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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多元文化視域下的西夏金銀器研究”負責人、寧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教授
遼宋夏金時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關鍵階段。西夏地處絲路要道，是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漢藏文化、西域文化等的交融交匯之地，形成了具有多元一體特征的西夏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金銀器就是其中的重要表征。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內蒙古、寧夏、甘肅等地的西夏墓葬、窖藏等遺址中，陸續發現了164件西夏金銀器。這些金銀器作為遼宋夏金時期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物質載體，蘊含著深厚的中華文明基因，生動詮釋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為闡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演進提供了珍貴的實証資料。
根植中華文脈的西夏金銀器
目前已發現的西夏金銀器實物共164件，其中金器68件、銀器96件，類別豐富，構建起完整的金銀器譜系。各類器物中，裝飾品數量居首，含冠飾14件、發飾25件、耳飾16件、臂飾1件、頭飾2件、帶飾19件、嵌鬆石銀菊花飾2件、金銀飾件20件﹔另有馬具2件、棺飾6件﹔飲食具包括碗7件、缽5件、托盞5件、銀箸2件﹔宗教用具有銀舍利盒2件、金造像1件﹔日雜具含金指剔1件、銀洗4件、銀匜2件、銀質針囊1件﹔貨幣類以25件銀錠為主，符牌類為2件銀質符牌。此外，西夏石窟壁畫、黑水城藝術品等繪畫遺存及相關歷史文獻中，還記載有大量類型多樣的金銀器，涵蓋冠飾、發飾、器皿、供養器等諸多門類。其中，既有源自遼宋的金銀冠、金涂銀腰帶、金花銀匣等器物，也有西夏自制的飾品、飲食器、宗教用品、日雜器、貨幣及金刀等武器。這些圖像與文獻資料不僅為考訂考古出土的西夏金銀器實物提供了有力佐証，而且進一步豐富了西夏金銀器的類型譜系。縱觀西夏金銀器的形成與發展，始終以中華文明為根基，在工藝和技術等多個維度繼承並創新了中華文化，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文化特質。
寧夏銀川市出土西夏迦陵頻伽蓮瓣聯珠紋金頭飾
在制作工藝上，西夏金銀器植根於中原傳統工藝體系。西夏工匠在學習借鑒唐宋金銀器精湛工藝的基礎上，熟練掌握了鑄造、錘揲、鏨刻、鏤雕、掐絲、鎏金等十余種核心技藝。1997年出土於銀川海寶塔南側的迦陵頻伽蓮瓣聯珠紋金頭飾，便是工藝集大成之作，融合了錘揲、鑲嵌、鑄造、焊接、拋光等多種復合型工藝，盡顯技藝的精妙。閩寧村西夏墓出土的12件鎏金銀帶飾，採用正面鎏金、背部露銀的工藝，鎏金層極薄且與器物表面緊密貼合，這種工藝直接源自唐朝的“金涂”法，是對中原傳統鎏金技術的完整承襲。西夏陵6號陵出土的荔枝紋金牌飾，主紋為荔枝紋，地紋採用珍珠地紋工藝，這種以微型圓鏨刀精工細鑿密集圓形凹點的技法，是唐朝金銀器裝飾領域的獨創，西夏工匠將其熟練運用，充分展現了對中原先進工藝的吸收與傳承。此外，錘揲成型、焊接、鑲嵌等核心技術，均可在中原歷代金銀器中找到清晰源頭，有力証明西夏並未割裂中華文明的工藝傳統。
在裝飾紋樣與造型設計上，西夏金銀器始終圍繞中國傳統審美范式展開。器物紋飾多選用牡丹、蓮花、荔枝、菊花、梅花、鳳、雙魚、回形紋等具有吉祥寓意的中國傳統紋樣，同時巧妙融合其他文化元素進行創新。閩寧村西夏墓的鎏金銀帶飾，正面採用雙模凸壓中心對稱的卷雲紋，這種紋飾經商周雲雷紋、秦漢雲氣紋、隋唐卷草紋逐步發展而來，西夏帶飾的卷草狀雲紋造型呈現“S”形軸對稱分布，與唐朝“卷草紋”的風格如出一轍，體現了對中原傳統紋飾的深度繼承與發展。造型方面，西夏折股釵、曲角釵的形制與宋代同類器物基本相同，清晰展現出一脈相承的審美傳統。
內蒙古巴彥淖爾市高油房古城出土西夏透雕人物金耳飾
西夏金銀器以豐富的類型構建起完整譜系，在工藝傳承、紋飾造型上承襲中華文脈，生動體現了西夏與周邊各民族在交流融合中共創共傳中華文化的史實，為解讀遼宋夏金時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闡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演進提供了獨特的實物資料。
西夏金銀器見証中華文明連續發展一體演進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演進植根於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傳承與認同。西夏金銀器清晰展現了西夏對中原制度、工藝與文化傳統的一脈相承，構建起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共同體，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堅實根基，是遼宋夏金時期中華文明連續發展、一體演進的重要見証。
在制度層面，西夏金銀器管理體系與等級規范一脈相承於唐宋。西夏建立后，仿唐制設置文思院和工院，由政府統一負責金銀器加工與管理。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對金銀器的制作、管理、使用及損耗制定了詳盡的法律條文，將這種制度化管理推向成熟。而“器以載道”的政治倫理在金銀器使用中體現得尤為鮮明，明確規定金銀器的使用要嚴格遵循等級規范，僅限皇室宗親、宰相、經略等上層貴族使用，如《天盛律令》規定：“一般官吏、百姓不許使用金器，建房不准用金飾，不許隨便使用鑲金、鏤金或鍍金之物……”平民階層嚴禁使用金飾，且依官品等級而授。如皇太子授100兩金印，中書、樞密授50兩銀印等，這正是對中原等級文化與禮制文化的直接繼承。
西夏對中原金銀器禮儀制度的認同，形成了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共同體。《宋史·輿服志》明確將荔枝紋納入官方服飾體系，作為三品以上官員的等級標識。據《宋史·夏國傳》記載，李德明曾獲得宋朝賞賜的“金荔支帶”，西夏陵6號陵中也出土了荔枝紋金帶飾。出土實物與文獻記載互証表明，西夏延續了唐宋以來的輿服制度，將自身納入中原“天下觀”的等級秩序中，不僅接受了中原的等級標識，更將其融入禮制文化，使“金玉為貴”的價值觀念和所體現的禮儀制度文化成為各民族的共同追求。
西夏陵6號陵出土荔枝紋金帶飾
工藝傳承上，西夏金銀器的核心技術完全源自中原先秦至唐宋的工藝體系。錘揲、鏨刻、鎏金等關鍵技藝，自春秋末期萌芽，經漢代成熟，在唐代廣泛應用。西夏工匠不僅完整承襲這一技術，更將其與鑲嵌工藝結合，制作出菱形嵌綠鬆石鎏金銀飾這樣的精品。西夏金銀簪的制作工藝、造型與唐代、宋代金銀簪同屬一個造型譜系，証明西夏是中原工藝傳承的重要載體。此外，西夏金銀器的核心紋飾與造型均源自中原經典范式。海棠形鑲嵌座可追溯至北魏，經唐代和遼代發展，被西夏創新為裝飾構件，使海棠形這一中原文化符號在宋、遼、西夏等多個政權中流傳，成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標識。圓珠紋底襯、連珠紋邊框等中原經典裝飾元素的廣泛應用，表明各民族在審美趣味上已形成共同取向，彰顯了中華文明的統一審美內核。西夏金銀器的重量銘文與衡制標准，與唐宋遼金保持高度一致，靈武石壩出土的銀器和武威出土的銀錠，印証了經濟制度層面的連續性與統一傳承，進一步夯實了多元一體的文化共同體基礎。
西夏金銀器展現中華文明的兼容並蓄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生命力，在於兼容並蓄的包容特質與互鑒共生的創新精神。西夏地處農牧交錯帶和絲綢之路中樞，成為中原文化、游牧文化、宗教文化與絲路文化的交匯點，西夏金銀器在多元文化的有機整合中實現了功能、造型與寓意的創新，更成為各政權和平交往的重要媒介，體現出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創新性與和平性，為多元一體格局注入持續演進的動力。
在裝飾設計上，西夏結合自身文化，對樂伎、化生童子、摩羯、妙音鳥、龜、仙鶴等佛教與道教文化進行了融合創新，為書寫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構建了新的圖樣形式。西夏陵出土的金鞍飾，形制借鑒唐代高鞍橋造型與遼代馬鞍包邊樣式，但又摒棄了唐遼金銀器“滿地裝”的繁復紋飾，採用素面無紋設計，更加注重材質本身的質感與實用功能。這種“去紋飾化”的創新——將鞍橋包邊設計為拱形與曲折結合的結構，預留釘孔便於固定於木質鞍體上，既滿足游牧民族的生活實用需求，又以純金材質彰顯尊貴，實現了實用與審美的結合。西夏金銀飾品大多有鑲嵌綠鬆石的裝飾習俗，這與遼、回鶻、吐蕃等草原民族的審美傳統一脈相承。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銀飾，將唐代海棠形飲食器的造型轉化為鑲嵌綠鬆石的裝飾構件，中間鑲嵌綠鬆石，周邊飾卷草紋與菊瓣紋，使容器造型轉變為裝飾構件，賦予其“包容華美”的新寓意，形成了獨特的“海棠形+綠鬆石”組合樣式。
內蒙古巴彥淖爾市高油房古城出土西夏蓮花形金盞托
絲路文化的融入進一步拓展了西夏金銀器的包容性維度。西夏通過絲綢之路貿易，吸收了西域的寶石鑲嵌技藝與審美趣味，鎏金銀飾中的綠鬆石原料可能來自西域，而鑲嵌工藝則與西域金銀器制作技藝存在關聯。1997年，銀川海寶塔南側出土的迦陵頻伽蓮瓣聯珠紋金頭飾，融合了錘揲、鑲嵌、鑄造等多種復合工藝，整體呈圓弧形裝飾帶，兩側飾細密聯珠紋，中間有桃形鑲嵌寶石座，座間飾蓮花紋，一端為立體迦陵頻伽像，人首鳥身，披綬帶、展羽翼，造型精美絕倫。這一藝術形制吸納了佛教文化與絲路藝術，呈現出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蘊，其精湛的工藝與多元包容的文化內涵成為中華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鮮活載體。
在10—13世紀多民族政權並立的格局中，西夏金銀器更成為各政權和平交往、友好互動的重要媒介。西夏與宋、遼、金保持宗藩關系，金銀器是雙方對外交往的重要禮物。李繼捧率領族人覲見宋太宗時，其祖母獻金盤等物，太宗則厚賜白金、帛、錢等。李德明時期，西夏向宋朝進貢馬匹、駱駝等牲畜，宋朝則回賜金帶、器幣等物品。遼朝為“聯夏制宋”，與西夏和親，西夏遣使進獻回鶻僧、金佛、佛經等，遼朝則回賜金腰帶、金涂鞍轡等貴重物品。金朝與西夏建立宗藩關系后，金銀器也成為朝貢回賜的重要物品。《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使來往門”規定，對西夏使者出使他國收取金銀器等物品作出規定，反映出西夏通過制度規范來維護和平交往秩序的意願。以金銀器為代表的物質交流，推動了各政權間的技術傳播、文化認同與經濟互補，形成相互促進、交融發展的生動圖景，印証了中華文明愛好和平、追求和合共生的特質。對使者，彰顯了維護和平交往秩序的意願。
西夏金銀器作為遼宋夏金時期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珍貴遺存，以豐富的類型、深厚的文化基因與鮮明的文明特質，從傳承中原文化基因到兼容多元文化元素，從工藝制度創新到承擔和平交往媒介，西夏金銀器深刻詮釋了中華文明在各民族交流互鑒中形成“多元一體”的演進邏輯。這些璀璨的西夏金銀器不僅是西夏文化的重要載體，更是各民族共創共傳中華文化的歷史實証，為闡釋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與突出特性提供了重要的實物支撐。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