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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華平，系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程千帆先生是中國古代文學，尤其是唐代文學研究的知名學者，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古典文獻學的“中興”統帥，也是中國傳統文史之學和文史教育界的“巨擘”。程千帆先生將自己的學術研究的方法概括為“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治學方法。
對於“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治學方法，已有包括程千帆先生和他的學生們在內的諸多學者，對它進行闡釋和解讀。但筆者認為，“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治學方法，雖是程先生所開創的一種詩歌和文學研究的方法，實際也是當下我們治中國傳統的文、史、哲等學術（“國學”）的一般方法，是實現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和中國文學研究中西古今結合的有效方法，包涵了前代幾輩學者的長期探索，對當前和未來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具有特殊的啟示和意義。
“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是一種文、史、哲綜合研究的學術方法
程千帆先生常稱“詩學”是其“家學”，他也的確主要是一位以研究中國古典詩歌和中國古代文學著稱的“大家”。因此，程千帆先生的“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治學方法，首先當然是指一種中國古典詩歌和古代文學研究的治學方法。程先生常說：“拿搞文學的人來說，我們最注重的是兩個東西：一個是材料，稱作文獻學﹔另一個是對作品本身的藝術思考，叫作文藝學。真正好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將文獻學與文藝學兩方面相互結合、滲透、協調在一起所取得的。”（程千帆《貴在創新——關於學術論文寫作的問答》）很顯然，這裡的“文藝學”固然是指文學藝術、特別是文學藝術的理論方面，但這裡的“文獻學”或“材料”，就既不限於我們平常所說的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這些狹義的“文獻學”的范圍，也不限於文學的材料，甚至也不限於歷史的材料或哲學史料，而是所有可資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材料的總和，可以說凡是能夠用來進行文學研究的材料都應該包括在內。程千帆先生曾說：
就文學研究而言，由於作者所處的時代及其所習用的表達方式，已與現代有一定的距離，存在著時代背景、文獻真偽、語言習慣、社會風俗等方面的障礙，因而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無疑會廣泛使用文獻學、歷史學以及其他學科的知識，以求得對作品的正確理解。
程先生這是將“文獻學”理解為“時代背景”和“社會風俗”的歷史學、理解“語言習慣”的語言學（傳統的文字、音韻、訓詁等“小學”自然應包含於其中）和考據“文獻真偽”的文獻考據之學等更廣泛的內容的。不僅如此，程先生還說：在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中，除了“要深入到作品實際中，去體味、把握作者的內在感情和內心世界，進行形象思維”之外，還要“運用邏輯、推理、考証，進行理論思維”，並將二者“結合起來”，因為“僅僅據一方面的思考所得的結論未必一定靠得住”。（郭國慶《通向成功之路——程千帆先生的治學方法》）
程先生在這裡所說的“邏輯、推理”和“理論思維”等，明顯是哲學的思想和方法。利用這些“材料”和方法進行詩歌和文學的研究，當然是一種“文學研究”，但也可以視為對與“文學”相關的表達方式、時代背景、語言習慣、文獻真偽、社會風俗、哲學思維等本身的一種研究，即是一種“文學的文化學研究”或一種文、史、哲綜合的研究。
“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是實現中國傳統學術現代轉型的有效途徑
程千帆先生正式提出以“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為中國古典詩歌和古代文學研究的治學方法，應該是20世紀七十年代末重回南京大學執教之后，但程先生對中國古典詩歌和古代文學研究方法的探索，則顯然更早。20世紀五十年代沈祖棻先生在《古典詩歌論叢·后記》中，就說當時學術界的古代文學研究中存在著比較普遍的“文獻學”的研究和文學研究脫節的現象，而他們則“嘗試著一種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的方法”，“將考據與批評結合起來”。
盡管沈先生這裡所說的“考據與批評結合”的方法還不等於“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方法，但顯然已是程先生后來提出的“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方法的雛形。沈先生所說的“考據與批評結合”的方法之所以還不能等同於“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方法，固然是因為沈先生的此語出於《古典詩歌論叢》的“后記”，而《古典詩歌論叢》是一部“詩論”著作，故她所謂的“批評”就主要是指“中國古典詩歌理論批評”，而不能說是指整個“文藝學”。但如果換一角度，就“考據與批評結合”的方法與“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方法的相同點來看，則不難發現二者之間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即二者都力求將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與現代的詩歌理論或文藝理論結合起來——實現文學研究方法的中西古今結合，為當代中國的古典詩歌和古典文學的研究找到一種“最完美”的研究方法和途徑，實現中國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
眾所周知，與現代學術特別是與西方現代學術相比，中國傳統學術有其鮮明民族性和時代特點，一是它沒有現代學術的學科意識，因而也就沒有現代分科學術的那一套文、史、哲各異的“科學研究”的方法﹔二是在這種“學術”中，各“學科”是有高下主次之分的——“經學”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其他“學科”則為附庸。
但這種局面自近代“西學東漸”以來已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仿照現代西方學術分科的文、史、哲、政、經、法等中國學術各學科業已建立起來。但另一方面，與之相應的學術研究方法卻沒有同時建立起來，探求一種與現代中國學術相適應和具有民族特色的、並將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研究中國古典學術的方法，一直是學者們的重要工作。20世紀初以王國維為代表一批學者，結合當時出現的學術“新材料”，提出了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結合以研究中國上古史的“二重証據法”，就是這一探索工作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嚴格來講，王國維的“二重証據法”其實並不限於上古史研究領域，而是涵蓋了整個現代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的具有重要普遍意義的研究方法，是20世紀中國學術實現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重要標志。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說王國維的“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
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証……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獫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証……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証，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
如果說陳氏這裡所說的“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証”和“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証”兩項，是指王國維在中國史學研究方法上實現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話，那麼“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証，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一項，則顯然是指王國維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實現由傳統向現代轉型上的貢獻了。因為王國維所研究的《紅樓夢》和唐、宋、元諸朝的戲曲或“大曲”，原本是被中國傳統學術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輕賤之物”，王國維將其作為文學的“正宗”研究對象，這本身就是以現代學術觀念對古典“材料”的價值重估——是實現中國傳統學術現代轉型的產物﹔而他的《紅樓夢評論》以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意志哲學詮釋《紅樓夢》中的悲劇，則更明顯是一項以文、史、哲和中西古今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以實現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轉型的重要創新性成果。
盡管如此，王國維也並未最后完成中國古典詩歌和古代文學研究由傳統到現代的學術轉型。因為直到程千帆先生《古典詩歌論叢》出版之時，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領域仍然存在沈先生在《古典詩歌論叢·后記》中所指出的“一個比較普遍的和比較重要的缺點”——或專於考據，或僅僅限於“反復地欣賞、玩索那些年來散發著光和熱的作品”，未能做到“考據與批評”或“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程千帆先生所倡導的“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中，“材料”或“文獻學”，應該就是王國維“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証”中的“固有之材料”﹔而程先生所說的“文藝學”，即是王國維“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証”中的“外來之觀念”。程先生的“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對王國維“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証”學術方法的繼承和進一步發展，目的都是為了實現中國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
“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與“通人之學”
程千帆先生提出的“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治學方法，是實現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轉型的有效途徑，也是一種文、史、哲多學科綜合的研究方法。而從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的治學特點和傳統來看，更是該學科追求“通人之學”之學術旨趣的表現，代表了他們立足傳統、面向未來的高遠學術志向和學術理想。
程千帆先生的“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治學方法，雖然其中的“文獻學”主要應該指程千帆先生早在1941年撰寫《校讎廣義敘目》和晚年與學生徐有富教授合撰《校讎廣義》所顯示的目錄、版本、校勘和典藏四部分，但正如程先生所反復講到的，“文獻學”不僅包括目錄、版本、校勘等傳統“文獻學”的內容，而且還包括了歷史學、語言學和考據學以及“邏輯、推理”和“理論思維”等哲學的思想和方法等更廣泛的內容，故程先生“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實際也可以視之為對與“文學”相關的表達方式、時代背景、語言習慣、文獻真偽、社會風俗、哲學思維等本身的一種研究，即是一種“文學的文化學研究”或文、史、哲的綜合研究。故程先生雖是中國古典詩歌研究名家，但由於他受歷史學家陳寅恪“以詩証史”“以史証詩”的方法影響尤深，他除了常借此方法以妙解古詩之外，還著有專門的史學理論著作——《史通箋記》，可見其史學修養之深厚。而他對文學理論的探討，亦常常自覺地加以提升，延伸到哲學思想的領域。周勛初先生在其《當代學術思辨》中曾評價程先生的《古典詩歌描寫與結構中的一與多》一文：
在《古典詩歌描寫與結構中的一與多》一文中，千帆先生運用哲學上的對立統一規律，指出“一與多（對比、並舉），不僅作為哲學范疇被古典詩人所認識，並且也作為美學范疇、藝術手段而被他們所認識、所採用”，“一與多的多種形態在作品中的出現，是為了如實反映本來就存在於自然及社會中的這一現象，也是為了打破已經形成的平衡、對稱、整齊之美。在平衡與不平衡，對稱與不對稱，整齊與不整齊之間，造成一種更巧妙更新的結合，從而更好地反映生活。”他對詩歌表現手法中的許多復雜現象作了更廣泛的考察，得出了具有哲理意味的結論。
由此可見，程千帆先生的“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治學方法，雖然重點關注的只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方法，但他實際上是在提倡一種多學科綜合的研究方法與原則，是在追求一種傳統與現代結合、中西古今會通和文、史、哲綜合的“通人之學”。可以說，以追求“通人之學”為學術理想和旨歸，既是程千帆先生“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治學方法的最高目標，也是由他和周勛初、郭維森、卞孝萱等那一代幾位先生組成的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古典文獻學學術團隊的共同學術志向和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