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永琪：“地球是生長靈魂的河谷”

作者：尚永琪，系寧波大學浙東文化研究院研究員

詩人約翰·濟慈說：“地球是生長靈魂的河谷！”我想他說的，不僅僅是人的靈魂，而應該是萬物生靈之魂，包括動物與植物。托馬斯·愛爾森指出：“動物成為人類話語中最常用的符號。動物的體能一直作為人類能力的衡量標准，動物的名稱與形象被用於表達政治概念，動物還多次在橫幅、旗幟、徽章和紋章上作為團結的象征出現。”（托馬斯·愛爾森：《歐亞皇家狩獵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24頁）顯而易見，當我們今天從歷史學的視域考察動物史研究之時，就必須區別於自然科學家對動物馴化、培育、演化、分布等進行的自然歷史研究，而在研究范疇、意義與方法論等方面作深度思考。

人文社會科學語境下歷史學的“動物史研究”，顯然不是現代動物學范疇內對動物進化、培育的歷史過程做自然科學的梳理，其內涵應是“動物參與人類社會發展”相關研究，主要研究重點是動物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史。古代中國文化中人與動物有著廣泛的人文關系，在人和物、人和神、人和人等關系中，動物交織於其間，動物既是人類社會的生存資源和動力來源，也是溝通人神的親緣中介，更是宣示社會秩序的重要符號象征——在古代社會，不但人類的大多生活用品來自動物的身體或勞力，人類賴以建立等級社會秩序的象征物也多以動物為依托，王冠上的鷹隼、袍服上的龍紋、旗幟上的熊貔、兵符上的老虎、衙署前的獅子、佛寺中的鹿、道觀中的鶴，等等，無一不是輔助人類建立社會秩序的重要符號資源。

正是在以上歷史背景下，我們可以說，當自然科學解析天地萬物生生不息的內在奧秘時，人文科學則更側重於解析自然生靈交互影響的文化結構。人與動物的生存與互助，一直是人類社會發展中非常重要的領地，當基本的馴化完成之后，古人對於動物界的關注，遠遠高於工業化后的人類社會。在現代工業技術的計時工具、運輸工具、生產體系、預警機制等建立之前，人類的生活節奏高度依賴不同動物的本能機制，所謂“公雞打鳴、母雞下蛋”其實就是古代農業社會生活時間體系和經濟體系的微觀象征。

隨著工業文明的梯次展開與深入發展，在游牧時代和農業社會扮演重要角色的動物，逐漸退出傳統農牧社會的“勞動力領域”、退出“神靈領域”、退出“時間領域”，甚至在“生命價值領域”也逐漸被忽視。而現代社會對“動物蛋白”的攝取、對“寵物動物”的關愛，恰恰容易使我們忽略動物作為“生命”與人類生命的同質性。當然，如今人類所倡導的動物倫理並非古代的思想意識，但也並不是天然的現代概念。自人類脫離出自然的動物群體的時代起，對於自身與動物的倫理認知，就是一個生生不息的命題。無論是蒙昧的人神二元世界，還是目標清晰的物我依存現實，都時刻提醒著人類，動物之於人類生活，不僅是口腹、動力與無條件的予取予求，它們在自然萬物中處於關鍵性位置，而這正是動物倫理存在的必然前提。從生命的意義上而言，動物和人一樣都是生命的主體。我們既要從現有的法律和社會機制中找到改善動物權利的途徑，又要從累積發展的倫理和歷史人文資源中吸收尊重生命的豐富智慧。

2017年的一項研究所調查的177種哺乳動物中，有近一半的物種在1900—2015年失去了80%以上的棲息區。（朱莉婭·阿德尼·托馬斯、馬克·威廉斯、簡·扎拉希維茨：《人類世：多學科交叉研究》，科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114~115頁）嚴峻的情勢無數次提醒我們：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需要真正在尊重生命的基礎上尊重自然。庄子所謂“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的亙古深思﹔王羲之“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的千古感嘆，應該成為當代人類敬畏自然、融入萬物生命韻律的底色情懷，更應該成為我們踐行《生物多樣性公約》所言“保護生物多樣性是全人類共同關切的問題”之深刻文明背景。

中華傳統文化強調天人合一，講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信人文社會秩序與自然宇宙運行應相互感通，宇宙自然現象與世間法律制度在不同角度、不同層次上相互聯系。法律秩序借助自然天運，天道運行闡釋法律秩序，體現一種源於天道的人文秩序精神。在此過程中，動物充當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對此，古聖先賢有著自己深刻的認識。《禮記》中關於動物倫理權利的論述，將人倫與動物倫理並列來理解。孔夫子所雲：“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其中所內含的就是我們的社會秩序、倫理制度之建立或人類文明成立的動物助力認知。

現代學科體系中的動物研究主題，可以作為我們分析此類問題的一個參照。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的動物研究中心專門列出“動物研究參考書目”，將所見的研究成果分為14個主題，包括動物馴化、作為娛樂體育和景觀的動物、作為伴侶的動物、作為符號的動物、科學教育和醫療中的動物、歷史上的動物、作為食物的動物、文學藝術和流行文化中的動物、女性主義和生態女性主義中的動物、宗教神話和民間故事中的動物等。由此可見，動物文化史所開啟的，正是一場人與動物、動物與自然、自然與人文相互激蕩的靈魂探索之旅。我們的目光、筆觸與思慮，應該穿越動物世界與人類社會的共生之地、探尋歷史長河同自然生態的交匯之所。由自然實體的動物之活潑生長，到人類賦予動物多樣的人文意蘊，體現的是人類對潛在感觸和感情的開發、培養、交流、再現。自然界的生靈萬物，在人文法則提煉、倫理制度構建、社會秩序奠定等方面，為我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啟示與幫助。

古代中國的動物知識與文獻記載，是一個相當復雜而豐富多彩的知識體系，它鑲嵌在字書、地理、博物、志怪、禮制、輿服、宗教、醫藥、農學等各類知識文本之中。不同來源的知識體系，其關注角度當然有差異，因而知識的指向性和內涵也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古代的動物知識，不僅包括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具有自然學科意義的動物學知識，更是平行於自然科學的一種古老的文化傳統，具有多重人文內涵和社會功用。古代中國對自然世界的認知、人文倫理的比定、政治觀念的展開、社會階序的象征、族群認同的凝聚、文學藝術的創作、國家制度的構建等，都同動物知識體系所提供的理論闡釋與實踐支撐密切相關。

顯然，歷史學並不是人類全部過往的流水賬，它是站在歷史制高點奔向光明未來的超越性敘事。這就決定了，歷史學視野中對動物文化史研究的敘事，當然不能簡單地停留在“動物保護”的表層言說之中。現代社會的人類，在倫理上對動物權利的認知、在情感上對動物感受的體會，已經超越了簡單的“保護動物”的一般性倡導，而在某種意義上進入“萬物與我為一”的生命共振境界。2018年9月1日，國家標准《實驗動物 福利倫理審查指南》正式實施，對於實驗動物的“倫理審查”和“仁慈終點”，標志著人與動物倫理關系中的新認識、新知識和新規范。這個文件明確規定了實驗動物的“五項自由”，即免於飢渴的自由、免於不適的自由、免於痛苦傷害和疾病的自由、表達主要天性的自由、免於恐懼和焦慮的自由——這亦幫助我們撥雲見日，人文視野下的動物保護不再僅是哲學問題，而更多進入到行動與實踐層面。

AI技術的發展促使人類更多進行關於“何以為人”的思考，也使我們深思人類與萬物血脈相連的關系。庄子有言，“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人類在漫長的文明史中，已經習慣於以“人”的角度來看待萬物。而今天，用成千上萬年時間構筑了“社會身份”的人類，有必要也有足夠的智慧，去思考“萬物與我為一”的世界。由此，人類歷史書寫的視野就不能僅停留在狹隘的天井裡，一個萬物關聯的世界敘事最終將有利於人類及其生存環境中的全部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