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世界中國學：從中國看世界，從世界看中國

作者：李伯重，系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

世界中國學的興起

19世紀后半期西方近代學術（即“西學”）大規模引進前，中國人研究中國自身的學問並無一個總名，大體而言，就是包含經史子集的“四部之學”。到了清末民初，在“西學”的沖擊下，出現了與“西學”對應的“國學”。“國學”以“四部之學”為主體，兼收晚清新出的甲骨、簡牘等學問，強調中國固有學術的整體性、民族性。在西方，研究中國的學問被稱為“漢學”（Sinology）。“漢學”發源於16世紀的歐洲，是以中國傳統文明為研究對象的學術體系。無論是“國學”還是“漢學”，核心研究素材都是中國傳統典籍與文化遺產，涵蓋經史子集四部體系、語言、文字、歷史、制度、思想、哲學、文學、藝術等領域。在研究手段方面，考據學是二者的共同方法論基石。“漢學”早期依賴語文學（Philology）傳統，注重文本校勘、語言翻譯與版本考証﹔“國學”的乾嘉學派也以“訓詁考據”為核心，強調“無征不信”﹔二者在文獻整理層面的路徑高度相似。無論是“漢學”對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還是“國學”對本土傳統的梳理發揚，都承擔著保存、闡釋中國傳統文化的功能，為研究中國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由於將研究重點放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上，“漢學”和“國學”對現實中中國的各個方面很少涉及。而自19世紀中期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開始以來，中國都處在前所未有的劇烈變化之中。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亟須對現實中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有深入了解，而這項工作僅靠“漢學”和“國學”自身難以勝任。

西方近代學術傳入中國后，一些中國學者積極學習和使用近代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對歷史和現實的中國進行多方面研究，開創了中國研究的新階段。同時，一些學者也突破吸收了西方“漢學”的方法，改進和豐富了“國學”研究，形成了被稱為“新漢學”的學術體系。20世紀前半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也對中國學術產生了巨大影響。

隨著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交往日益密切，國際學界對中國的研究，在廣度和深度方面，和過去相比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實中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軍事乃至人口、資源、環境、科學、技術等情況，都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這些研究領域並不屬於“漢學”研究的范圍，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也與“漢學”有巨大差異。在此背景之下，西方的“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應運而生，其興起於20世紀中后期的美國，隨后傳播到歐洲和日本，逐漸成為西方對中國研究的主流。

較之“漢學”，“中國研究”在內涵與外延上都發生了顯著而深刻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從古典研究拓展到當代研究，從人文學研究拓展到社會科學研究。“漢學”主要聚焦於古代中國的語言、歷史、哲學、文學、宗教等人文學科，研究對象主要是“文獻中的中國”。而“中國研究”的研究重心是當代中國各方面的情況，研究對象是“現實中的中國”。就社會需要而言，“現實中的中國”顯然比“文獻中的中國”更為重要，因此“中國研究”遂位居“漢學”研究之上，成為今日中國研究的主體。與此同時，中國學者對於“現實中的中國”研究也在進展中，於是形成了中國的“中國研究”。到了晚近，隨著中國的國際影響日益擴大，越來越多的國家興起了中國研究，使得中國研究逐漸從國際學界的邊緣走向中心。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標志是“大分流”理論引發的國際大討論。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一些先前並不從事中國研究的西方著名歷史學者、經濟學者、政治學者如保羅·貝洛赫（Paul Bairoch）、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威廉·H·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安德魯·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加入了中國研究，他們從全球史視野出發，對近代早期中國經濟表現及其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提出了新的看法，引起國際學界廣泛關注。到了新舊世紀之交，美、中兩國幾位從事近代早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中年學者，從不同的方面，使用不同的方法，選取不同的重點，提出了一些有異於過去主流見解的新見。這幾位學者當時都在美國加州的幾所大學任教，因此他們也被稱為“加州學派”。其中彭慕蘭教授將“加州學派”學者提出的主要觀點加以總結和提升，於2000年出版了《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大分流”也成為“加州學派”觀點的重要代表。這本書出版后迅速引起國際學壇的熱烈反響，贊同和反對這些看法的學者之間出現了激烈的爭論。爭論迄今已二十多年，一直熱度不減，不僅歷史學者，而且不少政治學者、經濟學者、社會學者、文化學者等，乃至政界、商界、傳媒界等領域的知名人物，都加入了這些討論。不僅如此，這個基於近代早期中國歷史的“大分流”討論，也催生了一系列相關研究，例如中國和英國的“大分流”、日本和歐洲的“大分流”、印度和歐洲的“大分流”、東亞和歐洲的“大分流”，乃至歐洲內部的“小分流”，等等。隨后還出現了圍繞“大分流與大合流”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討論。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史研究在國際學界處於一種相對邊緣的地位，“大分流”理論的提出和由此引起的強烈反響，把中國史研究推到了國際學界關注的中心。中國史研究是中國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分流”引起的世界反響是中國研究正在走向國際學術主流的重要標志。這個變化深刻地反映了中國研究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也表現了世界中國學今天已經成為國際學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可見，時至今日，關於中國的研究已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即“世界中國學”。“世界中國學”是“漢學”和“中國研究”的升級形態，也和“國學”“新漢學”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研究有密切關系，可以說是古今中外關於中國研究的集大成者。

從中國看世界，從世界看中國

“世界中國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門學問，並不只是因為有諸多國家的學者在研究中國，而且也因為研究中國的視野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於各方面原因，以往中外學者在研究中國時，基本上都是“各自為政”，海外學者主要是從西方的視角看中國，而中國學者則以中國的視角看中國。然而，任何客觀事物都是多方面的，對它進行研究都需要像用棱鏡分解白光那樣，用多維度視角替代單一視角，從不同側面揭示其構成、關聯與規律，避免認知片面化。就中國研究而言，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中國都是“地球村”的重要成員，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中國需要了解外部世界，外部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國。在歷史上，外部世界對中國和中國對外部世界的認識，都很早就已出現，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加深。

要認真研究一個對象，需要使用內外互証法（也稱為雙向透視法）。這種方法是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都使用的經典研究路徑，其核心是通過“由外及內”與“由內及外”的雙向分析，形成完整的認知。“由外及內”指從事物的外部特征、外部關聯、外部環境入手，逐步深入到事物的內部結構、本質屬性、核心規律。例如研究一個機械裝置，先要觀察其外形、功能、與其他設備的適配性，再拆解內部零件、分析傳動原理。而“由內及外”則指從事物的內部結構、本質規律出發，向外推導其外部表現、影響范圍、發展趨勢。例如研究一種細胞，要先分析其內部的基因序列、細胞器功能，再推導其在組織器官中的作用、對生物體整體的影響。這種內外互証方法的關鍵價值是避免單一視角的片面性，因為僅“由外及內”易停留在表面現象，而僅“由內及外”易脫離事物存在的實際環境。雙向結合，才可實現“現象—本質—影響”的全面認知。因此，對於研究中國來說，隻有進行“由外及內”與“由內及外”的雙向研究，才能真正認識中國。簡單地說，就是要從中國看世界，從世界看中國。

這種雙向研究的重要性，中國先賢也注意到了。這裡就以兩位中國古代名人為例。其中一位是戰國時期第一個建立霸業的諸侯魏文侯魏斯（前446—前396年在位），另一位是宋代著名文人蘇軾（1037—1101年）。魏文侯說：“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意思是親耳聽到的不如親眼看到的可靠，親眼看到的不如自己親臨其地調查到的可靠。蘇軾則在一首膾炙人口的詩中寫道：“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意思是當人深陷某一事物內部時，往往只能看到局部或片段，因此必須跳出來，才能認清全貌。他們的精辟之見，可以用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的話來總結：“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這段話可以簡化為：“不入乎其內，焉得其細節﹔不出乎其外，焉識其形態。”以上就是進行學術研究的普遍規律，即必須從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入手，把這兩方面研究的成果結合起來，才能更清楚地認識所研究的對象。

如前所言，研究中國不僅是中國學者的任務，而且也是世界各國學者的共同任務。因此中國研究不僅是中國的，而且也是世界的。既然是中國的和世界的學問，就必須從中國看世界，從世界看中國。對於中國學者來說，“開眼看世界”是必不可少的。中國學者周有光說：“魚在水中看不清整個地球，人類走出大氣層進入星際空間會大開眼界。今天看中國的任何問題都要從世界這個大視野的角度。光從中國角度是什麼也看不清的。”美國學者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也說：“隻懂一個國家的人，實際上什麼國家都不懂。”對於海外學者來說，必須“足踐之”，即親自來到中國，深入中國社會進行考察，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國的過去和現在。英國學者凱瑞·布朗（Kerry Brown）認為西方社會對中國的許多看法失之偏頗，強調要想了解另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和思維方式，沒有什麼比親身經歷更有效的方式：“如果有人口口聲聲說他愛中國，卻根本沒踏上過中國的土地，這和那些說自己愛吃一盤菜卻從未嘗過其味道的人有什麼區別呢？”英國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也說：“要更好了解中國，去看看中國是最直接的方式。”因此，從中國看世界，從世界看中國，通過這種雙向視角所看到的中國，才是一個在人類大家庭中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

不僅如此，通過這種雙向視角所看到的中國，不是一個“孤獨”的文明，而是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文明。著名社會學家查爾斯·蒂裡（Charles Tilly）在談到歐洲時說：“假若我們設想身處於1750年，不要理會后來真正發生的事，而去想象當時的情況將來會變得如何”，他想象的結果是歐洲也將會像當時的中國那樣發展。這就是說，近代以前中國的發展道路，對世界其他地方來說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過去許多中外學者往往以西歐的歷史經歷為標准來探尋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但是查爾斯·蒂裡的觀點為我們提出了另一種視角，即我們也可以用中國的經歷作為標准，來看歐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區的歷史發展，從而表明世界的發展確實具有多種不同的模式，而中國的歷史發展模式是其中重要的一種。前面談到的國際學界對於“大分流”的熱烈討論，也強調要從全球史的視野出發看中國歷史，從而建立了一種新的歷史發展觀。

王國維有言：“學問之事，本無中西。”世界中國學是一門世界性的、開放性的學問，歡迎各國學者積極參與。但對於中國人來說，“我們”與“他者”的身份是無法回避的。中國是世界中國學的研究對象，中國學者理所當然應該在中國研究中發揮主要作用。不僅如此，對於世界中國學研究來說，中國不僅擁有研究所需最豐富的資源，而且還擁有最大的研究群體，因此中國學者也擁有特殊的優勢。改革開放以前，雖然中國學者對中國的研究取得不少成就，但是由於各種原因，中國學者在一些領域未能走在國際學術前沿。例如，曾經的“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刺痛了許多中國學者的心。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對外學術交流的不斷擴展和深化，中國學者的敦煌學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得以引領國際敦煌學研究的進展，把敦煌學這個“世界中國學”重要組成部分的研究水准推向更高階段。這個例子說明，只要不斷增進與其他國家學者的交流，讓中國學者的研究融入世界學術主流，中國學者一定能夠在國際學界發出更大、更有力的聲音。

在如今世界范圍內中國研究發生重大轉變的時候，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在中國建設“世界中國學”的中心，正當其時。2004年，“世界中國學論壇”首次系統闡釋“世界中國學”的內涵，並使用“Global China Studies”（GCS）作為英文譯名。2012年，依托世界中國學論壇，上海社科院成立了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全力推動世界中國學的發展。2023年起，“世界中國學大會”團結世界各國的中國問題研究者，共襄世界中國學大業，取得豐碩成果。“世界中國學”概念提出后，國際學界反映積極。香港科技大學在2013年率先開設“環球中國學”碩士項目，至今已培養學生近千人。之后，新加坡國立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哈佛大學、劍橋大學等高校也先后開設了相關課程。美國的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年會是全球亞洲研究最重要的學術會議之一，中國與全球互動的研究成為常設核心議題，等等。以上這些都體現出“世界中國學”在國際學界的影響力日益擴大。事實充分証明，在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世界中國學”這門學問已經成為世界主流學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發出了有力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