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搜索
站內搜索
作者：李建華，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教授
“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發揮文化養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養全民族昂揚奮發的精神氣質”。那麼，文化究竟如何養心志、育情操？其基本路徑和內在機理是什麼？這不僅事關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如何真正落實到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狀態和文化修養上，而且是一個觸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甚至與人類存在本質相關的重大命題，需要從學理上加以深化與澄明。
養心志、育情操彰顯文化育人功能
文化育人的主要目標之一是養人心志、育人情操。文化育人就是以一定的思想文化資源為依托，以社會所倡導的主流價值為引導，通過文化教育、文化熏陶等方式，實現人的精神成長和人的全面發展的實踐活動。文化育人本身就內含著文化具有育人功能的邏輯。文化的育人功能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首先，文化為人提供了一種超越生物本能的意義框架與價值坐標。人誕生於自然，卻不止於和不固於自然，其區別於其他生靈的特質在於能夠構建並棲居於一個由符號、意義、規范共同編織的文化世界之中。對人類而言，世界的首要功能便是教化，即引導個體從混沌未開的自然狀態，逐步融入並理解人類共同體累積的生存智慧與精神遺產。教化與教育不同，它不是狹義上的知識灌輸或技能訓練，而是一種更為根本的、關乎人之為人的形塑過程。這一過程體現為人類對共同記憶的承載與傳遞。也就是說，文化可以通過神話、史詩、歷史記載、文學藝術、節慶儀式等諸多形態，將時間碎片串聯成具有連續性的敘事，使個體得以知曉自己從何而來，所屬的群體走過了怎樣的歷程，應該遵守哪些共同的行為規范，文化育人的目的就這樣悄然達成了。這種歷史文化意識的培育，是文化賦予人的深厚底蘊，使人能超越一己之私和一時之困，在特定的價值框架內，以更為遼遠的視野審視自身的存在，以更加主動的姿態明晰應如何安頓好自己的現在與未來。
其次，文化本身就是一套潛移默化的規范體系與行為尺度，主要是用來指稱社會的生活方式，包括價值觀、風俗及人際關系等。因此，文化蘊含了特定群體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關於是非、善惡、美丑、榮辱的一些基本的共識性判斷。這些價值判斷並非總是以成文律法的剛性面目出現，而更多的是內化為風俗習慣、倫理觀念、禮儀禮節乃至生活趣味。個體從牙牙學語開始，便置身於這無形的規范之網中，通過觀察、模仿、互動與內省，逐漸將社會的期待轉化為自我的要求。文化以此方式，將外在的社會規范轉化為內在的道德律令，完成從“他律”到“自律”的過渡，從而培育出具有社會責任感與倫理自覺的個體。這正是心志養成和情操孕育的重要場域，心志與情操中的是非感、同情心、意志力皆深深植根於此種文化的規范內化過程。
再次，文化能夠激發並滋養人的審美感受力、創造力與想象力。文化不僅關乎理智與倫理，也關乎情感與感知，而心志與情操自然離不開審美情感。文學、音樂、舞蹈、建筑、器物乃至飲食，凡經文化浸潤之物，皆承載著獨特的美學追求與情感表達。從《詩經》的“興觀群怨”到宋明理學所探討的“孔顏樂處”，中國傳統文化歷來重視禮樂教化，強調以藝養心、以美儲善。審美體驗具有淨化與升華的作用，它能調節情緒、陶冶性情、使粗糙的感覺變得細膩、浮躁的心緒趨於寧靜。在此過程中，個體不僅欣賞美，更可能被激發出創造美的沖動。文化所提供的豐富符號系統與表達范式，為個體的創造性想象提供了素材與翅膀。這種審美與創造能力的培育，極大地豐富了人的內心世界，使其情感表達更為精致、深邃，心靈空間更為開闊、悠遠，這正是養心志、育情操更為精微而深刻的一層。
最后，文化能夠提供終極關懷與安頓精神的可能路徑。面對生命的有限、存在的偶然、苦難的無常，人類需要超越經驗層面的解釋與慰藉。各種文化傳統中的哲學思考、宗教信仰、宇宙觀念等，便是在回應這些根本性的困惑。它們試圖為人生確立終極的意義與目的，為苦難提供解釋的框架，為死亡賦予超越的希冀。無論是對“道”的體悟、對“仁”的踐行、對“涅槃”的追求，還是對“天人合一”境界的向往，這些文化提供的超越性維度，能幫助個體在面對命運巨浪時保持內心的鎮定與尊嚴，在世俗紛擾中守護精神的獨立與高潔。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提出“人生四境界”說，指出人可通過覺解與修養，從“自然境界”躍升至“天地境界”。這種對生命終極意義的探索與安頓，是文化育人功能的最高體現，它直接鑄就了個體心志的堅韌性與情操的超越性。
總之，文化育人通過承載記憶塑造歷史認同，通過規范內化培育倫理自覺，通過審美熏陶提升情感品質，通過終極關懷安頓精神生命，進而實現“自然人”向“文化人”的轉化。這個轉化過程，從個體意義上講，可以塑造一個具有歷史縱深感、社會責任感、審美感受力與精神超越性的完整的人﹔從社會整體的意義而言，可以將個人理想追求融入黨和國家事業大局，不斷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強大精神力量。
養心志、育情操的文化路徑
如果說，養心志、育情操凸顯文化的育人功能，是強調文化在養心志、育情操中的主動姿態，那麼對養心志、育情操的文化路徑的探討，則是揭示養心志、育情操的過程對文化條件的依循。心志關乎志向、意志、品格與胸襟，是精神主體的骨架與方向，因此養心志重在堅定理想信念，樹立責任擔當與奮斗進取的精神﹔情操涉及情感、趣味、態度與情懷，是精神主體的血肉與溫度，故而育情操強調涵養高尚的道德品質、審美境界與健全人格。那麼，養心志、育情操的實現，為何必須憑借文化，而不能僅僅依賴遺傳本能、自然經驗或抽象思辨？這並非偶然，而是源於精神成長的內在規律。其必要性根植於心志與情操自身的特質，以及文化所具有的無可替代的媒介與滋養作用，二者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彼此塑造的內在機理。
心志的養成，需要典范的引領與意義的支撐。人之心志，尤其是高遠之志、堅韌之志、澄明之志，並非與生俱來，也難以在封閉的自我冥思中產生。它往往需要在與偉大精神傳統的對話中，在典范人格的感召下，才能逐漸明晰與堅定。從屈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執著，到司馬遷忍辱負重鑄就“史家之絕唱”的堅韌﹔從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襟懷，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氣節﹔等等。這些璀璨的精神坐標，跨越時空，持續為后世提供立身的參照與能量的補給。這種精神的傳承不僅僅是文字的延續，更是血脈的相通。個體在閱讀、聆聽與感悟這些文化結晶時，實則是在進行一種跨時代的精神對話，從中汲取人格的力量，照亮自身的志趣與方向。每一次與經典的相遇，都是靈魂的洗禮﹔每一次對先賢的禮敬，都是心志的淬煉。經由文化所承載的深厚精神譜系與意義資源，個體的心志才能獲得歷史的深度與超越的高度。
情操的培育，需要情境的浸潤與符號的涵泳。情操是一種穩定的、高級的情感傾向與價值態度，如愛國之情、仁愛之心、審美之趣、敬畏之感等。它不同於本能的情緒反應，而是經過了文化的陶冶與塑造，融入了認知、評價與審美判斷。這種塑造無法像學習公式定理那樣直接灌輸，而必須在一個充滿意義象征、情感氛圍與集體實踐的文化情境中，經由長期而潛移默化的浸潤方能完成。文化的情感教化功能，正體現在這潤物無聲的涵養之中。例如，對家國的深厚情感，不僅源於對地理疆域的認知，更源於對共同歷史、語言、文學、藝術與風俗的深切體驗與認同。文化提供了豐富而細膩的情感符號與意義網絡，個體在其中生活、感知、互動，情感得以被喚醒、被引導、被升華，逐漸積澱為穩定而高尚的情操。
心志與情操的整合與升華，需要文化共同體的滋養與超越性維度的激勵。心志並非孤立個體的內心獨白，情操也非純粹私人的情感波動，二者皆在社會互動與文化共同體中得到確認、強化與完善。個體在共同體的文化土壤中生長，其精神品格必然打上共同體的烙印。文化定義了一個共同體所共享的價值理想、生活形式與精神追求。無論是慶典儀式、藝術欣賞、學術研討，還是日常交往，個體在參與共同體的文化活動中，其心志能夠得到同道的砥礪與認可，其情操也能夠獲得共鳴與強化。這種共同體氛圍所提供的，正是一種精神上的歸屬感與支撐力。同時，文化往往蘊含著超越當下、超越個體的維度，無論是哲學的玄思、宗教的信仰，還是藝術的永恆追求。這種超越性維度，能夠幫助個體突破一己得失與時代局限的束縛，將心志提升至更普遍、更永恆的層面，使情操脫離狹隘與庸常，趨向博大與崇高。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士人情懷，這些超越個體功利的價值追求，正是文化賦予心志以高度、賦予情操以深度的明証。
文化養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機理
機理不同於機制，前者是指一個系統、現象或過程的內在運作方式，包括其構成要素、相互作用關系、因果鏈條及動態規律，是對事物“為什麼”發生以及“如何”發生的深層原理性揭示，而后者則是指系統的結構、互動方式與運行規則，回答“怎樣運作”。文化養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機理復雜而精微，常常體現在內化與外化、認知與情感、個體與群體、歷史與當下多重維度動態交織的過程中。
其一，象征系統的內化與意義世界的建構相統一。文化本質上是一個龐大的象征系統，語言、文字、圖像、儀式、器物等都是其載體，背后指向特定的意義。個體學習文化的過程，就是學習這套象征系統並借此理解世界、解釋經驗、表達自我的過程。當個體熟諳本民族的經典、故事、格言時，他便逐步接納了其中蘊含的價值觀念、人生智慧與道德訓誡。這種內化是潛移默化、無所不在的，它發生在家庭敘事的耳濡目染中，發生在學校教育的有序引導中，發生在社會生活的廣泛接觸中。通過內化，文化的意義世界逐漸移植於個體內心，成為其觀看世界的透鏡、判斷是非的尺規、安身立命的依據。心志的方向，如是追求“立功立德立言”的不朽，還是追求“採菊東籬下”的淡泊，便由這內化的意義世界所引導。情操的傾向，如對何種事物產生美感、對何種行為產生道德憤慨，同樣深受此意義世界的塑造。文化象征系統的內化，是個體精神結構得以形成的認知與價值基礎。
其二，實踐參與的具身體驗與情感共鳴相統一。文化不僅是需要認知的符號體系，更是需要參與和實踐的生活形式。養心志、育情操絕非純粹的觀念接受，它必然要求身體力行，在具體的實踐活動中獲得切身的體驗與深刻的情感觸動。投身一次公益志願服務，個體獲得的不僅是助人的滿足，更是對仁愛理念的切身理解﹔練習書法、圍棋、傳統樂器，個體錘煉的不僅是技藝，更是專注、沉靜、謀略的心性﹔漫步於古跡遺址，個體遙想的不僅是過往雲煙，更是歷史興衰帶來的震撼與啟迪。這些具身的、情境化的實踐參與，將抽象的文化價值轉化為可感可知的鮮活經驗，直接叩擊個體的心靈。正是在這種親身體驗中，文化所倡導的精神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從“知之”到“好之”再到“樂之”，內化為穩固的心志定力與自然的情感流露。
其三，敘事認同與典范模仿相統一。人類是敘事的動物，我們經常通過故事來理解自我與人生，通過歷史來理解存在與過去的關系。而文化中充滿了各種敘事，從宏大的歷史傳奇、英雄史詩，到微小的家族往事、民間傳說。這些敘事不僅傳遞信息，更塑造認同。個體在聆聽、閱讀、傳播這些敘事的過程中，會不自覺地與其中的角色、群體產生認同，將其命運、選擇與價值觀投射到自身，從而思考“我是誰”“我應如何”的根本問題。對民族英雄敘事的高度認同，能激發深厚的愛國心志與奉獻情操﹔對聖賢君子故事的反復咀嚼，能引導個體向往並模仿其人格風范。典范模仿是另一種強大的心理機制。文化所樹立的聖賢、英雄、藝術家等典范人物，以其鮮活的人格魅力與卓越的精神成就，成為個體敬仰與效仿的對象。這種模仿並非簡單的行為復制，更是精神上的向往與靠攏，是“見賢思齊”的內在動力。通過敘事認同與典范模仿，個體將文化的宏大價值與具體的人格形象相結合，找到了心志成長的生動模板與情操培育的情感紐帶。
其四，審美沉浸與反思超越相統一。文化中的藝術與美學部分，通過其形象性、情感性與超越性，對人的心志與情操產生獨特而深刻的塑造力。審美活動要求主體全身心地沉浸與投入，暫時懸置功利考量，與審美對象進行直接的、直觀的交流。在沉浸中，主體的感知被銳化，情感被激活，想象被放飛。觀賞一幅雄渾的山水畫，可能心胸隨之開闊﹔閱讀一部悲劇作品，可能對命運與人性產生更深切的悲憫與理解。這種審美體驗能直接淨化與提升情感品質，是情操培育的重要路徑。同時，優秀的文化作品不僅提供沉浸，也激發反思。這些作品通過對現實的提煉、變形、夸張或理想化，促使觀者跳出日常思維，對習以為常的生活、價值與存在本身進行再審視與再追問。這種反思可能會帶來困惑、挑戰甚至痛苦，但正是通過這種思辨層面的磨礪，個體的心志才能從盲從與混沌中掙脫，走向獨立與澄明。審美沉浸帶來情感的豐盈與升華，反思超越帶來理智的清醒與深刻，二者辯証交織，共同推動精神向更高境界躍遷。
其五，文化共同體的交互確認與批判性傳承的張力相統一。個體的心志情操並非在真空中形成，而是在與他人的持續互動中，在文化共同體的反饋與期待中，不斷被確認、調整與強化的。一個人的志向得到師長朋輩的鼓勵與認可，會變得更加堅定﹔其高尚情操在集體中得到褒揚與效仿，會獲得正向強化。這種社會互動提供了精神成長的外部動力與參照系。同時，文化的傳承並非機械的復制，而是一個充滿張力的、批判性對話的過程。每一代人面對歷史文化遺產，既有繼承，也有基於新的時代境遇的反思、選擇與創新。個體在接觸傳統文化時，也會經歷類似的心智過程：他可能被某些內容深深吸引並內化，也可能對另一些內容產生疑問甚至批判。這種批判性對話並非對文化的否定，恰恰是文化保持活力、個體保持精神獨立的關鍵。正是在繼承與批判的張力中，個體不僅接納文化，更可能參與文化的更新，從而使其心志與情操既植根優秀傳統，又具有時代性與主體性。
在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當下，深入理解並自覺運用文化養心志、育情操的機理，顯得十分迫切。這也意味著我們要珍視與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其提供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土壤﹔意味著教育應超越單純的知識技能傳授，更加注重文化浸潤與精神陶冶﹔意味著社會應營造富含文化養分、鼓勵豐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整體氛圍。唯有如此，個體才能在快速變遷的世界中安頓心靈、樹立志向、涵養情操，成長為底蘊深厚、品格健全、精神豐盈的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者﹔人類文明也才能在物質的洪流中守護其精神的燈塔，駛向更為開闊、深邃、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