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輝：古代基層治理中的禮法合治及其啟示

作者：范輝，系安徽醫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禮法合治貫穿中國古代基層治理數千年，以“禮”為道德根基構建社會倫理秩序，以“法”為制度保障劃定行為邊界，形成了“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治理格局，在整合基層資源、化解民間糾紛、維護社會穩定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禮法合治的演進脈絡

“禮”的起源可追溯至遠古祭祀儀式，《說文解字》釋曰“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禮的核心本義是通過特定儀軌表達對神靈祖先的敬畏，隨著社會演進逐漸突破宗教祭祀范疇，演化為涵蓋人際交往規范、等級秩序准則、道德倫理要求的綜合性社會規范體系，成為維系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的精神紐帶。“法”在先秦文獻中多與“刑”“律”互通，《爾雅·釋詁》定義“法，常也”，特指國家制定的具有強制性、普遍性的行為規則，以刑罰為后盾確立社會運行的底線秩序，其核心功能在於“禁於已然之后”的懲戒與威懾。

禮法合治思想源遠流長。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提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確立了德禮優先、刑政為輔的治理次序，成為基層治理的思想准則。荀子突破“純任德教”治政倫理框架，提出“援法入禮”治政范式，構建起禮法協同的動態治理機制，“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禮記》中“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的“執兩用中”理念，則為禮法平衡提供了哲學基礎。

秦漢大一統王朝推動了禮法合治從理念轉化為制度實踐，建立起以鄉裡制為核心的基層組織架構。秦時“十裡一亭，十亭一鄉”，設裡正、亭長掌民政教化﹔漢承秦制，鄉官除有秩、嗇夫外，專設“三老”掌教化，形成職官與長者並用、刑禁與教化並施的治理特色。

唐宋是禮法合治的完善期。唐代以《唐律疏議》完成禮法融合的法典化建構，將58條涉孝條款納入律典，實現了“失禮之禁，著在刑書”的制度整合。北宋《呂氏鄉約》提出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進一步體現了禮法在民間的互動互補融合。

及至明清，禮法合治走向成熟。《大明律》規定，“凡民間應有詞狀，許耆老裡長准受於本亭剖理”，將基層調解納入法定程序。王陽明推行《南贛鄉約》與《十家牌法》，構建起“教化—管控”雙重基層治理體系，使禮法合治更具實踐效能。清代通過“禮制下移”與“官法同構”，使鄉約、族規與國家律例形成互補，如鄉飲酒禮通過禮部備案強化教化功能，實現了禮法合一的社會治理效果。

總體來看，在古代基層治理中，禮與法雖各有側重，但在本質上相輔相成。一方面，禮是法的基礎和指導原則，許多法律規定源於禮的精神內核並將其具體化﹔另一方面，法是禮得以實施的重要保障，通過對違反禮的行為進行懲戒，強化了禮的社會約束力。“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后。”禮注重預防，法注重懲戒，二者功能互補，共同構建了完整的社會治理體系。

禮法合治歷史實踐與當代價值

古代基層治理的禮法合治，通過組織融合、禮法互補、調解教化等方式和路徑，實現了基層社會的長期穩定。

一是官治與民治協同聯動的組織架構。從秦漢鄉裡制到明清保甲制，基層管理者均承擔雙重職責：裡正、保長等既要負責賦稅征繳、治安維護等法定事務，又要履行“導德齊禮”的教化義務。作為禮法合治的重要載體，傳統鄉約的結構與職能設計實現了國家律法與民間規范的有效鏈接。以潮汕薛侃《鄉約》為例，“鄉立約長以總其教，約副以助其決，約正司訓誨，約史主勸懲”，形成了分工明確的治理團隊﹔通過“鄉約—總約—縣”的層級鏈接，鄉約不僅是民間自治組織，更成為國家禮法向基層滲透的重要渠道，實現了官治與民治協同聯動。這種組織架構既保証了國家治理意志的貫徹，又充分調動了民間社會的自治活力。

二是國法統攝、禮俗補充的制度體系。一方面，國家律典主動吸納禮的精神內核，實現“以禮入法”。如《唐律疏議》在“婦人官品邑號”條中明確“依禮‘凡婦人，從其夫之爵命’”，直接以禮釋法﹔“准五服以制罪”制度根據親屬關系遠近確定刑罰輕重，將“親親尊尊”的倫理原則轉化為法律規則。另一方面，民間禮俗通過制度化轉化成為國法的重要補充，實現以禮輔法。唐宋以后，《顏氏家訓》《義門陳氏家法》等家法族規廣泛流傳，其內容涵蓋倫理教化、行為規范、糾紛解決等方面，成為裡甲老人調處糾紛、管理鄉裡事務的重要依據。這些禮法合治的制度實踐，體現了國家律典與民間禮俗的雙向互動與有機互補。

三是基層調解與道德教化的實踐形式。在調解中，基層管理者兼顧情理法，既以國家律典為底線，又以儒家倫理為依據。如康熙年間張英家族與吳氏的宅基地糾紛，本可適用律法裁判，而張英通過“讓畔讓居”的道德倡導促成和解，成為“以禮和事”的經典案例，既維護了國家法律權威，又契合民眾道德認知，兼顧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此外，基層管理者還通過鄉校講學、鄉約宣講、家族訓誡等多種形式，教化鄉民樹立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倫理觀念，將禮的要求內化為民眾自覺意識。禮法規范的深入人心，有助於減少糾紛的發生、促成矛盾的解決，進而實現“以德去刑”的治理理想。

禮法合治模式所蘊含的德本刑用、官民協同、情理法兼顧等智慧，為當代中國基層治理提供了寶貴借鑒。其一，在基層治理中實現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既堅持法治的剛性約束，嚴格執行國家立法，又重視道德的柔性引導，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全過程，形成規范、引導、教化於一體化的治理機制。其二，既強化政府的治理責任，又激發群眾的自治活力，打造黨建引領、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基層治理格局。通過制度化渠道吸納民意、培育社區組織、完善議事協商機制，使國家治理與基層自治在法治框架內有效銜接、良性互動。其三，既維護國家法的權威性，又引導糾紛化解的多元化，健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在堅持司法終局性的基礎上，大力發展調解、仲裁、和解等非訴方式，注重情理法在糾紛調處中的融通運用，既守住法律統一適用的底線，又釋放基層治理的彈性空間，實現案結事了人和，切實提升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