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源《中國傳統建筑思想中的營造邏輯》

作者：吳國源，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古代建筑思想通史的編史學和史料學研究”負責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建筑學院教授

西周早期青銅器何尊，其內底所鑄銘文記錄周初文、武、成三王重大歷史事件，蘊含思想史、政治史以及文明史的豐富內涵。其中，“宅”字兩次出現，先敘成王“宅於成周”之事，后引武王“宅茲中國”之訓。“宅”之本義為居或人居，名詞為居處、居室，具有基本生活要義與物質空間用義。西周以來，“宅”已引申推廣為具有天下治理與政治文明的意義。后世將其凝聚為更具日常生存信仰的內涵表達：“夫宅者，乃是陰陽之樞紐，人倫之軌模。”宅的人居及其空間造物的基本義、治理話語與政治文明的象征義、人倫秩序與生活場所的本質義，都奠基在營宅的“營造”技術文明之中。圍繞人居及其文明特性展開的經營、營建、營造、興造、興作等表述類型，無一不有文明與創造所需的營造邏輯。在中國建筑思想語境及其知識傳統中，營造邏輯構成古代國土空間、城鄉建設與人居環境、建筑藝術的思想內核。

從營造到營造邏輯

營造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承擔了中國建筑文化長期穩定的基本語義結構。《詩經·靈台》“經之營之”、《周禮·考工記》“匠人營國”，北宋官書《營造法式》、近代地方匠書《營造法原》，乃至奠基中國現代建筑史學的中國營造學社，其研究均表明“營造”為中國建筑思想通史的核心概念。“營造”連用，既有“營”的經營之義，包含聚居、規劃、治理、營建等含義，也有“造”的制作之義，包含技藝、工程等含義，其相關術語群如“興造”“造作”“建造”“造物”等，還蘊含人居環境塑造、建筑文明創造等語義。

學界尤其是建筑史學界對“營造”的內涵有諸多闡釋，其話語集中於“營造”的中國性與“建筑”的現代性之辨。“營造”，是傳統對於現代的啟示，是傳統價值及其再詮釋的中國古代建筑思想通史核心問題﹔“營造”，所提供的不僅是營造技藝及作品的遺產價值，還蘊含“宅茲中國”的文明智慧。當具有現代性的“建筑”經歷了內部的文化重塑和外部的文化批判，中國性的“營造”的豐富意義也重新得到理解和轉化。

“營造邏輯”源於“營造”概念的歷史語義內涵，用來指涉調控物質、技術與文化以實現人居秩序、空間經營、形態構造的整體控制過程。而在中國建筑思想的傳統語境下，掌握營造邏輯的歷史主體可泛稱“哲匠”。中國現代建筑史學開創者朱啟鈐曾以著事、傳藝、顯技和立言來表征中國古代營造主體身份的話語特性，彰顯人在中國傳統建筑思想中的創造特質。這些“哲匠”代表了中國營造文明的創造主體、中國人居環境的設計主體，也是中國古代建筑思想的歷史主體。

營造邏輯與中國建筑思想的歷史實踐

不同類型的中國古代建筑具有不同的營造邏輯，比如土石建筑、木構建筑、園林建筑等，它們既分別體現了不同的技術邏輯特點，又共同構成了統一的中國建筑營造體系。

中國營造文明始於土木之功，其營造邏輯蘊含在豐富而深刻的科學思想中，表現出技術文明與建筑工程相融合的傳統建筑思想。《九章算術》構建的中國傳統數學知識框架始終與營造實踐活動保持高度互動，集中表現在《商功》篇。《商功》篇記載，建筑工程體積計算數題以“御功程積實”為目的，對功限、料例等工程管理要素精准測算、合理安排。其營造邏輯蘊含建筑空間形體生成的兩個階段，即“以物取型”和“以型造物”這兩個相輔相成的過程。這一生成機制深植於中國古代“尚象制器”的造物哲學思想體系之中。《考工記》中有“創物”一詞，與“造物”相近，“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建筑的本質性在中國思想傳統中為“居”、為“宅”，而建筑的工程性在中國建筑思想傳統中為“器”、為“物”。《商功》篇取法自然、生產實踐兩類物象，並從中提取多種利於應用操作的幾何體，形成“以物取型”（觀物取象）和“以型造物”（尚象制器）兩個步驟。《商功》構成古代土石類建筑空間的體型認知與體積操作的營造邏輯內涵，其復雜多面體的體積計算，折射出中國早期營造中“以型造物”的空間營造思維，成為古代水利工程、陵墓建筑、石窟建筑、城防工程等建筑類型的營造邏輯基礎。

莫高窟第61窟是敦煌獨特的以文殊為主尊的覆斗頂中心佛壇窟，其內部空間由壁面、覆斗形頂面、藻井、佛壇、像設、背屏、壁畫等要素構成，體現宗教美術與秩序組織相融合的空間設計邏輯，也包含著設計與建造相輔相成的空間營造流程，其核心營造邏輯在於《九章算術》“以型造物”所確立的復雜多面體型空間體積思維。第61窟所具有的圍合體復合空間體型，源於古代工程數學邏輯與宗教空間功能及意義的整體協同配合。南宋《數書九章》發展並拓充了這一傳統，依建筑工程材料與結構體系的區分，由土方擴展到磚石、木構三條營造邏輯路徑，形成知規模—明制度—計料例—推功限等營造邏輯環節。它們之間的系統整合，構建了古代建筑工程功料推算邏輯體系，揭示了中國建筑思想的營造邏輯之數理思維框架。

木構建筑是中國傳統建筑的主體，其大木營造邏輯過程體現中國營造文明的突出特性，傳統木構“如翚斯飛”的優美建筑形態、復雜有序的構造組織系統、獨樹一幟的間架結構力學經驗皆源於此。其中，縫線成為大木營造邏輯的關鍵內容，它不同於西方建筑設計意義上的輔助線，而是貫穿設計構思、空間塑形、整體構造、過程施工等整體過程的設計思維表達工具和構造系統控制方法。北宋《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開篇：“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長，曲直舉折之勢，規矩繩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份，以為制度焉”，“用材之份”指材份的數值尺度控制，而“高深”“短長”“曲直”則指向大木構架復雜組合體的空間形態控制問題，縫線正承擔著整體控制傳統木構建筑形態的作用。柳宗元《梓人傳》有言：“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掌握此類核心營造邏輯，便有“舍我，眾莫能就一宇”之自信。而在當代鄉土大木營造中，掌墨師仍然秉持縫線控制營造邏輯，其匠意與匠技的關聯提供了縫線控制營造邏輯的活態實踐。

園林空間的營造邏輯表現為文化邏輯的空間操作，即“文化”以何種身份、立場，以什麼知識、技法，表現、引導園林空間營造。以文人為主要角色的園林空間營造，充分彰顯文心場所的薈聚：文化活動的自由表達場所，凝聚文化藝術創作本身及其創作所需的自然形態，將景觀空間、園林藝術與文化場所整合為“景面文心”的營造特色。因而，探索其文化與審美導向下的空間營造邏輯，是理解園林空間復雜性與藝術創造性的不二法門，也是中國建筑傳統的思想精華。

蘇州留園石林小院是明清文人園林中的書房庭院，其步移景異、壺天幻境的空間藝術效果，可謂彰顯園林空間營造邏輯的經典范例。在約400平方米的有限場地內，它營建出“幻境迭生，所窮無盡”的空間美學效果﹔在既有建成環境的隙地之間，寄寓著新園舊石的故人情感，表達著故園新屋的文脈聯系。石林小院以“另筑”的增改建方式，靈活使用“廊—留夾—建筑—庭院”“建筑—半間—廊—留夾—庭院”的空間構成模式，巧妙構成“隔院”“游廊”“觸摸”“凝神”等空間觀石類型，充分運用“半間”與“留夾”的空間營造手法，實現了園林空間“體宜因借”“壺天幻境”的意境設計。這一案例完整呈現了明清文人園林建筑空間的文化營建邏輯，它以“為石另筑”為營建目標，既體現園主對舊石文脈的紀念，也彰顯以石林景致為核心的文人審美追求。其空間布局與《園冶·書房基》所述書齋理念高度契合，充分體現文人園林空間營造的文化邏輯特質。

營造邏輯與中國建筑思想的意義闡釋

從上述歷史實踐來看，不同建筑類型表現出營造邏輯的不同內涵，莫高窟第61窟土石類建筑表現為以型造物的空間體積思維，傳統木構建筑表現為縫線控制的空間網格思維，文人園林建筑表現為文化邏輯的空間操作思維。但是，營造邏輯作為中國建筑思想傳統的中樞，卻具有共性的闡釋方法，即營造主體具備什麼類型的設計思維，如何調用其適配的設計知識、設計技術，怎樣協調其工種與技藝的有效營造流程，從而完成空間、形態與結構的整體控制。營造的本質是營造邏輯的技術與文化協同發生，而塑造美好生活環境、表達生活思想與文化意義是營造邏輯的目的，也是其結果。

概言之，營造邏輯是營造文化主體對空間、形態、結構、功能、文化的整體控制設計思維方式，也是對意向、流程、知識、技術與方法的整合操作路徑。它具有經驗與理性、人文與技術、生活與生產等雙重性，對於中國古代建筑思想來說，這其實是“宅茲中國”的技術文明之關鍵所在。

具體來說，營造邏輯的中國建筑思想意義主要有三點。在中國思想及其知識傳統中，營造邏輯如《周禮·考工記》為經學的禮制秩序與生活實踐提供營造話語體系的思想機制，《營造法式》為古代社會治理提供建筑制度文明的內在操作法則，《園冶》為中國園林的美學及藝術提供空間實踐路徑與環境設計方法。從營造到營造邏輯，中國建筑傳統實現了從技術話語到思想話語的轉變。在科學技術思想語境下，如同科學思想史是科學史的內史編史學研究進路，由營造邏輯所承載的建筑思想史是中國人居環境史的內史編史學研究進路。營造邏輯將社會秩序、空間審美、文化邏輯等營造價值內涵，落實為具有操作性的建筑知識史、技術史與設計史，凝聚為人居環境與宅居空間的營造整體控制過程，構成中國人居文化與技術文明協同的綜合樞紐。在建筑理論話語中，營造邏輯充分體現了中國營造文明在知識、技術、設計關聯維度的思維特質與思想力量。

綜上所述，營造邏輯作為中國營造傳統的深層思維機制，具有豐富深刻的思想內涵。它是建筑思想從形上之道走向形下之器、由無形價值理念轉化為有形價值實體的策源地，也是統攝人居價值、空間文化、營造知識、營造技術的思維中樞端。因而，營造邏輯不僅成為中國建筑思想傳統的通史研究關鍵議題，也成為中國文明創造特性的建筑維度闡釋內核。從現實的維度看，營造邏輯作為傳統營造技藝的精髓，是需要深入展開整體價值闡釋與保護傳承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