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寶勇：以高質量黨建引領新興領域高水平治理

作者：柴寶勇，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校長、政府管理學院黨內法規與國家監察研究中心主任

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作為經濟社會發展中最活躍的細胞，既是新質生產力的“孕育地”，也是社會治理的“新前沿”。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突出抓好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的建設，不斷增強黨在新興領域的號召力凝聚力影響力”。新征程上，應科學把握社會變遷態勢、生產關系變化趨勢，將新興領域的“變量”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增量”，把最活躍的地帶打造成最堅強的陣地，以高質量黨建引領新興領域高水平治理，在流動的社會中筑牢堅實執政根基。

新興領域黨建工作“新”在哪裡

“新”在組織形態。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的黨建工作，主要依托相對穩定的科層制管理模式，呈現出組織設置固定化、管理模式規范化的特征。而在以平台經濟和共享經濟為代表的新業態中，新就業群體就業方式靈活、流動性強、組織歸屬感弱，“兩新”組織呈現出顯著的扁平化、去中心化和邊界模糊化特征。這意味著，新興領域黨組織的組織形態不再局限於“單位—個人”垂直架構，而是涵蓋互聯網平台、外包公司、商務樓宇等多種形式的復雜覆蓋網絡。這一新特征，要求黨建工作必須在開放性更強、迭代更快的網絡化社會中重新定位，適應從靜態管理到動態適配的組織形態變化。

“新”在組織功能定位。在傳統“單位制”的整合模式下，黨組織的動員功能往往通過制度安排的剛性約束自上而下實現。而新就業群體與互聯網企業之間的平台用工模式，使過去依托勞動關系開展黨建的路徑難以完全奏效。同時，作為新就業群體主力軍的“90后”“00后”群體，成長於中國社會快速轉型和數字技術迭代更新時期，思維方式更加開放、多元、自主，更加注重個體體驗和價值認同。這意味著，新興領域黨組織的功能定位應當從側重動員與管理轉向突出引領與服務，黨建工作需要深度嵌入業務流程與服務場景，以精准舉措回應新興領域人群所思所盼，在解決實際問題中彰顯組織的價值與溫度。

“新”在內容供給和活動載體。一方面，從黨建工作的內容供給看，新興領域黨建需要推動黨建工作與行業特征、群體需求同頻共振，實現政治引領與企業發展的價值契合。另一方面，從黨建工作的活動載體看，新興領域呈現出從“面對面的物理空間”向“屏對屏的數字空間”轉變的新趨勢。固定時空模式下的傳統黨建工作開展方式，已難以完全滿足人員分散性強和時間碎片化程度高的新就業群體需求，與數字技術緊密相連的“指尖上的黨建陣地”逐漸成為新興領域黨建的重要形式。

新興領域黨建工作“難”在哪裡

組織覆蓋之難。傳統的基層黨建工作主要依托基於單位和社區的靜態屬地管理，而新就業群體的顯著特征是移動化作業和原子化生存，這必然導致原有屬地管理邊界在數字化沖擊下日益模糊，進而使得新興領域黨的建設面臨組織難以全面覆蓋的難題。一方面，流動黨員動態管理存在盲區。部分黨員長期處於“口袋”或“隱形”狀態，組織隸屬關系與實際活動空間分離，使其游離於教育管理監督體系之外。另一方面，組織懸浮現象在一些領域存在。例如，在商務樓宇、園區及互聯網平台，黨建工作難以觸及末梢，部分已建組織受限於缺乏有效載體與實體陣地支撐，組織生活流於形式，面臨有形覆蓋易、有效覆蓋難的難題。

功能落實之難。新興領域多以平台經濟為主體，其運行遵循的是資本逐利和效率優先的商業邏輯。這表現為，為追求效率和市場份額，平台企業的算法規則往往將商業利益最大化作為核心導向。而黨建工作必須牢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決守護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福祉。在“兩新”組織黨建工作開展過程中，商業逐利邏輯與政治引領目標存在的內在張力，容易在企業內部形成隱形壁壘，若無法有效破題，黨建工作就無法融入業務鏈，導致黨建與企業業務形成“兩張皮”。

人心凝聚之難。當前，新就業群體面臨勞動關系認定難、社會保障覆蓋不全等現實痛點。這很大程度上源自行業監管與屬地管理之間權責邊界模糊，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決，必然會侵蝕新就業群體對平台乃至社會的信任感和歸屬感。黨建工作的根基在於凝聚人心，人心的凝聚離不開切實的權益保障和深層次的情感認同。面對這一人數眾多、利益分散的龐大群體，重塑價值認同既是將其重新“組織化”的關鍵前提，也是黨組織發揮引領作用的核心基石。

新興領域黨建工作“落”在哪裡

強化政治引領，實現黨建工作與生產經營深度融合。針對“兩新”組織特別是互聯網平台企業，黨建工作不能止步於“有形覆蓋”，更要實現從組織嵌入到功能融合的跨越。一方面，緊扣公司治理關鍵環節，在確立黨組織法定地位基礎上，推行管理層與黨組織“雙向進入、交叉任職”，推動“黨建入章程”，探索黨組織在服務企業決策方面的有效途徑。另一方面，緊扣平台經濟特性，引導平台企業優化算法設計，倡導人文關懷，摒棄“唯效率論”，確保技術變革始終在國家戰略和公共利益的軌道上健康運行。

注重服務先行，以權益保障構筑信任基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決定事業興衰成敗。”針對新就業群體的黨建工作，必須把解決新就業群體的急難愁盼問題作為重要抓手，通過解決關鍵小事，構筑信任基石。例如，依托“暖新驛站”打造十分鐘服務圈，做實法律援助、職業傷害保障等兜底機制，將黨組織的關懷送到新就業群體的心坎上，將黨建工作具象化為可視可感的身邊服務，進而激發他們的認同感與歸屬感，筑牢“聽黨話、跟黨走”的思想根基。

完善行業統建，塑造條塊結合的組織體系。針對部分新興領域企業“小散弱”及去中心化的特征，黨建工作需要擺脫“就企業抓企業”的路徑依賴，確立依托行業、沿鏈而建的系統思維。充分發揮網信、交通運輸等行業主管部門及平台龍頭企業的“頭雁效應”，深化行業發動、屬地統籌的復合管理機制。推動黨組織向產業鏈上下游延伸、向商圈生態圈覆蓋，將分散的經濟實體集群耦合，確保新興業態發展到哪裡，黨的組織堡壘就筑造到哪裡。

突出賦能增效，將服務對象轉化為治理力量。新就業群體具有流動性強、聯系面廣、熟門熟路的職業優勢，黨建工作應善於將這一職業優勢轉化為基層社會治理效能。例如，通過聘任“兼職網格員”、組建“先鋒騎手隊”等方式，引導並激勵新就業群體在異常情況預警、突發事件直報、社情民意收集等方面發揮“流動哨兵”作用，既有助於提升其職業價值和榮譽感，也能使這一群體從服務對象轉化為治理力量，助推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堅持數智驅動，推動平台技術優勢轉化為社會治理效能。新興領域企業擁有先進算力與技術資源，是提升社會治理智能化水平的重要依托。黨組織應當充分發揮統籌協調與政治引領作用，一方面，探索“人工智能+黨建”模式，推動黨建工作向智能化、數字化方向轉型﹔另一方面，引導企業將數據分析能力與應急響應能力實際應用於城市運行監測、應急物資保供、風險研判預警等社會治理場景，進一步提升基層治理精細化水平，真正構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數字社會治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