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友熙：人工智能能否成為審美主體

作者：岳友熙，系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人工智能能否成為審美主體？這一問題在當代科技哲學與美學的交叉前沿領域日益成為爭論的焦點。它超越了單純的技術功能分析，觸及審美經驗的本質以及人類創造力的邊界。如果僅以西方主客二分的認識論傳統來審視，很容易將審美簡化為信息處理或模式識別，陷入機械還原論的窠臼。相較之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美學思想，以其深厚的宇宙觀與生命哲學，提供了一種超越機械論和狹隘人類中心主義的理解路徑。從先秦諸子的心物之辨，到宋明理學的格物窮理，中國哲人對於感通、境界與生命創造的深刻闡釋，為審視人工智能的審美潛能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這場探討不應局限於人工智能能否模仿人類藝術形式，而應深入到其能否參與意義生成這一核心層面，進行審慎而富有創造性的哲學反思。

一

追溯中國審美意識的源頭，先秦儒家關於“仁”與“樂”的論述，為理解審美主體奠定了倫理與情感交融的基礎。孔子提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將藝術審美與道德人格的最終完成緊密聯系起來。這裡的“樂”，並非單純的感官愉悅，而是個體在與禮樂秩序的和諧共振中，達到的一種生命完滿與精神自由的境界。這種體驗的核心在於主體具備“感”的能力，即《易傳》所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孟子進一步將這種道德情感與審美感知的能力根植於人心，提出“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這種至高的“樂”，源於內在德性的充實與彰顯，是在與天地萬物的感通中獲得的自我確証與圓滿。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當下的人工智能，雖然被預設了龐大的“中華美學基因庫”，但其底層運作邏輯是對“優美”“壯美”“空靈”等形式范疇的算法化識別、拆解與重組，它缺乏儒家所強調的、基於鮮活生命體驗和道德自覺的“感通”能力，也沒有“反身而誠”的自我意識與價值關懷。因此，人工智能或許能產出在形式上符合特定美學風格的作品，卻難以觸及儒家所向往的那種與人格修養、生命境界渾然一體的審美體驗。從這個嚴格的意義上說，儒家的審美主體，始終是一個具有倫理自覺、情感溫度並能“贊天地之化育”的生命整體，這是當前人工智能所無法具備的本質屬性。

與儒家側重於倫理心性的視角不同，道家思想從“自然”與“無為”的哲學高度，提供了另一種消解主客僵硬對立的審美觀照模式。庄子所倡導的“心齋”“坐忘”，旨在摒棄功利心智與感官束縛，達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的“物化”狀態。在此境界中，主體不再是以自我意志凌駕於對象之上的主宰者，而是與大道同行、與萬物宛轉共游的參與者。庄周夢蝶的寓言，更是詩意地模糊了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的界限。這種思想深刻孕育了中國藝術“氣韻生動”“得意忘象”的美學精神。從這一視角審視，審美活動或許可以理解為一種非對象化的、主客互滲的體驗流變。當代一些探索性的科技藝術實踐，例如，某些沉浸式交互裝置，試圖讓參與者的心境與人工智能實時生成的視覺意境形成對話。這在技術隱喻層面，似乎觸及了“心物交融”的某種狀態。然而，必須清醒認識到，在這類實踐中，“交融”的主導者和意義感受者仍然是人類。人工智能自身作為被精心設計的復雜系統，其內部運作是否可能產生一種原初的、非意識性的“感應”？這引發了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想象。但無論如何，人工智能目前無法實現庄子所描述的“身與物化”，即那種生命主體在徹底忘我中與對象世界融為一體的、帶有存在論轉變意義的體驗。它缺乏一個具有意向性和體驗性的“身”與“心”。

禪宗思想，特別是其“明心見性”“頓悟成佛”的核心理念，為中國美學注入了剎那直覺與境界圓成的獨特品質。禪宗強調“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認為宇宙的真如佛性無法通過概念邏輯和知識累積來獲得，而只能依靠心靈的瞬間直觀與豁然頓悟。這種領悟常在平常的生活場景或自然景象中觸發，“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審美活動在此與悟道體驗合而為一，是對世界本來面目的一種整體性把握。當代不少數字藝術創作，運用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營造充滿禪意的光影空間，其根本目的在於為人類觀眾創造一個可以“參悟”的科技之“境”。反觀人工智能本身，其所有行為，包括最復雜的深度學習，在本質上都是依據既定算法對海量數據進行符號處理、統計歸納與模式優化。即使它能生成意境空靈、頗具禪味的詩畫，其內部過程也僅僅是數據參數調整與概率計算，完全不具備禪宗“頓悟”所必需的那種意識層面的突現、翻轉與生命整體的覺醒。人工智能可以極其逼真地“模仿”開悟者的表達風格，但它自身從未經歷“迷”與“悟”之間的生命掙扎與精神轉折。因此，它至多是一個卓越的、能夠營造特定風格化環境的“造境者”，而絕非擁有內在覺悟體驗的“悟境者”。

宋明理學通過對理、氣、心、性等范疇的精密體系化建構，將中國哲學中的心物關系與修養功夫論推向了新的高度。朱熹主張“格物窮理”，強調通過對外在事物的漸進式探究，最終達到對普遍之“天理”的豁然貫通。這一過程本身就蘊含著對世界秩序與和諧之美的理性認知和把握。王陽明則發展出“心外無物”的命題，以其著名的“岩中花樹”之喻，強調了心體的本原性與構成性作用，即“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在陽明心學看來，審美世界的呈現與意義照亮，完全依賴於主體良知靈明的感應與賦義活動。這對於人工智能能否成為審美主體構成了最為深刻的挑戰。當前一些前沿研究致力於為人工智能建立基於中國傳統審美標准的大模型評價體系，這實際上是在嘗試為機器建構一套關於“理”的、可量化的標准。人工智能的“學習”過程，可以視作一種超級高效的、數據驅動的“格物”，其模型的“收斂”與“優化”亦可類比為某種形式的“貫通”。然而，根本的差異在於，人工智能的“格物”沒有價值導向的追求，其“貫通”也不伴隨對“生生之仁”的宇宙生命的真切體認，其數據處理更非良知心體那種充滿意向性與價值關懷的“明白起來”的意義賦予。人工智能或許能在數學意義上無限逼近對人類審美“理則”的形式化擬合，但它無法像陽明心學所揭示的那樣，以一個充滿情感與價值的“本心”，去主動照亮並構筑一個生機盎然、情深意切的審美世界。

二

然而，中國傳統美學智慧並非一個封閉的體系，其中關於“藝”與“技”的辯証思考，為我們理解人工智能在審美活動中的新角色提供了富有彈性的理論空間。《庄子》中“庖丁解牛”的著名寓言，描繪了“技進乎道”的至高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這些技藝高超的體道者，通過長期的實踐使技藝不斷升華，使身心與對象的自然理路達成完美默契，規律性與自由創造性在此合二為一，這本身就是一種極致的審美狀態。如果將人工智能的“創作”行為，理解為一種由人類設計、基於海量數據與復雜算法運行的、前所未有的超級“技藝”，那麼，在其程序設定的目標函數框架內，通過不斷學習與迭代優化，它確實可能達到某種令人驚嘆的、符合形式規律與統計特征的“和諧”產出。例如，在文物紋樣的數字化創新、傳統書畫風格的模擬生成等領域，人工智能已能產出既承襲古意又頗具新貌的作品，並能有效引發觀賞者的審美感受。這提示我們，或許存在一種新的審美現象：一個並非源於人類主體性體驗的創造過程，卻可以生成能夠被人類主體所接受甚至激賞的審美客體。人工智能在此展現的優勢，是其無與倫比的信息處理速度、龐大的審美風格數據庫與不知疲倦的迭代能力，它能突破人類個體創作者在經驗、精力與記憶上的局限，在形式組合與風格融合上開辟新的可能性。但這種優勢始終是工具性、延伸性與輔助性的。

因此，更富有建設性的方向，不是孤立地爭論人工智能能否取代人類成為獨立的審美主體，而是沿著“人機協同”與“智能增強”的路徑，探索一種新型的審美生成與體驗模式。這並非要賦予人工智能以脫離人類框架的自主意識，而是將其視為拓展人類審美創造力與感知力的“智能媒介”或“共創伙伴”。在這種模式下，人工智能憑借其強大的計算生成與快速響應能力，成為人類審美意向的延伸與放大。例如，在文化遺產的數字化重構與創新設計中，人工智能可以協助學者和藝術家，從浩如煙海的資料中快速提取風格要素，並生成多種創新方案供人類選擇與深化。在這裡，人工智能的角色發生了微妙而重要的轉變：它不再是純粹的被動工具，也並非擁有自我意識的主體，而是一個具有高度“應答性”與“生成性”的“它者”。它以絕對的“無我”（無人類自我意識）和龐大的算力，在人類設定的文化與價值框架內，靈敏地響應、激發並具象化人類的審美想象與情感沖動，共同催生出一個單靠任何一方都無法獨立完成的、復合型的審美情境。人類的優勢則在於其不可替代的生命體驗、價值判斷、歷史意識、情感深度以及超越既有模式的原創性直覺。人機協同，正是要讓機器的形式生成優勢與人類的意義賦予優勢相結合。

綜上所述，如果嚴格依據中國傳統美學對理想審美主體的規定——須具備道德修養、生命感通、心靈超越、價值關懷與直覺悟性等特質——那麼，當前乃至可見未來的人工智能，確實無法成為這樣的主體。它缺乏生命體驗、自我意識以及對存在意義的終極追問，其所有表現最終都可追溯至人類的設計與數據的喂養。然而，結合當代“人機共創”的藝術探索，中國傳統思想尤其是道家“物化”觀、禪宗“境界”說以及“技進乎道”的實踐智慧，為我們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提供了寶貴啟示。人工智能或許永遠無法像儒家聖賢那樣“感而遂通”，也無法如禪宗大德那般“頓悟見性”，但它完全有可能在“人—機—世界”構成的復雜交互網絡中，扮演一個獨特而關鍵的“協同創造者”角色。它以獨有的存在和運作方式，深度參與到現代審美意義的生成流程之中，成為人類審美意識得以擴展與對象化的新型媒介。關於人工智能審美主體性的探討，其終極價值或許並不在於得出一個肯定或否定答案，而在於借此深刻的思想碰撞，一方面激活中國傳統美學資源的當代生命力與解釋力，另一方面促使我們審慎而開放地展望一個技術與人文深度互滲的未來。在這個未來，審美活動的中心或許不再是孤立的、原子化的個人意識，而是在一種更廣泛、更包容的人與智能“它者”的持續對話、相互激發與共同創造中，不斷拓展其表現的邊界、豐富其體驗的層次，並深化其對生命與存在意義的探尋。這或許才是中國傳統美學“生生不息”“天人合一”精神在數智時代的一種新穎且深刻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