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吉東：人文經濟學與城市文脈賡續

作者：任吉東，系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文脈賡續是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確定的重要任務之一，也是推進我國現代化人民城市建設的必然要求。當古城牆與現代藝術館交相輝映，當歷史街區中傳來清雅絲竹聲與青年創意的討論，中國城市正在探索一條文脈賡續與經濟發展共生的新路徑。當然，在古城肌理與現代發展空間、商業化浪潮與鄰裡溫情等一系列頗具張力的深層次互動中，城市文脈賡續也迎來了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人文經濟學深入發展的今天，如何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文脈賡續理論體系？如何將理論轉化為可操作的實踐路徑？這些問題是當前中國城市文脈賡續亟待破解的核心命題。人文經濟學作為一種融合經濟理性與人文關懷的新興交叉學科，為我們深刻理解城市文脈的多維價值、系統診斷其現實問題、科學謀劃其賡續路徑，提供了富有啟發的理論視角與實踐框架。

1.人文經濟學拓寬了城市文脈賡續的理論視野

人文經濟學的提出，為城市文脈賡續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視角。人文經濟學視野下的城市文脈賡續，能夠融合文化研究、經濟學與城市規劃的多重視角，構建一個解釋文化與經濟互動關系的理論框架。其核心在於文化資源具有雙重轉化機制：一方面，人文內涵可以通過文化創意轉化成為經濟價值﹔另一方面，經濟活動的文化嵌入能夠增強城市發展的人文內涵。在物理空間維度上，城市空間不僅是物理容器，更是社會關系與文化意義的生產場域。歷史街區、文化地標、公共空間都承載著特定的社會記憶與集體認同。在人文環境維度上，城市人文的形成需要特定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環境，而城市文脈正是這種城市人文環境的重要滋養源。這一維度揭示了人文環境與創新活力之間的內在關聯。此外，人文經濟學還特別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意味著城市文脈賡續不僅旨在保護物質遺產，更維護著人民群眾與城市空間的情感、生活聯系，以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因此，人文經濟學視野下的城市文脈賡續已經超越了單一的文化保護維度，形成了文化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乃至生態價值相互交織的多維價值體系。首先，城市文脈賡續天然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其體現為集體記憶的延續與創新，實際上是社會記憶的代際傳遞過程，共享的歷史空間與文化遺產是形成社會共識與集體認同的重要基礎。其次，在經濟價值方面，文化遺產保護能夠帶來顯著的經濟效益，這種回報最直觀地體現在旅游收入、地產增值、創意產業集聚等方面，形成可持續的“文化—經濟”良性循環。再次，在社會價值方面，城市文脈是增強社區認同與社會凝聚的關鍵紐帶。研究表明，人文歷史環境豐富的社區，居民互動更頻繁、信任度更高，社會創新創造更為活躍，這類社會資本對城市治理、社區和諧和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最后，文脈賡續的生態價值常被忽視，實則至關重要。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思想在城市規劃中表現為“山—水—城”相融的空間格局，其中蘊含的生態智慧對今天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借鑒意義。許多歷史城區留存著適應本地地理、氣候的設施與理念，如北京四合院的雨水收集系統、江南水巷的生態調節功能等，均為現代化人民城市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

2.基於人文經濟學視角的文脈賡續實踐審視

人文經濟學在拓寬城市文脈賡續理論視野的同時，也能夠更為深刻地揭示當前城市文脈賡續實踐中的一些問題。基於人文經濟學的理論視角，更好進行城市文脈賡續，需要在四個相互關聯的維度上充分挖掘文化價值。

空間維度。人文經濟學指出，獨特的歷史環境能產生顯著的文化正外部性，如提升區域吸引力、促進人力資本聚集等。然而，在追求短期回報的開發邏輯下，這種正外部性難以被市場有效定價和捕獲。這導致各類資本傾向於投資可快速復制的標准化空間，造成“千城一面”，使地方特質這一核心文化經濟價值被湮沒。更甚者，將歷史街區從多元的“生活世界”改造為單一的“消費場景”，雖可能提升短期收益，卻掏空了文化正外部性賴以存續的社會基礎，形成“有增長無發展”的空間異化。

制度維度。人文經濟學強調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非標”資本的重要性。然而，傳統上以GDP為核心和以土地財政為重要特征的制度規則，主要服務於物質資本的配置。城市文脈所承載的歷史、美學與社會網絡價值，因其難以貨幣化，在項目審批的“成本—收益”模型中權重較低，難免形成“制度性盲區”。同時，短期經濟績效激勵使地方政府缺乏動力投資於周期長、見效慢的文脈保護領域，容易導致制度激勵與長效人文價值積累錯配。

主體維度。人文經濟學將發展的終極目的錨定於人的全面發展，重視人的主體地位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文脈賡續的核心是維系“人”與“地”的情感聯結。當前文脈賡續的難點在於，應避免城市規劃與真實需求脫節，充分保障在地社群作為“文脈持有者”的權益，避免其地方性知識與情感訴求在決策中被邊緣化。隻有增強居民與城市發展的關聯性，增強其歸屬感與共建意願，文脈賡續才能擁有其最珍貴的活態傳承者。

時間維度。人文經濟學批判那種過度擠壓未來與歷史價值的短期主義，因其可能造成雙重損害：一是歷史價值被擠壓，為追求短期政績，決策可能傾向於新建，而將長期保護視為負擔﹔二是未來選擇權被擠壓，不當的拆除或靜態封存，可能割裂歷史脈絡，剝奪其自然演進、創造性轉化的可能性，影響發展的代際公平與可持續性。

從實踐來看，這四個維度相互交織，構成了當前城市文脈賡續需要系統應對的現實課題。破解之道則在於，亟須在人文經濟學的理論觀照下，超越局部與短視的應對策略，進行一場貫穿空間生產、制度設計、主體關系與時間認知的系統性思考與實踐創新。

3.構建人文經濟學引領的城市文脈賡續路徑

回應上述現實課題，必須以人文經濟學為理論指引推動城市文脈賡續工作，實現城市發展范式從追求單一經濟增長轉向追求以人民為中心的綜合性繁榮。

推動城市空間治理轉型，從“同質化生產”到“地方性營造”。人文經濟學視空間為意義與關系的載體，主張將空間生產的邏輯從效率至上轉變為對地方獨特性的創造性轉化，核心是扭轉空間作為純粹經濟容器的工具理性，恢復其作為文化載體與社會關系孵化器的價值理性。這就要求推廣“微更新”與“織補式”再生模式，摒棄大拆大建，轉向小規模、漸進式、由內而外的有機更新，實現物理環境與社會資本同步修復﹔實施“混合功能”與“彈性管控”規劃策略，為歷史城區制定“正面引導”與“負面清單”相結合的管理規則，鼓勵功能適度混合，持續激發內生活力。

創新城市人文制度供給，從“價值盲區”到“制度保障”。人文經濟學強調發展成果的“全福祉”核算，要求制度設計必須為多元價值提供法定通道與激勵相容的保障。這就要求建立“文化—社會影響”綜合評估機制，將文化遺產健康度、社區凝聚力等核心人文指標納入政策考核與公共資源配置依據﹔創新文化資產管理政策工具，如推廣“開發權轉移”（TDR）等市場化工具，對履行保護義務的主體進行合理補償﹔拓展多元化可持續融資渠道，探索設立“文化遺產信托基金”、發行“社會效應債券”，吸引追求長期社會效益的“耐心資本”。

重構社區主體協同網絡，從“被動客體”到“能動主體”。人文經濟學堅信發展的根本動力源於人的主體性與創造力，文脈的活態賡續必須依賴其承載者的自覺實踐，根本在於重塑發展過程中的權責關系，激發文脈傳承最深厚的內生動力。這就要求構建“社區主導、多元共治”的實質賦權機制，在法律與組織層面支持成立“社區遺產共治組織”，賦予在地社群決策參與權與收益分享權﹔建立“專家賦能、知識協同”的陪伴式工作模式，使專業人員的角色從“藍圖制定者”轉向“社區協作者”與“能力建設者”﹔大力扶持從事社區文化挖掘、傳統工藝振興的社會企業與合作社。

培育面向長遠的發展理念，從“短期貼現”到“長周期治理”。人文經濟學關注發展的代際公平與可持續性，反對對未來價值與歷史價值的過度“貼現”，目的是建立一種尊重歷史、立足當下、觀照未來的發展時間觀。這就要求實施“全生命周期”的資產運營管護，制定跨任期、跨代際的管養計劃與資金保障機制﹔倡導“時間層積”，審慎當代介入，在保護遺產真實性的前提下，以高品質的當代設計為歷史環境注入新的動能與活力﹔開展“未來遺產”的前瞻性培育，有意識地將具有時代精神與文化成就的當代建設納入培育名錄，為后代積澱新的文化遺產。

城市文脈的賡續，是一項深刻詮釋中國式現代化內涵、關乎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文明工程。人文經濟學為我們提供的不僅是一種分析工具，更是一套致力於“空間—制度—主體—時間”協同演進的建設性行動綱領。通過系統性的理念更新與實踐重構，我們方能推動城市發展從“速度邏輯”轉向“品質邏輯”，從“增長導向”轉向“福祉導向”，最終在現代化的宏闊征程中，守護好城市的“根”與“魂”，為全體人民創造既有歷史厚度、又有時代活力，既具文化魅力、又富生活溫度的美好家園，實現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永續繁榮。這既是時代賦予我們的重大責任，也是通向更高形態城市文明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