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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西夏文獻文物研究”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
西夏陵坐落於寧夏賀蘭山東麓，作為西夏王朝（1038—1227）皇帝和王公貴族的陵墓遺址群，是中國關中以西地區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皇家陵園遺存，展現了西夏王朝的歷史地位及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樞紐作用，在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具有顯著的地位和重要價值。陵區佔地面積近40平方公裡，分布著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以及陵區北端的高等級建筑遺址和32處防洪工程遺址，構成了體系完整、功能完備的陵區格局。其中，部分陵台（皇帝墓塚）殘高仍達28米，其宏偉程度在中國歷代帝陵中極為罕見。陵區出土文物豐富，包括大量建筑構件、工藝品和碑亭遺址發現的近5000塊西夏文、漢文殘碑，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西夏陵是西夏王朝歷史的突出見証
作為中國中世紀的一個王朝，西夏的歷史文獻十分稀缺。在按中國傳統修纂前朝歷史時，元朝僅編纂了《宋史》《遼史》和《金史》，而對於同時代的西夏史未做編修。盡管在上述三史后各綴以簡單的《西夏傳》對西夏歷史略述梗概，但作為正史的大量資料未能保存，使西夏歷史在中國歷史記載中顯得稀疏單薄，往往被稱為“神秘的西夏”。
近代以來，隨著西夏考古事業的蓬勃發展，相關研究在不可移動文物和可移動文物領域均取得重要突破。不可移動文物方面的研究重點集中於西夏陵的保護、發掘與考察﹔可移動文物研究則以黑水城出土文獻為核心研究對象。對這些珍貴文物和文獻的系統性研究，不僅彌補了西夏歷史研究的諸多缺項，也為全面重構西夏歷史提供了堅實依據。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寧夏考古專家對西夏陵做過多次考察和發掘，出土了大量文物。陵區遺址及出土文物揭示了西夏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信仰、社會習俗等多方面的特征，西夏陵已成為多角度解讀西夏社會的“活化石”，是西夏文明的有力見証。
在政治方面，西夏陵以墓葬的形式呈現出西夏最高統治者的序列，表現出西夏皇室在西夏至高無上的地位，反映了封建制度森嚴的等級和不可逾越的建筑層級倫理。西夏陵出土的大量殘碑文中保存了很多西夏的職官名稱，有些可以與西夏法典《天盛律令》相互印証，有些則是漢文文獻和其他出土的西夏文文獻中未記載的，更顯示出其獨特的史料價值。
在經濟方面，西夏陵出土的很多文物表現出高超的工藝水平。如出土的碩大的鎏金銅牛，造型生動，形象逼真，堪稱藝術珍品，其在學習中原傳統鑄造工藝的基礎上又有新的提升，反映出西夏成熟的鑄造工藝。此外，建筑物頂上高大的琉璃鴟吻、具有皇家氣派的雕龍石柱、多種高級絲綢類織物，表明西夏的鑄造業、陶瓷業、石雕業、紡織業等手工業技術比較成熟。特別是地表的大量建筑遺存和出土的大量殿堂上的裝飾鴟吻、摩羯和妙音鳥，以及磚、瓦、瓦當、滴水等，都反映出其技藝來自中原，又足可與中原建筑構件相媲美，直接反映了西夏陵的建筑風格和建筑特點，體現出西夏建筑業的高超水平。
在文化方面，碑亭出土的大量西夏文、漢文殘碑，証實在西夏最高等級的建筑中也使用兩種文字。盡管西夏皇室為黨項族，在皇帝的碑亭中仍然要修立漢文碑，顯示出黨項族和漢族在西夏都是主要民族，兩種民族文化在這裡交匯融合、相互印証，用碑文的形式記錄著這一時期的歷史。雖然碑石多為殘塊，但它們作為第一手資料，彌補了傳世文獻的不足，為研究西夏歷史文化提供了寶貴佐証。
在宗教方面，對西夏陵的實地考察表明帝陵陵台應為密檐式多層實心高塔。這種融合佛教塔式特征的陵塔使西夏陵成為中國古代陵園中獨具民族與宗教特色的景觀。其建筑形制的形成與西夏佛教盛行的社會背景直接相關，拓展了中華皇室喪葬文化的內涵。陵區出土的蓮花柱礎、石經幢等佛教器物，以及武威西夏墓發現的木緣塔（骨灰葬具），均証實佛教對西夏喪葬習俗的深遠影響。
在社會習俗方面，西夏陵展現出西夏的喪葬制度和高品級喪葬形式。黨項族的喪葬形式原為火葬，而西夏陵卻顯示為土葬。西夏陵101號陪葬墓室中發現了四具尸骨，為一男三女，還殘留有鬆木質棺板，証實該墓是實行土葬的一夫多妻合葬墓，表明西夏陵存在土葬的葬式和一夫多妻習俗。此外，陵區出土的一些隨葬品如金銀器、陶瓷器等，也反映出西夏社會的生活習俗、審美觀念以及等級制度。
總之，西夏陵的發現和研究使我們對西夏歷史社會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認識，從不同角度和層面填補了許多空白。這些以具象、生動的實物形式呈現的歷史証據，增強了研究成果的真實性和可信度。
西夏陵深度展現了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
西夏陵所展現的這些歷經八九百年的文化瑰寶，不僅陳述著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也成為多民族深入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創造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特殊見証。
西夏借鑒中原地區先進文化，效法唐朝、宋朝的陵寢制度，體現出西夏對中華文明的繼承和弘揚，這使得其自身文明程度有了大幅提升，彰顯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西夏的深刻影響。西夏陵在選址、布局、建筑形制等方面，也都顯示出西夏對中華文明的深刻理解和尊崇，體現著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展。西夏統治者通過借鑒中原帝陵制度，展示對中華文明的認同，有利於鞏固自身統治地位。這種文化策略的實施促進了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內涵。
中原王朝的陵寢有背靠山、面臨水的布局傳統，如唐陵、宋陵皆如此。西夏陵總體布局是背靠賀蘭山、面向黃河，這種“背山面水”的格局體現了西夏王朝對中原王朝陵寢布局傳統的承襲與發揚，遵循了中原王朝陵寢布局的堪輿理念，巧妙地將西夏陵區與賀蘭山雄渾山勢相呼應。賀蘭山作為天然屏障，既象征著皇權的威嚴與穩固，又在地理上形成陵區的天然邊界，而黃河的蜿蜒流淌則賦予陵區靈動的氣韻。這種山水相依的布局體現了西夏和中原王朝一樣對自然環境的深刻理解與巧妙利用，將人文景觀與自然環境完美融合，形成極具特色的陵區景觀，是中華文明多元融合的又一力証。
西夏陵每一座帝陵都是一個獨立、完整的建筑群，布局也大致相同，由闕台、碑亭、月城、內城組成，內城有獻殿、魚脊梁和高大的陵台。這與中原地區的唐陵、宋陵的布局基本相同。在細節上，西夏陵與唐陵、宋陵有所差異，如陵台不在墓室之上，將石像生群安置在月城內御道的兩旁，從而縮短了陵園前后間的距離﹔增加了月城建筑，使布局更加緊湊。這些特點表明，西夏陵是中國歷史陵園中具有民族特點的獨特景觀，也體現出中華文化的多樣性。它所展示的西夏文化既兼收並蓄，又有獨特創新，反映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統一性和包容性。
西夏陵出土的雕龍欄柱上有生動的龍紋圖案，系皇室的象征，反映了西夏文化對中原龍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表明西夏對中原文化核心符號的認同與接納。西夏陵出土的石雕人頭像，証明西夏陵的墓道兩旁與唐陵、宋陵一樣有石像生。西夏陵園3個陵的碑亭遺址陸續出土了9座人像石碑座，皆以夸張的手法表現了負重者的神態，是在傳統石碑座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新的形式，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展現出獨特的藝術創新，是民族文化交融的藝術結晶。西夏陵出土的絲織品有素羅、紋羅、工字綾、棕色異向綾、茂花閃色錦等，多是當時織物中的精良品種。這些紡織品見証了西夏在服飾方面趨同中原，展現中華文明在民族地區傳承發展、促進絲綢之路經濟和文化交流的態勢，與中原王朝一脈相承。
特別是西夏陵6號陵漢文殘碑中有“軒轅”一詞，証實西夏崇敬軒轅這位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並在西夏陵這一高等級建筑的碑文中有明確的體現。這不僅反映出西夏在文化溯源上對中華民族共同祖先的認同，還體現出在當時的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大背景下，中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已深深植根於西夏文化之中。
西夏陵展現出中國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間，以寧夏平原為中心，各民族文化交流、傳承與融合的新視角，彰顯著西夏文明的獨特魅力與多元融合的文化基因，是西夏文明與周邊政權、民族長期交流融合的歷史見証，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與發展的重要物証。從考古學的角度看，西夏陵的遺址與出土文物為重構西夏歷史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從歷史學的維度分析，其蘊含的豐富歷史信息填補了中國古代少數民族歷史研究的諸多空白﹔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審視，西夏陵則是民族文化交流與融合的典范，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總之，西夏陵作為綜合展示西夏歷史、文化、藝術、宗教等方面的重要遺存，以獨特的風採見証了近兩個世紀西夏王朝的歷史，更顯示出中華文明在西夏傳承與發展的脈絡，展現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與各民族的深度融合，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和豐富多彩，生動詮釋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格局。
當下，被正式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的西夏陵，正以嶄新的姿態向世人展示著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與生生不息，以歷史深處的中華文明印記，源源不斷地提供著寶貴的文化遺產和旅游資源，讓我們得以感受那段輝煌歷史的脈動與回響，深刻理解中華文明的輝煌與傳承、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