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洲《開物成務 篤行求臻》

作者：王大洲，系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工程，是人類改造物質世界、構筑文明基石的創造性活動。當我們贊嘆現代“基建狂魔”的偉力，或折服於“大國工匠”的精密技藝時，其實是為其背后的工程精神所鼓舞和觸動。這種工程精神並非無本之木，它的根系深植於中華文明的沃土之中。縱觀世界，古埃及、古羅馬亦不乏宏大工程，但中國古代工程實踐所孕育出的獨特精神氣質——一種將系統和諧、務實擔當與心懷天下融為一體的價值追求，構成了中華文明的鮮明標識。這種工程精神，可凝練為“開物成務”的文明使命與“篤行求臻”的實踐品格。它不僅塑造了我們的過去，更在發展新質生產力、建設科技強國的今天，閃耀著跨越時空的智慧光芒。

文明初曙中的精神原型

早在文字史冊出現之前，中國先民就已將他們對工程活動的理解與敬畏藏在氣勢恢宏的神話敘事中。這些神話並非單純的幻想，而是文明精神原型的昭示，蘊含著中國古代工程精神最核心的基因。

女媧補天的傳說，講述女媧面對“四極廢，九州裂”的危機時，並非僅憑神力瞬間復原，而是執行了煉石補天、斷鰲立極、平洪殺怪等一系列操作，展現了一種綜合性的、創造性的修復與重建智慧。這隱喻了工程活動的本質：它是對失衡世界的系統性干預與秩序重建，需要材料、結構、環境等多方面技術的協同，其終極目的是恢復宇宙與生靈的和諧安寧。這彰顯了工程精神的整體性思維的萌芽。

大禹治水的史詩，則完成了一次工程方法論的革命性轉變。其父鯀沿用“堵”的策略（以“息壤”硬性對抗洪水）而失敗，大禹則開創性地轉向“疏”的方略。他“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歷經十三載艱辛勘察與疏導。這一轉變，深刻體現了“天人合一”思想在工程中的實踐：真正的智慧不是征服與對抗自然，而是深刻理解其規律（水性就下），並加以引導和利用。同時，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故事，不僅歌頌了超凡的個人毅力與犧牲精神，更凸顯了大型公共工程所必需的強大社會組織能力與集體主義倫理。治水成功直接帶來了“九州”的地理區劃與治理秩序，生動詮釋了工程活動與國家建構、文明整合之間深刻的內在聯系。

愚公移山的寓言，則從哲學層面揭示了另一種工程精神：基於理性計算的無限韌性。愚公行為邏輯的核心在於“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這是一種超越個人生命尺度的工程觀，憑借代際接力的方式，將宏大的工程目標分解為可通過時間累積的持續過程，體現了中華民族在面對巨大挑戰時特有的歷史耐心、持久信念與薪火相傳的接力精神。

這些上古神話共同奠基了中國工程精神的底色：工程是關乎文明存續、天下福祉的偉業（開物成務）﹔其成功依賴於順應規律的智慧、系統性的籌劃、堅韌不拔的實踐與集體協作的力量（篤行求臻）。它們將工程的倫理高度、方法論基石與實踐品格，深深銘刻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

實踐中的精神錘煉與制度化

隨著國家形態的成熟與社會分工的發展，中國古代工程精神從朦朧的原型，逐步走向清晰、系統的實踐與制度化表達。這一過程，可以從多個維度進行觀察：其價值使命體現為“心懷天下”“經世致用”的務實追求，其方法論核心在於“順應規律”“系統權衡”的工程智慧，其實踐品格彰顯了“攻堅克難”“精益求精”的卓越追求，而其倫理內核則貫穿著“以人為本”“守正負責”的深沉關懷。

工匠群體的興起與工匠精神的凝鑄。春秋時期的公輸般（魯班），從一個技藝超群的工匠，逐漸被尊奉為“百工祖師”，成為一個跨越時空的行業精神符號。在“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中，這一現象極具深意。工匠群體將自身對技藝極致的追求（“巧”）、對工具的創新（發明鋸、刨等）以及對行業尊嚴的維護，都投射到魯班這一形象上，使之成為精益求精、守正創新的工匠精神的集體化身。后世《魯班經》的流傳，不僅記錄了技藝，更規范了行業儀式與倫理，使這種“篤行求臻”的實踐品格在民間社會代代相傳。

國家工程管理體系的建立。中國古代很早就設立了如“司空”這樣的專門官職進行工程管理，這個稱謂本身便蘊含著“司掌萬物、藏富於民”的深刻理念，體現了工程活動的公共性與民本性。從將作大匠到工部，形成了一套嚴密的管理制度。這些“工官”，如漢代督造未央宮的蕭何、宋代撰著《營造法式》的李誡、明代設計紫禁城的蒯祥，通常都是卓越的工程組織者或技術專家。他們身上都體現了一種共同的精神面貌：將個人技藝融入國家治理，在嚴格的制度框架內，修建宏大、精密、持久的國家工程。這既鍛造了中國古代工程師獨特的“總體思維”與系統協調能力，也成為對“開物成務”使命最直接的制度性實踐。

實踐經驗的文本化、理論化與倫理化。中國古代工程知識雖偏重經驗，但也有著強烈的標准化追求與扎實的理論總結。從《考工記》到《營造法式》和《工程做法則例》，特別是以“材分制”為代表的模數系統，實現了木構建筑的標准化設計與生產，這是古代工程管理理性與智慧的結晶，是系統性思維的集大成者。此外，以墨子為代表的學人們，不僅探究力學、光學等工程背后的科學原理，更將“兼愛”“非攻”的倫理思想與防御工程實踐緊密結合，凸顯了技術應用必須服務於和平與正義的深刻理念。這種班墨文化的結合，恰是“技藝”與“道義”、“實踐理性”與“價值理性”相輔相成的古老典范，為中國古代工程活動注入了深厚的思想和倫理內核。

中國古代工程精神的現代轉化與啟示

新時代新征程，我們亟須建設一支胸懷“國之大者”、能力卓越的工程師隊伍。中國古代工程精神，絕非博物館中的陳列品，而是可以激活、轉化並深度融入現代工程教育與職業倫理建設的寶貴資源。其現代意義，至少體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它為“工程師精神”注入了深厚的文明底蘊。盡管“工程師”作為現代職業稱謂和制度性角色，是在工業革命后才逐步確立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其精神內涵始於彼時。縱觀中國古代工程史，主持修建都江堰的李冰、趙州橋的李春，等等，無疑都是特定時代的偉大工程師。正是眾多跨越千年的偉大工程實踐，為“工程師精神”注入了深厚的文明底蘊。將當代工程師的職業譜系，與李冰、魯班、李誡等先賢相連，能夠極大地增強工程師群體的文化自信、歷史使命感與職業尊榮感。這有助於從文明傳承的高度理解“工程師”角色，克服社會認知中存在的“重科學、輕技術，重理論、輕實踐”的傾向，營造見賢思齊、埋頭苦干、攻堅克難、創新爭先的濃厚氛圍，提升工程師的社會聲望和社會地位，為他們成才建功創造條件。

第二，它為解決現代工程困境提供了獨特的東方智慧。現代超級工程日益復雜，常陷入技術效能、經濟利益、生態環保、社會倫理等多重目標的沖突之中。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系統平衡”的思維，強調工程與自然環境、社會系統的和諧共生，這正是克服技術至上主義、進行可持續設計的寶貴思想資源。“大禹治水”的疏導智慧，對於當下的城市內澇防范、流域生態保護等系統性工程，仍有方法論上的啟示。而“權衡”與“求臻”的精神，則有助於應對現代工程在多重約束下尋找最優解的核心挑戰，使工程師在有限條件下最大可能地追求和諧與完善的工程美感。

第三，它是培養卓越工程師不可或缺的文化養分。卓越的工程師不能僅是技術專家，更應是具有系統思維、人文情懷和強烈責任感的問題解決者與文明創造者。中國古代工程精神為此提供了豐富滋養：“天人合一”的整體觀，是培養系統思維能力的哲學基礎，引導工程師關注工程的全生命周期及廣泛社會影響﹔精益求精、不懈創新的傳統，是錘煉創新與優化能力的標杆，激勵工程師在資源、倫理等約束下進行設計突破﹔“經世致用”“守正為民”的擔當，是塑造職業倫理與責任感的生動教材，有助於樹立國家安全與公共利益至上的觀念﹔“開物成務”的文明使命感，則能培育工程師的文化自信與溝通能力，使其善於向公眾闡釋工程的文化意義與社會價值。

從女媧補天的神話想象，到都江堰的千年矗立，從魯班斧鋸的細微巧思，到《營造法式》的宏大規制，“開物成務，篤行求臻”的精神如一根紅線，貫穿了中國工程實踐的悠久歷史。它告訴我們，真正的工程偉力，不僅在於改造物質世界的規模與精湛技術，更在於其背后所承載的文明抱負、協調智慧、堅韌品格與倫理關切。

今天，面對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時代要求，我們迫切需要在綿延不絕的中國文化根脈中汲取滋養，弘揚工程精神，堅定工程自信。通過古代先賢的工程智慧與現代科技文明的深度對話，使“天人合一”的理念成為重塑工程生態的實踐指南，使“精益求精”的匠魂注入智能制造的方方面面，使“為國為民”的擔當照亮每項重大工程的建造瞬間。隻有這樣，才能鍛造出強大的工程能力，塑造出引領未來、澤被世界的中國工程精神范式，在新時代持續書寫“開物成務”的文明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