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江寧：13—14世紀絲路紀行的世界書寫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3—14世紀‘絲路’紀行文學文獻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1877年，李希霍芬在德國出版的《中國》第一卷中首次命名“絲綢之路”，將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間中國與河間地區（中亞的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地帶）以及中國與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把中國與世界連接在一起，使中國走向世界。

絲綢之路的開拓與驛站建設

13世紀蒙古人進行世界征略，“起朔漠，並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元史》）。蒙古滅西夏，掌握了陸上絲綢之路的東段線，打通連接中原與西域、漠南與漠北的主要交通線。蒙古滅金，使得位處漠北的蒙古汗國勢力直接延伸到了南宋。滅西遼國之際，蒙古人與中亞大國花剌子模國發生沖突，引發蒙古第一次西征。之后，中國與域外之間關聯的傳統陸上絲綢之路基本貫通。元朝接管了南宋所經營的東南亞海上絲綢之路遺產。

元朝在其所統轄范圍確立了詳盡的驛站建設制度，“凡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於是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飢渴則有飲食，而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為極盛也”（《元史》）。驛站的建設使中國第一次實現了沙漠與海洋兩大出口的全球性開放格局，驛站不僅是交通節點，更是信息傳遞、物資轉運、人員往來的樞紐，歐亞大陸上不同文明區域之間的聯系空前緊密，這一時期的絲綢之路真正具有了“全球”意義上的廣度與深度。

絲路紀行的“世界”轉向

地域疆界和區域藩籬的突破帶來了13—14世紀文明書寫的巨大轉向，過去典籍中隻言片語記載的蒙古人成為世界書寫的中心。書寫蒙古人的內容包括：人們追蹤蒙古人的蹤跡和沿著蒙古人開拓的道路行進而產生的史著、行記、道裡記、風俗記、游方記、異物志、雜傳、地志等。書寫語言不僅有蒙古文，還有波斯文、阿拉伯文、拉丁文、亞美尼亞文以及漢文等。

蒙古語系列有《蒙古秘史》《聖武親征錄》等。波斯語系列有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術茲札尼《納昔兒史話》、瓦薩甫《瓦薩甫史》、拉施特《史集》等。阿拉伯語系列有伊本·艾西爾《歷史大全》、奈撒維《札蘭丁傳》、烏馬裡《眼歷諸國行紀》。拉丁語系列有加賓尼《蒙古史》，魯不魯乞《東游記》、鄂多立克《東游錄》等。日文系列有《蒙古襲來繪詞》《八幡愚童訓》等。漢文系列則包括金人、南宋人、高麗人、元人的書寫，金人的著述有吾古孫仲端口述的《北使記》、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游記》、王鶚的《汝南遺事》等﹔南宋人的敘錄以趙珙《蒙韃備錄》、彭大雅《黑韃事略》等為代表﹔元人的敘錄有耶律楚材的《西游錄》、張德輝的《塞北紀行》以及常德口述的《西使記》等。

1260年以后，元王朝為加強與西北宗王的聯系，實行大都與上都的兩都巡幸制，人們追隨皇帝的上都之行頻繁地穿行於大都和上都之間的“草原絲路”，留下數以千計的紀行詩文作品，代表作品如袁桷《開平四集》、柳貫《上京紀行詩》、胡助《上京紀行詩》、釋梵琦《北游集》、周伯琦《扈從集》、張昱《輦下曲》、楊允孚《灤京雜詠》等。另外，13—14世紀間，由海上絲綢之路而產生的紀行作品，“高麗—元朝”紀行有陳澕《燕行詩》、金坵《止浦集》、李承休《賓王錄》、安軸《謹齋集》、李齊賢《奉使錄》、李穀《燕居錄》、鄭誧《燕京錄》、李穡《燕客錄》、金九容《金陵錄》、鄭道傳《朝京詩》、崔瀣《拙藁千百》等﹔“日本—元朝”紀行有王惲《泛海小錄》、雪村友梅《岷峨集》、清拙正澄《禪居集》等﹔“東南亞—元朝”紀行有黎崱《安南志略》、徐明善《天南行記》、周達觀《真臘風土記》等。

與之前相比，13—14世紀的絲路紀行獨立成卷的作品有百余種，其中漢文文獻80余種，其他文獻近30種，遠超自漢至宋所有紀行創作數量的總和。這說明，中國與世界之間不再是“東張西望”，而是深入而廣泛地“全球對話”。

全球語境下絲路紀行的經典特征

絲路紀行作為中國與世界相互關聯和書寫的典型載體，表現出如下特征。

其一，區域事件的世界性追蹤表述。13—14世紀絲路紀行作品以蒙古人為中心，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聚焦，使得蒙古人相關的區域性事件成為公共表達的內容。1211年蒙古攻金，這一極為典型的區域性事件，在致使金朝“精銳盡於是役”的同時，也開啟了蒙古人對世界征略的步伐，因此，這一事件成為13—14世紀絲路紀行中共同的書寫對象。書寫的地域范圍從大蒙古國汗廷所在地和林，拓展到中亞德裡蘇丹國，又跨越到13世紀末的元朝大都以及14世紀初西亞伊利汗國的首都大不裡士，而時間范圍長達近半個世紀，書寫語言涉及畏兀兒蒙古字、波斯語以及漢語等，展現出世界性的多語種書寫特征。

其二，多語言並存互動。被譽為“歷史百科全書”“中世紀最重要的文獻之一”的《史集》，是14世紀初伊利汗國拉施特奉伊利汗合贊和合兒班答之命主持編撰的一部世界通史著作。提議撰修《史集》的合贊汗以及主持纂修工作的拉施特可能懂得蒙古語、阿拉伯語、波斯語、印度語、克什米爾語、藏語、漢語、富浪語等語言，而且拉施特希望《史集》能夠將世界每個民族自己的歷史、傳說和信仰都涵蓋進去，所以，在撰寫過程中，他動用了不同民族、不同語言的學者參與其中，使得《史集》不再是單一文明的獨白，而是多種語言智慧碰撞融合的結晶，其內容也因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多元視角。

其三，多元文化並行不悖。13—14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一方面意味著“海外島夷無慮數千國”梯山航海，前所未有的“世界看中國”潮流﹔另一方面意味著中國“不出戶而八蠻九夷”，世界多元文化互鑒的廣度和深度超過以往任何時代。《伊本·白圖泰游記》記載，杭州西湖的船上有歌手“用漢語、阿拉伯語和波斯語演唱各種歌曲”，《馬可·波羅游記》則記載，福州西北一隅的“Vuguen”（侯官）有來自巴比倫的制糖師教授當地人煉制白砂糖。

總之，13—14世紀絲路紀行改寫了世界人民對世界的認知、對中國的認識，不僅使歐洲人的視野從地中海轉向歐亞大陸，而且刺激了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等探險家對東方的探索熱情。可以說，13—14世紀絲路紀行的文明書寫影響了此后數個世紀的知識向度和世界文明的發展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