，一坐就是半天。那些西方哲學家論述的抽象概念，在他那裡，好像慢慢生出了可以觸摸的筋骨。

1981年，因為成績優異，他提前半年留校任教，被派到中國人民大學進修倫理學。聽說，在北京，他不滿足於本校課程，還常常跑去北大旁聽。那股子求知若渴的勁兒，一直沒褪。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他考進武漢大學，師從陳修齋先生，專攻萊布尼茨哲學。1995年，他的博士論文《自主與和諧：萊布尼茨形而上學研究》出版。這本書，成了他學術大廈的第一塊基石。

后來有人問他，讀哲學，苦不苦？他總是粲然一笑，說：“你要是見過我在鑄造車間的樣子，就會覺得我能坐在書桌前安心看書，已是福氣。”這話他說得平常，我卻聽出了深意。那爐火的熾熱，和書頁間的清光，在他生命裡從未斷裂，而是同一條河流的上游與下游。正是這種心態，讓他從翻砂工的車間，穩穩走向了哲學的講堂，走得沉靜，也走得篤定。

從個體自主到幸福主義倫理學

江暢的學術之路，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像一條河，這條河的源頭，可以清晰地追溯到他博士階段的研究——那本《自主與和諧》。

在萊布尼茨的文字裡，江暢敏銳地覺察到一個反復出現的問題：個體的自主與整體的和諧如何共存？這並不是紙上的辯題，而是貫穿人生的難題。個體追求幸福時，如何不以自我為中心而損害公共秩序？共同體追求安寧時，如何不以整體為名而犧牲個人的尊嚴？他不斷追問這些問題，並逐漸將其轉化為一種既能入學術之堂，也能落生活之地的思想。

他的總結后來提煉為一句簡練的箴言：“走幸福之路，做智慧之人，修德性品質，創和諧環境，過優雅生活。”

在他看來，“走幸福之路”是總方向與終極關懷。這是將幸福從靜止的“擁有”狀態，轉化為動態的“行走”過程，強調幸福存在於積極的生命實踐與持續的價值追尋之中，是貫穿一生的旅程而非終點。

“做智慧之人”是通往幸福之路的途徑。江暢把智慧理解為抉擇的能力，而不是知識的堆積。這讓人不在欲望與誘惑中迷失，而在矛盾與沖突中找到可以承受的善。

“修德性品質”是人格的內在基石。智慧若缺乏德性的定向，易流於機巧﹔幸福若失去德性的根基，則易淪為私欲的滿足。德性品質為智慧提供價值錨點，為幸福賦予道德深度，是連接內在修養與外在實踐的樞紐。

“創和諧環境”是實踐的外部展開。個人的幸福、智慧與德性，需在人與己、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中得以實現、得到滋養。這強調倫理的社會性與共生性，幸福之路必須在共創的和諧場域中延伸。

“過優雅生活”是生命完成的審美境界。當幸福、智慧、德性與和諧共同作用時，生命便呈現出一種從容、豐厚且有分寸感的優美姿態。優雅是內在修養的自然外顯，是倫理生活的藝術化表達。

這五個維度構成一個有機整體：以“幸福”為旨歸，以“智慧”為路徑，以“德性”為基石，以“和諧”為場域，最終達致“優雅”之境。它們從內在到外在，從個人到社會，從理性到審美，形成了一條從“修身”到“成境”的完整實踐路徑。

這一框架，既凝聚了江暢對中西倫理思想融會貫通的深邃理解，也體現了他將高遠理想落實於具體生命的深切關懷，是其“幸福主義倫理學”最為精練而生動的宣言。

記得有一次我問他：“考試院工作那麼忙，你怎麼還有心力做系統的學術研究？”他想了想說，做學問，隻靠刻苦不夠，就像光有柴火點不旺爐子一樣。首先，得有一顆真正的“火種”，那就是對問題本身持久不衰的興趣和熱愛。火種點燃后，要想讓火焰持續燃燒、越燒越旺，就需要一個堅實的“爐膛”，那就是方法。這個形象的比喻，或許與他早年的經歷有關。

他從自己幾十年的實踐中，總結出了支撐學術生命的四個習慣，或者說四根支柱：一是勤勉。即便在擔任行政職務最忙的那幾年，他也幾乎每天深夜都要獨坐片刻，把白天的零星思考整理成文字。數十年如一日，這習慣已像呼吸一樣自然。二是專注。讀書時，他總帶著“我如何理解”的問題去與經典對話﹔寫作時，他心無旁騖，致力於搭建自己思想的屋宇。他常說，真正的創造，產生於深度專注之中。三是節律。他不是苦行僧，卻善於為學術生活建立一種穩健的節奏。繁忙時，他利用會議間隙、乘車途中這些碎片時間構思、默想﹔一旦有整塊時間，便迅速進入沉浸狀態。他的效率，來自這種張弛有度的節律感。四是回應。這是他衡量學術價值的准繩。他始終認為，學問的意義不在於生產多少文字，而在於能否真誠地回應真實的人生困惑和時代挑戰。他的幸福主義倫理學，正是為了回應“人該如何活得更好”這一根本問題。

這四根支柱，支撐起了他宏大的學術建筑。從對萊布尼茨的專精研究出發，經過對“個體與整體”關系的長期思索，最終抵達“幸福主義倫理學”的構建，他的學術河流脈絡清晰，水量充沛。2019年出版的《江暢文集》，像一座高聳的航標塔，標記著這條思想之河已經抵達的浩瀚﹔而他生前全力投入的《哲學三部曲》和《實踐哲學三部曲》，則標志著他正在向著更深、更遠處開拓，進行新古典主義哲學體系的構建。對他而言，學術從來不是一項可以完結的工作，而是一條“可以終身走下去的路”。這條路，始於對“個體自主”的哲學追問，最終通向的是每個人內心那份可望亦可即的“幸福”。

從書齋到社會

2012年江暢辭去湖北省教育考試院院長職務，有些人不理解。那時他若繼續留在行政軌道上，前景可謂廣闊。然而，他在內心，始終自視為一個“讀書人”。他的興奮點，永遠停留在那一方學術天地。我看得出，在江暢身上，行政事務與做學問之間，存在一種持續的張力。學術於他，是“血液裡的文化基因”，無法割舍，日夜呼喚著他的回歸。

於是，當湖北大學需要一位全身心從事專業研究的學術帶頭人時，一切便顯得水到渠成。這既是時代選擇了他，也是他最終選擇了內心的歸宿。他說：“學術，是我可以終身走下去的路。”在外人看來，這是驚人之舉，在我眼中，卻是游子歸家，如魚得水。

回歸書齋后，他的學術能量並未囿於方寸之間，反而以一種更蓬勃、更開放的姿態輻射開來。他深感真正的思想不應是象牙塔內的獨白，而應是與社會共振的交響。2013年，他牽頭成立了湖北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並以此為平台，做了一件在省內乃至全國學界都頗有影響的事——連續多年主辦“世界文化發展論壇”和“中國文化發展論壇”。

這些論壇的成功，固然得益於他的學術聲望和組織能力，但更深層的原因，在於他身上那種令人如沐春風的真誠與包容。學者梅珍生在回憶文章裡寫到與他的交往，稱其為“君子之交”，說他“在能夠幫助的時候，伸以援手，在無暇自顧的時候，又相互理解”。正是這種人格魅力，凝聚起一支跨學科的學術團隊，讓思想的交流超越了簡單的觀點碰撞，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建設性對話。

他的學問也深深浸潤在教學之中。他面對學生時，那份溫和與耐心始終如一。他授課從不照本宣科，而是善於從一個個真問題出發，引導學生“反思”——反思已知，覺察未知。他將“幸福主義倫理學”的理念化為具體的育人實踐，提煉出“四愛精神”：愛智慧、愛教育、愛學生、愛學校。這不是口號，而是他的日常。他個人生活簡朴，卻慷慨捐資30萬元設立了“哲人獎學金”。在他心中，教育是點燃火焰、喚醒智慧，是幫助年輕人找到那條屬於自己的“幸福之路”。

更難得的是，他始終致力於拆除學術與公眾之間的藩籬。他不僅是專業期刊上的作者，也常常應邀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主流媒體上發表文章，用清晰通俗的語言，闡述他對幸福、公正、文化自信等時代命題的思考。他也活躍在許多高校和公共講壇上，面對不同專業背景的聽眾，他總能將深邃的哲學理念，轉化為貼近生活的智慧分享。聽他講座，你感受不到居高臨下或艱深晦澀，隻會領略到一種平和而堅定的理性力量。他曾說：“哲學若不能觀照現實、回應人心，其生命力便會枯竭。”

與此同時，他主持的多個國家級重大科研項目，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至上’價值及其實踐研究”，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認同倫理研究”﹔從“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傳統、歷史經驗和世界意義研究”，到文化協同創新中心的建設等，都鮮明地體現了他學以致用的學術取向。他帶領團隊，將理論思考扎實地落位於對文化發展、價值建設、社會進步等現實問題的深入研究中。在他身上，學者的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感融為一體。

他仍“在場”

江暢告別儀式那天，冷雨扑面。一個鮮活、熱忱、充滿思想活力的生命，就此與我們天人永隔。但我知道，江暢並未真正遠去。

他的著作，靜靜立在無數圖書館和個人書房的書架上。文字不死，思想便常在。他所構建的“幸福主義倫理學”體系，是他留給世人的一座開放式園林，框架已成，景致初具，后來者盡可進入其中，漫步、思索、添磚加瓦，或沿著他指出的“幸福之路”，走向自己的風景。他的學問，不是隨著個體生命終結而凝固的標本，它仍然活著，仍在對話，仍在生長。

他的風范，更在無形中延續。在湖北大學的校園裡，他倡導的“四愛精神”依然在擴展﹔他設立的“哲人獎學金”仍在資助著一屆屆學子。他的學生們，如今許多也已成為老師，他們把從江暢那裡感受到的對智慧的熱愛、對教育的虔誠、對學生的關心，融入自己的言行，繼續傳遞下去。

雨終會停，雲總會散。當我們這些老同學再次聚首，提起“江暢”這個名字時，最初的沉重悲痛會隨著時間慢慢沉澱，而浮上心頭的，更多的是溫暖的回憶，是他談論哲學時眼中的睿智，是他溫和的笑容，是他那句“走幸福之路”的期望。他走了，但他以著述、思想、風范以及一段忠實踐行了自己理念的人生，完成了一種更深邃的“在場”。我想，江暢的墓志銘不僅鐫刻在石碑上，隨著歲月的流逝，它將會鐫刻在更多后來人的心上。這，或許就是一位學者、一位摯友，一個我們7701班老同學所留下的永久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