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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宣稱“台灣有事”或構成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公然干涉中國內政，進行武力威脅。日本所謂“存亡危機”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張海鵬：回顧歷史，打出所謂“生存權”“自衛”或者“存亡危機”這樣的旗號，是日本發動對外侵略的慣用伎倆。
早在16世紀末，豐臣秀吉就曾設想進入朝鮮，侵略明朝。1868年明治維新，天皇就發出所謂“宸翰”，要“繼承列祖列宗之偉業”，“開拓萬裡波濤，布國威於四方”。這反映了日本奪取琉球、朝鮮和我國台灣的圖謀。19世紀90年代，通過明治維新國力強大起來的日本，最終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侵略野心就不再掩蓋了。1890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在第一屆國會上提出了“主權線”和“利益線”概念，認為日本的疆域是主權線，朝鮮是日本的利益線，為了確保利益線，“進取中國”就是第一要務了。在第四屆國會上，日本天皇提出所謂“兼六合而掩八纮”，實際上就是批准了發動侵朝侵華戰爭的方針。1919年，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輝提出日本的“生存空間”問題，成為很多日本政客的口號。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通過召開“東方會議”形成《對華政策綱要》文件，提出“帝國在華權益”“需要採取斷然措施予以維護”，蠻橫聲稱“滿蒙”尤其是東北三省地方與日本國防及國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關系。田中還說：“大陸擴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條件。”1931年，鬆岡洋右在議會聲稱“滿蒙問題是關系到我國存亡的問題，是我國的生命線”。自此以后，所謂“中國東北是日本的生命線、是日本的生存權”，就成為很多日本政客的口頭禪。
1931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在吉林長春惡意制造萬寶山事件。日本內閣首相若槻禮次郎說：“我國在滿蒙地方，享有同國民生存緊密的權益，為了保護我國之生存權，必須不惜任何犧牲，毅然奮起。”此后，發生了佔領我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所謂利益線、生命線、生存權、自衛權，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對外侵略的無恥“理論”，是侵略的代名詞。發動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等，都是以這些代名詞為借口進行的侵略行為。
記者：以這樣的借口發動侵略戰爭，日本軍國主義犯下了哪些歷史罪行？
張海鵬：1879年，日本派兵到那霸，綁架了琉球國王，滅了琉球王國，把琉球改為日本的沖繩縣。這一滅國慘劇如何用文字來形容？
甲午戰爭中，日軍不僅在旅順屠城，殺死旅順和平居民超過兩萬人，掠奪戰爭賠款2.3億兩白銀，而且佔領台灣及澎湖列島超過50年。甲午戰后，日本還取得對朝鮮的控制權，到1910年日本宣布吞並朝鮮。
1931年，日本蓄意發動九一八事變，自此開啟了長達14年的侵華戰爭。1937年發動盧溝橋事變，陸續佔領我國華北、華東、華中、華南交通要道以及大中城市，包括北平、天津、保定、濟南、青島、上海、南京、武漢、長沙、南昌、廣州等地。日軍勢力侵略了大半個中國，並在中國境內制造了偽滿洲國、南京汪偽和北平偽組織等幾個傀儡政權，在那裡實行日本式殖民統治。侵華戰爭造成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人以上，直接經濟損失1000多億美元，無數和平居民在戰火中奔走流徙、輾轉溝壑。南京大屠殺，造成30萬和平居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慘死﹔分布在各地的數以百計的萬人坑，至今白骨嶙嶙。“三光”政策，燒殺奸淫，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永遠難以撫平的痛苦記憶。強征“慰安婦”、731細菌部隊、遍布東北許多地方且利用中國勞工造成的所謂“死亡工程”“人肉工程”，使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受盡凌辱或死於非命。遺棄在中國境內的毒氣彈據估計可能達數百萬發，至今仍在威脅著中國人民的生命安全。
1941年12月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偷襲美國太平洋艦隊，打響了太平洋戰爭的槍聲，隨后日本出兵侵略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緬甸、泰國等國，並佔領香港。日本軍國主義者橫行一時，企圖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以求達到“八纮一宇”。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所謂“八纮一宇”，就是以日本為共主，以亞洲各國為其殖民地，使日本在亞洲可以予取予求，任意盤剝亞洲各國人民。
日本侵略戰爭給中國和亞洲各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各國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奮起反抗日本侵略，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東方主戰場。太平洋戰爭開始后，中美英蘇形成反抗日本的戰略同盟，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團結在一起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重建了戰后和平的國際秩序。
記者：從日本國內來看，高市早苗的錯誤言行是日本國內政治生態呈現明顯右傾化趨勢的體現，這是否意味著日本軍國主義思潮死灰復燃？
張海鵬：高市早苗作為日本首相，在國會答辯時公開、正式宣稱“台灣有事”可能會構成所謂“存亡危機事態”，日本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這是把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任上不敢講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話，正式講了出來。這是公開的戰爭叫囂。這是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以來第一次有日本首相公開干涉中國內政，公然無視國際法，無視日本國內的“和平憲法”，無視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和國際關系基本准則。
事實上，日本國內的右翼勢力一直在活動，並試圖影響日本政客。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日本有政客開始參拜靖國神社，文部省開始修改歷史教科書，一些右翼政客否認南京大屠殺。“遺族會”“大東亞戰爭研究會”“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等右翼組織不斷制造否定侵略的輿論。這些事實一再証明，日本社會的右傾化趨勢正在形成。1995年8月15日，在日本無條件投降50周年之際，時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發表談話，表示日本因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損害和痛苦，對此表示深刻反省。這是一個符合中日兩國關系發展的正確談話。1998年中日之間發表第三個政治文件，雙方確認，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以及《聯合國憲章》的准則是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基本准則﹔雙方認為，正視過去以及正確認識歷史，是發展中日關系的重要基礎。這些對於制止日本社會右傾化起了重要作用。然而，2001年小泉純一郎內閣成立后，多次參拜靖國神社。2012年購島鬧劇、安倍晉三上台后集體參拜靖國神社、試圖修改“和平憲法”、修改歷史教科書等一系列舉動給亞洲和平帶來嚴重威脅。這些行徑試圖顛覆戰后國際秩序，同時也表明日本政府非常輕率地看待戰爭罪責，對發動戰爭的過錯沒有悔改之意，正在走向軍國主義復活之路。
2012年以后的內閣首相，都是戰后出生的一代人，他們中的一些人，迎合日本右翼思潮，挑戰歷史認識和台灣問題，力推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使自衛隊軍隊化，成為挑戰戰后格局的危險因子。高市早苗繼承安倍晉三的錯誤立場，試圖在其基礎上更進一步。日本政壇的這種變化極其危險，需要國際社會重點關注。
記者：日方政客的錯誤言論既罔顧歷史事實，同時也違背法理和國際關系基本准則。在您看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錯誤言論對戰后國際秩序構成了哪些公然挑戰？
張海鵬：《開羅宣言》明確規定，剝奪日本自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列島等地歸還中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波茨坦公告》明確界定了日本的本土范圍隻在四個大島以及盟國認定的幾個小島，釣魚島、琉球群島等一概不在日本領土范圍內，公告規定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開羅宣言》的條件必將實施，日本的軍國主義國家機器和戰爭機器必將毀滅，日本將被盟軍佔領，日本軍隊必須全部解除武裝，日本戰犯必須受到審判，維持日本經濟的工業體系，但軍事工業不能保留。《日本投降書》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及該公告第八條，《開羅宣言》必將實施。
1972年中日簽署聯合聲明，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高市早苗作為日本首相，在國會宣稱所謂“台灣有事”雲雲，完全違反上述國際條約規定。她完全沒有意識到，日本至今仍是被釘在“敵對國家”條款裡的。台灣早就依《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之規定合理合法回歸中國，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牢不可破的國際法基礎。作為《聯合國憲章》簽字國的政府首腦，她應該意識到，日本是不具有集體自衛權的。作為曾經侵佔台灣50年的日本政府首腦，應該有起碼的罪惡感、羞恥感，應該懂得把自己的立場站在1945年《日本投降書》之上，懂得維護戰后格局對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的重要性。
高市早苗所謂“存亡危機事態”，令人震驚。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從前侵略他國的代名詞，日本方面堅持這樣的立場，難道想要重溫日本軍國主義的法西斯“舊夢”？如果日本政府罔顧歷史教訓，膽敢鋌而走險，必將碰得頭破血流！
記者：面對日本軍國主義“還魂”的挑戰與威脅，國際社會如何回擊，共同維護二戰勝利成果與世界和平秩序？
張海鵬：中國政府和國際社會已經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錯誤言論提出了很多嚴厲譴責與批評。國際社會要有效防范、堅決阻擊高市早苗的這些挑戰，必須回到《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聯合國憲章》的立場上來。
《聯合國憲章》之宗旨在於“採取有效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於和平之威脅，制止侵略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憲章第53、77、107條涉及敵對國家之規定，所謂敵對國家，按照憲章第53條第2項之規定，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本憲章任何簽字國之敵國而言﹔該條第1項規定，對敵對國家之再次侵略，擔負防止責任之國家，不受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之限制﹔憲章第107條內容大體與第53條第1項相同。
中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抵抗日本侵略時間最長、最堅決、人口財產損失最大的國家，又是《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直接當事國，還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有權對《聯合國憲章》認定的“敵對國家”日本政府首腦挑戰戰后國際秩序的錯誤言行，發起國際警告。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應重點從以下方面進行監督省視：一是日本政府是否堅守1945年投降書所宣告的立場﹔二是日本政府是否堅守“和平憲法”，是否有突破憲法第九條的意圖和行徑﹔三是日本自衛隊的組成及其國防預算、軍事工業以及戰略目標是否符合《聯合國憲章》﹔四是日本政府是否落實《波茨坦公告》有關日本領土范圍的規定，等等。國際社會應攜手協作，徹底打擊日本政府首腦的錯誤言論和非法挑戰，消除妨害戰后國際秩序的障礙，共同維護世界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