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搜索
站內搜索
作者：胡玉冰、邵敏，分別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朔方文庫》編纂”首席專家、寧夏大學教授﹔子課題負責人、寧夏大學副教授
“朔方”一詞最早見於《尚書》和《詩經》。《尚書·堯典》載:“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詩經·小雅·出車》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漢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置朔方郡，其治所與轄區在今內蒙古巴彥淖爾市與鄂爾多斯市之間﹔北魏至隋，朔方郡治所與轄區逐漸南移至今陝北﹔到唐代，朔方節度使治所西遷至今寧夏平原。明清以降，“寧夏，古朔方地”漸成時人共識，“朔方”遂成寧夏雅稱，以“朔方”命名的寧夏地方文獻也陸續出現，如隆慶年間的《朔方邊紀》、萬歷年間的《朔方新志》、康熙年間的《新修朔方廣武志》及民國時期的《朔方道志》等。
存史資治，展現朔方歷史
地域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不僅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多樣性與延續性，更是構建國家文化整體性與連續性的基礎。國有史，地有志，家有譜。宋代鄭興裔《〈廣陵志〉序》言：“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所以察民風、驗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鑒，甚重典也。”明代王珣《〈寧夏新志〉序》亦曰：“志書，一方之史也，所以備紀載，便歷覽。”方志作為一地之全史，具有“存史、資治、教化”的功能，是全面系統地記載行政建置區域內的山川風物、政治文化、社會人文諸方面情況的歷史文獻，同時也是彰顯國家政治理念和家國情懷的重要史料，更是反映中華文明連續性、包容性等突出特性的文獻見証。
寧夏舊志成書最早的是元代《開城志》，惜已亡佚。傳世舊志33種，其中明代6種、清代20種、民國7種，有9種是孤本。寧夏舊志數量雖有限，但系統記錄了寧夏地區的滄桑變化，承載著生於斯、長於斯的各民族先民們的歷史記憶，見証著其交往交流交融的發展歷程。系統整理和研究寧夏舊志，對於厘清寧夏文脈、傳承朔方文化有著重要意義，有助於展現朔方歷史，加強民族地區文化建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寧夏舊志多種體裁兼備，門類設置、體式類型、編纂方式等亦多不同，堪作中國舊志編纂的研究樣本。明慶王修《〔正統〕寧夏志》，其類目設置基本遵循明永樂年間頒降的《纂修志書凡例》，是研究明初期方志纂修的標准案例。管律纂修的《〔嘉靖〕寧夏新志》上承《〔弘治〕寧夏新志》的體例和內容，不僅為研究明代寧夏歷史、政治、經濟、軍事、文學、人物等問題提供了大量一手資料，更是一個素材豐富的明代軍屯經濟研究樣本。
寧夏自古便是多民族聚居生息之地。縱觀明代至民國寧夏舊志，寧夏區域內各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過程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一個縮影。寧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料主要見於舊志的《風俗》《寺廟》《戶口》《方言》《民族》等類目中，《〔正統〕寧夏志·風俗》記載寧夏“五方錯雜”，反映了寧夏早期人口構成和分布特征。而《〔正統〕寧夏志》中的《雜志》，《〔弘治〕寧夏新志》《〔嘉靖〕寧夏新志》中的《拓跋夏考証》，《〔民國〕朔方道志》中的《軼事》《蒙古世系》等更是民族專題類目。這些類目留存了珍貴的民族研究史料，為回溯宋元明清及民國時期寧夏民族聚居與社會發展的歷史面貌，探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文獻支撐。
“大一統”作為一種思想觀念，蘊含在中國古代王朝國家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是中華民族由“自在”實體向“自覺”實體轉變的重要精神與文化基礎。作為地方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動，寧夏舊志的纂修自覺踐行著維護國家統一的目標。方志編纂體例的相因相承本身就說明了寧夏修志者對於維護“大一統”重要性的認識。而從內容選擇看，存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古代地方官員以古鑒今的思想意識。其在思想上肯定各民族共同維護國家“大一統”的行為與貢獻，也為我們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提供了歷史依據。
征文考獻，講好朔方故事
寧夏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靈武“水洞溝遺址”考古發現証實，早在4萬年前就有人類於此繁衍生息。這裡地處我國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的過渡地帶，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成為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和軍事重鎮。漢族、匈奴、粟特人、鮮卑、吐谷渾、黨項等各民族交融匯聚，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域外文化和合共生，各民族共同鞏固和發展了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形成了豐厚的人文底蘊和兼容並蓄的文化特征。
明代寧夏名士管律除纂修有《〔嘉靖〕寧夏新志》外，還著有《芸庄雜錄備遺》，此書為孤本，現藏南京圖書館，為研究管律的生平、思想及明代寧夏學術提供了難得的史料。明代都穆所撰《使西日記》、清代佚名所撰《寧夏出差日記》為研究明清時期北京至寧夏途經地的歷史地理及社會生活提供了鮮活的日記體史料。或為現存最早刻本日記的《使西日記》，是都穆作為副使於正德八年（1513年）前往寧夏冊封壽陽王妃所作的紀行體日記，其歷時兩月有余，行程3850余裡，從北京出發，經今河北、河南、陝西、寧夏四地，為研究明代藩府體制、封賜禮儀等提供了生動詳細的史料。《寧夏出差日記》記載了作者於道光十八年（1838年）5月26日從北京起程，至7月27日到達寧夏府寧朔縣為官的旅途見聞，歷時60多天，行程4300余裡，行經直隸、河南、陝西、甘肅四地，既是研究清代西行交通路線的可靠資料，也是研究清代職官赴任制度的一手文獻。
寧夏舊有“塞北江南”之美譽，不僅有大漠戈壁的蒼茫，賀蘭山、六盤山的巍峨，還有湯湯大河的雄渾浩蕩和寧夏平原的清秀柔美，其極具多樣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山川形勝和風土人情吸引著歷代文士吟詠抒懷。詩文創作群體中不僅有寧夏本土士人，也有任職寧夏以及因戍邊、流寓等而定居於此的外地士人。明慶王藩封寧夏長達45年，他好學有文，其詩《賀蘭大雪》：“北風吹沙天際吼，雪花紛紛大如手。青山頃刻頭盡白，平地須臾盈尺厚……君不見，牧羝持節漢中郎，嚙氈和雪為朝糧。節毛落盡志不改，男子當途須自強。”寫景抒情，頗顯邊塞詩歌氣象。其自編《集句閨情百詠》《凝真稿》，與文學同道編輯刊刻《文章類選》《增廣唐詩鼓吹續編》，對后世影響深遠。《文章類選》繼承了唐代以來“文以載道”的思想，從《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鑒》《文苑英華》等文獻選出春秋至元代諸家文章58類1146篇，不僅是研究明代選本學的重要文獻，也是慶藩刻本的代表作，有助於更加全面、系統地認識藩府刻書在明代刻書史上的價值。《集句閨情百詠》最早也由慶藩刊刻流傳，既是研究明代藩府刻書的難得史料，也為明代集句詩研究提供了范本。
清代乾隆年間，在寧夏靈州為官的楊芳燦將與師友唱和的詩詞編為《荊圃倡和集》。以楊芳燦為中心的荊圃唱和群體是西北文壇規模較大的文人創作群體，其以靈州為唱和活動中心，創作了大量詩詞作品，詩詞中對寧夏地域文化的書寫真實反映了文人社會生活圖景、審美志趣和文化性格，豐富了寧夏乃至西北古代地域文學的內涵。
明清時期的寧夏子部文獻也具有較高學術研究價值。代表性的醫家文獻有明代張景皋撰《難經直解》、方焌撰《瘡痬論》、芮經匯集《杏苑生春》，清代王曰秀撰《醫經》、蔡振鐸撰《藥書》﹔術數類文獻有清代王覲光撰《地學正誤》《寧夏河西堪輿論》﹔藝術類文獻有清代王綏撰《琴譜小編》等，惜多數已亡佚。其中，明代寧夏軍戶芮經匯集的《杏苑生春》是一部類編性質的醫書，孤本傳世，內容多源自明代及以前的多種醫書，其在醫學思想上呈現出醫儒同道、博學廣識和由博返約的特點，時人稱之為“醫學指南”“醫家定缽”。
守正創新，深挖文獻價值
古代文獻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對其進行全面系統的收集、保護、整理和研究既是推動學術發展的客觀需要，更是助力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性工作。寧夏雖地處邊陲，但經、史、子、集四部文獻均有傳世，這些文獻既展現出中華文明的深遠影響力，亦蘊含著獨特的地域特色，充分証明了寧夏是一片有著深厚積澱的文化綠洲。這些文獻承載了多姿多彩的歷史記憶，既有記錄邊塞風物、鄉關之思，反映古代先賢社會生活、審美志趣的詩文作品，也有記載古代國家治理、地方治理和民族事務治理等的奏章檔案，它們是寧夏文脈世代綿延的見証，是涵養地方文化的精神根脈。
寧夏歷代人物著述中，有對寧夏惡劣的自然環境和戍邊人員艱苦之狀的呈現，也有對自強不息、樂觀豪邁的精神風貌的書寫，更有對憂國憂民、心懷天下的家國情懷與人生抱負的闡發。如明代胡侍《胡蒙溪詩集》卷二《七才子詩有序》中贊揚了李夢陽、何景明、鄭善夫等人的超凡才氣和忠直敢諫的人品。《革除忠臣贊並序》歌頌了方孝孺等11位忠直之士“貫釜石而薄霄漢”的浩然之氣，這也正是胡侍對人生抱負和追求的表達。再如，清初名將趙良棟帶領朔方軍攻堅克難、勇往直前的精神充分體現在《奏疏存稿》中。
儒家學說在中國影響廣泛而深遠，在其200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與秦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交相融合，形成了儒學傳承發展的地域性現象，出現了四川蜀學、陝西關學等地域特色突出的地方儒學。總體而言，寧夏儒學屬於關學范疇，但著述較少，《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存目》著錄的許體元撰《周易匯解衷翼》已佚，《子部·儒家類存目》著錄的謝王寵撰《愚齋反經錄》則完整傳世。其書旨在扭轉時人對儒家經典的誤讀，以端正學風和問學路徑，具有很強的關學特色，體現了寧夏學人於儒學教育不拘泥、不功利，推己及人、肩負天下的學術主張和學統傳承。
據初步統計，存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台北故宮博物院等處的有關寧夏的上諭、朱批、奏議等文書檔案近萬件。它們所涉時間階段長、地域范圍廣、內容類型豐富，既有官員的引見、召見、任免等政務類內容，派兵駐兵、邊疆治理、練兵戍邊等軍事類內容，納稅、糧儲、建房、農田水利建設等經濟類內容，也有訴狀、判詞擬罪狀等司法類內容，雨水、雨雪、旱災等自然類內容﹔既有助於了解明清時期寧夏一地的邊疆治理情況以及治邊戍邊的具體細節，更有助於研究明清史以及西北區域史。而從研究的廣度和深度看，事涉寧夏的文書檔案和各類有關寧夏的出土文獻資料，如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碑石、陝西榆林和內蒙古烏審旗等地出土黨項拓跋氏貴族墓志、西夏陵殘碑及固原博物館等館藏碑石等，其研究都有待進一步拓展。
作為寧夏重要的地理和文化符號，“朔方”一詞承載著寧夏悠久的歷史記憶與厚重的文化積澱。朔方文獻的匯輯，不僅對於保護整理研究地域文獻、賡續地方文脈具有深遠文化意義，更是民族地區持續建構國家認同、維系“大一統”格局的具體文化實踐。在未來，我們相信，數字人文將更加有力地驅動朔方文獻等文獻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助力其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更好傳承弘揚中華文脈，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