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北方游牧文化與唐詩關系研究”負責人、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唐代絲路的繁盛帶來了器物的頻繁流動,這些器物種類豐富,材質各異,造型獨特,工藝精湛,它們是絲路沿線各國、各地區、各民族文化的代表。這些器物見証了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的互動與互鑒,對中華文脈的賡續與創新產生了重要影響。
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動體現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唐三彩載樂駱駝俑”,1959年在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在一峰駱駝背部架有一個鋪著方格紋長毯的平台,上載有7男1女共8個樂舞俑。環坐平台四周的樂俑分別執笛、箜篌、琵琶、笙、簫、拍板、排簫7種樂器,全神貫注地演奏著。其中,女舞俑梳著唐朝婦女發式,身穿高束腰的長裙,立於中間,頭向上揚,長袖輕拂,載歌載舞。這顯然是一個小型流動演出團,有主角、有伴奏。這組樂舞俑是典型的盛唐時期作品,樂者均著漢族衣冠,但使用的卻多是從絲綢之路上傳入的外來樂器,生動地再現了唐代多元的樂舞文化。唐代藝人將舞台設置在駝背上,以小見大,匠心獨具。
再如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唐素面高足銀杯”,是典型的西方銀杯造型。6世紀末至7世紀中葉,高足杯流行於中亞地區,后來通過絲路傳至長安,受到唐朝貴族的歡迎,並引發了使用異域器物的風尚。而今天,用高腳玻璃杯品嘗葡萄酒已經相當普遍。又如,“唐三彩釉陶龍首杯”,此杯為中國古代飲酒器——角杯,形狀模仿西方酒器——來通杯,卻無泄水孔。來通杯是流行於亞歐大陸的角狀飲酒器,而角杯以中國文化獨有的“龍”形圖案為裝飾,形制上保留了異域特征,可謂中西合璧,它是唐代絲路器物文明與中華文脈融合的代表。
藝術再創造的借鑒與啟示
“海獸葡萄紋鏡”是流行於唐高宗、武后時期的一種銅鏡。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唐代“海獸葡萄紋鏡”,以高浮雕葡萄紋為主題紋飾,間隙處飾有海獸、鳥雀、蜂蝶、花草等圖案,華麗繁縟。此銅鏡集西域葡萄紋樣與中原瑞獸於一體,體現了絲路文化的融匯和互鑒。河南博物院藏唐代“海狸鼠葡萄卷草紋銀瓶”,整體飾以繁密的葡萄卷草紋,銀瓶腹部鏨刻一隻海狸鼠蹲坐葡萄藤上,姿態生動。一般認為,葡萄紋產生於古埃及、古希臘,而后流行於西亞、中亞。卷草紋是一種枝蔓纏卷的紋樣,傳入中原后又融入了忍冬、荷花、蘭花和牡丹花等圖案,並經藝術處理后作“S”形。忍冬是一種藤生植物,經冬不凋,故有此稱。忍冬紋來源於波斯,在唐代廣泛運用於佛像的背光裝飾及絲綢紋飾。可以說,這件器物是中外文化結合的代表作。唐代工匠對外來元素的創造性轉化,為當代文化創新提供了啟發,即在保持中華文化內核的同時,通過器物流動和藝術借鑒實現中外文明跨越時空的對話。
作為推動絲路貿易最重要的媒介——絲綢,其最常見的紋樣是團花,亦稱團窠,主要是指以各種植物、動物或吉祥文字等組合而成的圓形紋樣,一般都圍以聯珠紋,花型自然多變,層次豐富飽滿。唐代團花紋樣在傳統風格的基礎上又吸收了波斯、拜佔庭織物紋樣的特質,形成了自然均衡、動靜協調、質朴單純的特點,無論宮廷還是民間都非常流行。
器物制作工藝的本土化
波斯銀器的鎏金、鏨刻工藝通過絲路傳入長安,唐代工匠將其發揚光大,工藝更為精細,呈現了鮮明的中國特色。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唐鎏金雙魚紋銀碗”,碗底有一對頭尾相接的鎏金魚,當碗內盛滿水時,水波流動,碗底的雙魚如在水裡游動。碗內底的雙魚、裝飾的水草均為錘揲而成,魚身鏨刻而成,紋飾鎏金,這種裝飾風格明顯受到了波斯薩珊銀器的影響。摩羯原是印度神話中的河水之精,隨佛教東傳進入中國。隋唐時期,摩羯融入了龍首的特征。摩羯紋出現在古代印度的雕塑、繪畫藝術中,在佛教寺院建筑的塔門中更是常見。廈門博物館藏“唐代鎏金摩羯紋多曲銀碗”,工藝亦來自西方,器身鎏金,碗底至碗口錘揲而成,鏨刻出聯珠紋、長尾鳳鳥紋。此外,還有大量來自波斯薩珊王朝、阿拉伯的玻璃器皿,如玻璃碗、玻璃瓶、玻璃高足杯。這些器皿過去隻有皇家貴族才能使用,如今中國工匠完全掌握了玻璃器皿的制作工藝,能夠批量生產,玻璃器皿已成為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
絲路器物與中華文脈的密切關系
絲路重鎮——酒泉自古出產夜光杯,夜光杯用祁連山老玉雕成,色彩斑斕,杯壁薄如蛋殼,呈半透明狀。王翰《涼州詞二首(其一)》說:“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描繪出一幅動人心弦的唐軍出征圖。葡萄酒、夜光杯,既描繪了一種有情味的生活,也暗指其地是在河西走廊。端起古老神奇的夜光杯,一飲而盡紅如血色的葡萄酒,由此激發出一種不畏犧牲的英雄豪情。《藝苑卮言》說:“‘葡萄美酒’一絕,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爾。”一首七言絕句即表明王翰在盛唐詩壇上的非凡地位,如不寫西域產的“美酒”,不寫“夜光杯”,不寫在嘶鳴戰馬上彈響的胡樂琵琶,這還能實現嗎?杜甫《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盛贊鋒利無比的大食刀:“吁嗟光祿英雄弭,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宛轉麒麟裡,光芒六合無泥滓。”詩中說道,手握大食寶刀走向戰場,所向無敵,可建奇功。器物意象的審美化,是絲路器物文明與中華文脈相結合的典型體現,對豐富唐詩內容、生成新奇意象、增加異域情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華文脈博大深厚,源遠流長,在不斷吸收外來文化中發展壯大。絲綢之路本來就是一條中外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是中外文明交融互鑒的紐帶,同時還緊密聯系著沿途各國的政治、軍事、民族遷徙等豐富內容。作為物質文化載體的絲路器物文明不僅帶來了技術革新,更推動了中華文脈的發展、傳承與自我更新,並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証明:文明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須面向整個世界,在開放、包容、融合中走向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