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思：構建中國青年研究自主知識體系正當其時

作者：廉思，系中央團校常務副校長、教授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知識體系的全球競爭空前激烈。一個國家在國際格局中的思想構建能力、理論闡釋能力和知識生產能力，正日益成為其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多次強調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性，指出“以黨的創新理論引領哲學社會科學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構建以各學科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為主干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在此意義上，青年研究不僅是觀察社會變遷的學術領域，更承擔著為黨的青年工作提供理論支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夯實知識基礎的重要任務，其在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中的戰略意義不斷凸顯。

中國青年研究的首要任務

當代中國青年是在數智技術加速演進與社會結構深度轉型的歷史進程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其心理狀態、行為方式與價值取向，深度鐫刻著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偉大飛躍的時代軌跡。當前，我國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在這一背景下，青年群體所具有的知識結構、能力素養、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直接關系中國式現代化的未來前景。

與以往任何一個世代相比，當代青年更為直接地置身於國家綜合實力躍升、國際格局重塑與發展方式轉型的交匯點上，其人生起點和發展空間與民族復興進程高度交織。這一代人並非被動承接時代成果，而是被歷史明確“點名”、置於強國建設前沿位置的重要力量，其必將在強國建設進程中完成自我實現，也必將在自我成長中回應強國建設召喚，是名副其實的“強國一代”。正因如此，構建中國青年研究自主知識體系，就不只是學科發展的內在要求，更是一項具有鮮明時代指向和現實使命的理論工程。其首要任務，就在於將當代青年置於強國建設這一宏大歷史進程中加以重新定位，使青年研究成為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知識入口。

圍繞這一任務，中國青年研究在研究視角和分析范式上必須做出相應調整。具體而言，中國青年研究不能停留在對青年現象的零散描述，也不應止步於對青年問題的被動回應，而應以強國建設這一歷史進程為分析坐標，對當代中國青年的生存狀態、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等進行系統化、結構化的闡釋。這意味著，青年研究必須在既有對青年現象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研究視角，超越單一層面的描述，繼而從青年與國家發展階段、社會結構轉型和制度運行機制之間的關聯中加以把握，在理論上將分散的青年現象整合為能夠解釋中國青年何以如此，又將走向何方的知識框架，從而為青年工作實踐、青年政策制定和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更具前瞻性的理論支撐。

“強國一代”的多重側面

十余年來，我課題組圍繞30余類青年群體持續開展田野調查，覆蓋不同區域、不同職業形態和不同發展階段的青年樣本，在長期跟蹤和比較分析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對當代中國青年整體狀態較為系統的認知。我們發現，“強國一代”呈現出多重側面的交疊：在國際舞台上，他們是自信自立的“平視世界的一代”，不再簡單仰視西方，也不陷入盲目對抗，而是在比較中確立制度自信與文明自覺﹔在歷史方位上，他們是站在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門檻上“接力沖刺的一代”，身處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提速的關鍵賽段，肩負著承前啟后的時代重任與歷史責任﹔在發展方式上，他們是在既有約束條件中尋求突破的“創新求解的一代”，既清醒感知社會壓力，又不斷探索新路徑和新可能﹔在價值取向上，他們是把自我價值置於時代坐標中的“擔當進取的一代”，通過把個人成長嵌入國家發展之中，實現自我價值的定位與升華﹔等等。

上述多重側面，共同構成“強國一代”的整體生存圖景。研究者若僅從某一側面切入，往往難以把握青年行為背后的深層邏輯，容易形成片面甚至相互矛盾的判斷。隻有在全局視野中，將青年的心理體驗、行為方式、價值選擇與國家發展階段有機貫通，才能真正理解當代青年的所思所想。換言之，如果缺乏將青年問題置於國家發展階段加以整體理解的理論視角和分析框架，上述復雜而交疊的青年狀態便難以得到准確把握。例如，現實中，青年體驗到的焦慮、壓力和不確定性等，往往被歸結為“競爭加劇”“期望過高”或“心理承受力不足”。事實上，這些感受正是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關鍵時期，社會結構轉型和發展邏輯轉換在青年群體中的集中反映。若不能將其置於國家發展階段的大背景中加以解釋，青年研究便容易套用西方后現代理論，將階段性的社會現象誤讀為長期性的心理困境，進而對中國青年的真實狀態失去客觀評價。

國家與青年的互構關系

准確理解當代青年，必須把握其發展需求的生成邏輯。隨著國家綜合國力持續提升，相較於早期發展階段對速度和機會的高度敏感，當代青年更加關注長期預期、制度穩定性與發展尊嚴，這並非動力衰退，而是發展階段躍升后理性選擇的必然結果。

一些西方輿論將中國青年在轉型期所表現出的審慎、權衡與探索，別有用心地貼上“爛尾一代”“迷茫一代”的標簽，其實是把青年需求內涵的變化，錯讀為價值失序或動力衰退。需要警醒的是，這類標簽並非純粹的媒體修辭，而往往依附於一種既有的解釋模板：在西方主流青年研究中，青年常被置於“國家—個體”框架中予以理解，青年的不滿被解釋為對體制的反抗，青年的選擇被解釋為國家控制的結果。由此出發，中國青年對穩定預期、可持續發展與尊嚴感的重視，便被套入“對抗國家”或“被動服從”的二元敘事之中。但在中國語境中，青年需求的生成邏輯恰恰源於國家發展持續向前、制度供給不斷完善這一現實基礎。當代青年既願意通過個人努力實現價值，也更加強調這種努力應當具有明確方向和合理回報﹔既高度認同自己在民族復興中的時代使命，也期待國家能提供清晰路徑和可靠支撐。這種需求不是對國家的疏離，而是對國家發展提出的更高期待。

從中國實踐看，當代青年的發展需求正是在與國家長期互構關系中形成的。國家通過教育體系、青年政策、人才戰略、城市建設、數字治理等制度性安排，為青年提供持續賦能的發展空間﹔青年則通過勞動參與、科技創新、社會服務和文化創造等，不斷推動國家現代化進程。在這一互動過程中，青年對安全感、確定性和尊嚴感的追求，既是對個人發展的合理關切，也是對制度運行效能的現實反饋。構建中國青年研究自主知識體系，需要在理論層面系統揭示這一互構機制，將青年對安全感、確定性和尊嚴感的追求，理解為國家與青年關系不斷深化的結果，而非一味歸結為“退縮”“消極”“迷失”等西方學術論調。

青年研究的引領功能

中國青年研究還必須系統回答當代青年“如何作為”這一重要課題。這裡的“作為”，並非指道德意義上的規訓，而是指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青年通過何種現實路徑參與中國式現代化，實現自我成長。這要求研究者必須深入分析不同青年群體在不同社會位置和發展賽道中的行動條件，具體考察其能力積累、路徑選擇和角色轉化的可能方式，避免將強國目標簡單轉化為對青年的單向要求。隻有在扎實分析的基礎上，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才能轉化為青年可以理解、可以進入並能夠持續投入的集體行動。

引領青年投身時代舞台，是青年研究的重要功能﹔但引領並非代替青年做出選擇，也不是以單一價值取向壓縮多樣人生，而是在尊重青年差異和現實條件的前提下，幫助青年准確校准時代方向，識別發展機遇，確認自身位置。真正有效的引領，應當是讓青年認識到，中國式現代化並非外在於個人的宏大敘事，而是與個人能力積累、思想成熟和價值實現密切關聯的必然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講，研究工作本身就是國家與青年之間的“中介變量”——通過理論闡釋，將政治語言轉化為青年容易理解的時代語言﹔通過系統研究，將分散的青年經驗上升為具有普遍解釋力和公共意義的知識形態﹔通過學理表達，為政策制定和國家治理提供穩定可靠的思想源泉。隻有在這一中介功能上實現理論自覺，中國青年研究才能真正承擔起自己的時代使命。

當前，青年議題已經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科技競爭、文化創造和國家治理的重要變量。在全球格局深刻調整的背景下，青年不僅是各國未來發展角力爭奪的戰略有生力量，也是國際社會觀察不同發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新興參照維度。中國青年研究所面臨的挑戰，是既要回答好“如何科學理解當代中國青年”“如何有效引領當代中國青年”等時代課題，也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回答好“世界如何理解中國青年”“中國青年經驗能夠為世界提供怎樣的理論啟示”等具有國際意義的前沿性命題。在青年領域形成中國概念、中國理論和中國表達，不僅有助於國際社會更加准確理解中國青年現象及其內在規律，也能夠在更廣闊的層面為世界知識體系提供新的解釋資源。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中國青年研究完全有能力提出一套不同於西方經驗的理論體系，為全球青年問題提供新的理解框架，並為全球治理體系的完善貢獻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