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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海根、孫代堯，分別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副教授、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韌性是指事物在環境壓力下仍能維持基本功能的穩定性和有效性的能力或狀態，一般以其面對危機或挑戰時的適應性和變革性能力為測評標准。從社會運行層面看，韌性是社會系統在受到沖擊、干擾或面臨不確定性時，能夠維持自身的結構—功能、在適時調整變化中變得更加強大的能力。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立足對我國現代化發展階段的科學把握和對內外環境復雜變化的積極應對，強調要“增強經濟和社會韌性”。“十五五”時期，我國發展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進一步增強社會韌性，對於乘勢而上、接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續寫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新篇章，具有重大意義。
1.發揮好超大規模國家的韌性優勢
中國是一個人口規模巨大、地域空間廣闊、經濟體量龐大、歷史文化悠久的超大規模國家。超大規模意味著更豐富的資源稟賦、更廣闊的市場空間、更強的風險分散能力和更深厚的治國理政智慧，這些既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也塑造了中國獨特的社會韌性優勢。
穩步擴大的經濟規模。“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總量先后突破110萬億元、120萬億元、130萬億元、140萬億元，實現“四連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最稀缺的資源是市場。市場資源是我國的巨大優勢”。大國經濟回旋余地大，內部可循環，發展空間廣。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擁有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市場和世界規模最大、超過4億人的中等收入群體，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同時，中國建立了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涵蓋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和666個工業小類，成為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超大規模經濟系統的完整性、多樣性和回旋空間，是社會韌性的支撐性優勢。
覆蓋廣泛的社會保障體系。中國已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功能完備、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龐大的社會保障體系確保個體在面臨年老、疾病、失業等可預見或不可預見的變化波動時能獲得基本保障，基本民生的改善強化了全社會抵御風險的整體能力。大規模、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具有更加顯著的風險分散優勢和風險共濟能力。《建議》提出“加快發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健全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擴大失業、工傷保險覆蓋面”“提高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參保率”等一系列對社會保障體系提質擴面的政策，有利於有效應對人口結構變化、經濟波動、貧富差距等問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更高層次的社會穩定與安全。
超大規模國家的治理實踐和智慧。國泰民安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美好理想，是人民群眾最基本、最普遍的願望，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治理超大規模國家，必須發展出與之相適應的獨特治理智慧。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發展與安全合則興、離則弱、悖則亡，這是中國五千余年文明沉澱的治理經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當前，我國正在積極構建統一指揮、專常兼備、反應靈敏、上下聯動的應急管理體制，實現解決矛盾糾紛“最多跑一地”，社會治安整體防控水平持續提升，進一步強化了安全韌性。
始終保持活力與秩序的有機統一。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處理好活力與秩序這對關系是一道世界性難題。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面臨發展和穩定難以兩全的問題。一個現代化的社會，應該既充滿活力又擁有良好秩序，呈現活力與秩序有機統一。改革開放以來，作為超大規模國家，中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用實踐証明發展與穩定、“放得活”與“管得好”可以實現動態平衡。
2.以韌性思維提升社會系統的應對、適應和轉型能力
韌性思維關注的不是純粹的“抗壓能力”或“被動承受能力”，而是一種承認不確定性，強調快速恢復、動態調試和主動變革的思維范式。增強韌性強調在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性，在變化中適應、學習和轉型的能力。一個具有韌性的系統在經歷沖擊后，可能會恢復到原有狀態，也可能會調整自身，轉變為一個更可持續、更加強大的新狀態。增強社會韌性就是要在不確定環境下做好確定性的事情，構建抗沖擊、能恢復、可適應的社會發展局面，提升社會系統的應對能力、適應能力和轉型能力。
應對能力指社會主體克服各種困境、進行應急響應的能力，是衡量社會韌性的重要方面。社會系統的應對能力本質上體現了多元主體的協同效能，韌性思維要求突破傳統應對模式的局限，實現政府治理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建議》強調，“發揮人民群眾主體作用，引導各方有序參與社會治理”。一個良性運轉的社會需要建立政府、社會組織、企業、民眾等多元主體參與社會治理的體制機制，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當面臨自然災害、突發事件或社會波動時，不同社會主體能夠及時發揮自身功能、高效協同配合，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各種治理資源統籌運用，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形成全社會的應對合力。
適應能力強調社會系統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並調整自身，從而更好地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挑戰，是對被動應對的超越。從適應能力層面增強社會韌性，關鍵在於持續學習，創新制度機制，建立完善的公共安全體系，推動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預防轉型。社會治理的最好辦法，就是將矛盾消解於未然，將風險化解於無形。對此，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深入推動矛盾糾紛源頭化解，立足本地實際開展差異化的治理創新。在處置潛在危機方面，要提高防范化解重點領域風險的意識和能力。當前，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等技術手段為增強社會韌性創造了新的機遇和條件。要加強前沿技術在社會治理中的應用，建設“智慧大腦”、社會風險監測預警體系等數字基礎設施，強化數據賦能、技術賦能，更及時敏銳地發現經濟波動、公共安全、社會輿情等方面的變化，從而進行前瞻性的應對處置。
轉型能力指社會系統不僅能應急響應和適應變化，更能主動建立和完善社會制度體系，以增進人民福祉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為目標，增強社會應對未來危機的韌性。“轉型”意味著整個社會系統的升級，是向更公平、更可持續、更具活力的狀態躍遷。《建議》提出，“穩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是支撐總體社會韌性程度的核心要素。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必然要求。應從社會制度設計出發來增強社會韌性，特別要關注老人、兒童、殘疾人、低收入者等群體，推動更多公共服務向基層、農村、邊遠地區和生活困難群眾科學均衡配置，滿足多層次多樣化的社會需求。
3.增強社會韌性的重點領域
增強社會韌性旨在通過主動系統的規劃和行動來提升社會系統預防危機、應對危機和從危機中恢復並不斷變強的能力。從基本路徑來看，韌性社會的形成和治理要聚焦事前、事中、事后，進行三者相統一的“全周期建設”，控制初始沖擊的范圍、程度和影響，為社會恢復、發展創造條件。
協同增強經濟韌性和社會韌性。經濟韌性是社會韌性的根基，維系社會秩序、提供公共服務、保障民生福祉都需要經濟發展的支撐。一個韌性強的經濟系統，一般具備合理的增長速度、完整的產業體系、多元的經濟結構、穩定的就業機會、可持續的財力資源等條件，這些經濟要素是維持社會基本運轉和社會成員凝聚力的物質基礎。因此，增強社會韌性要探索具有包容性、可持續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路徑。《建議》強調，“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增強社會韌性還要求處理好發展與治理的辯証統一關系。縱觀各國治理實踐，如果社會治理跟不上經濟發展步伐，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不僅經濟發展難以為繼，整個社會也可能陷入動蕩。經濟發展越快，越需要社會層面的協同調整，不斷完善治理體系，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
建設具有韌性的基礎設施體系。韌性基礎設施的建設有利於應對極端天氣、突發危機和網絡攻擊等破壞性事件，對不斷提高防災減災救災和重大突發公共事件處置保障能力有重要意義。《建議》提出，“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加強基礎設施統籌規劃，優化布局結構，促進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韌性和運營可持續性”，“提升重要基礎設施本質安全水平”。本質安全概念廣泛應用於工業生產、交通運輸、應急管理等領域，旨在通過設計、建設、運行和維護等環節的優化，使基礎設施在面對破壞性沖擊時能夠保持基本功能、抵御沖擊並快速恢復。應完善基礎設施安全技術標准規范，注重風險評估和韌性設計，推進精品建設﹔建立預防性養護、常態化維護、應急修復的全周期管理體系，增強設施的耐久性和可靠性﹔充分利用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對設施進行實時監測和智能預警，實現風險早發現、早處置。
構建面向未來的新安全格局。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互聯網深刻改變人類交往方式，人工智能給社會治理帶來新的挑戰。同時，中國的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社會心理等正在發生變化。新時代中國社會安全的內涵更加豐富、外延大大拓展，公共安全、城市安全、文化安全等深度嵌入社會安全，大數據、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新興領域安全廣泛關聯社會安全，需要前瞻布局，應對新的現實變化和可能的未來風險。一方面，風險防控要實現對物理空間、數字空間和社會空間的全覆蓋，樹立大安全觀，應對社會風險觸點多、燃點低、傳導快的挑戰。另一方面，要不斷完善風險治理體系，推進制度機制、組織模式、力量布局、手段方式和安全理念等層面的改革創新和動態調整，更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