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牛：晚清通貨膨脹的形成與演進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晚清銅制貨幣與幣制近代化研究（1840—1911）”負責人、湖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在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領域，通貨膨脹問題始終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之一。清政府整治通貨膨脹的措施從傳統范圍內“規復舊制”的治理到清末新政推動貨幣制度近代化，整體呈現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歷史軌跡。然而，通貨膨脹根本性因素長期未能得到實質性解決。一方面，貨幣政策對財政依附性逐漸強化，清政府治理通脹思想亦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傳統特征。另一方面，內輕外重政治格局造成財政權力過於分散，地方政府通過紙幣超發等方式彌補財政赤字，逐漸獲得制度性准許。這一機制實際上為赤字貨幣化提供了合法性依據，從而誘發並推動了通貨膨脹的形成與演進。

客觀認識晚清通貨膨脹的內在原因

經濟環境決定財政狀況，經濟結構、經濟形式對稅收潛力具有決定性影響。晚清以來，清廷財政長期陷入困局，其根本症結在於經濟結構的內在制約。以農業為主體的傳統經濟形態限制了財政汲取能力，使稅收難以有效增長。每逢突發事件，清政府缺乏有效的增收手段，被迫採用財政赤字貨幣化政策以解燃眉之急。與此同時，財政與貨幣制度的改革步伐相對滯后，使政府不得不依賴鑄幣余利彌補財力不足。這一做法在緩解短期財政壓力的同時，也埋下了通貨膨脹持續加劇的隱患，並最終演化為晚清貨幣體系失衡的重要誘因。

道光朝蕭條的出現既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的集中表現，也與世界性白銀減產引發的貨幣緊縮潮密切相關。封建財政和政治體制活力不足，農業佔據主導地位，導致稅收彈性偏弱。在農業潛力耗盡的大背景下，工業化水平偏低難以消化富余勞動力和有效緩解經濟衰退。拉美獨立戰爭造成世界性白銀減產，主要經濟體白銀購買力持續提高。“銀貴錢賤”進一步加劇通貨緊縮，田賦、鹽課等支柱性稅收長期欠征。太平天國運動初期，清政府嘗試通過擴大捐輸、提高稅率等傳統措施緩解危機。然而，在封建制度固有的惰性制約下，財政潛力持續萎縮，中央和地方財政陡然惡化。在內憂外患的危急關頭，清政府實行財政赤字貨幣化政策，誘發近代中國第一次大規模通貨膨脹。鑄幣地方化也造成中央政府缺乏對貨幣的統一管理能力，通脹治理的制度隱患亦由此埋下。

面對嚴峻形勢，清廷被迫選擇發行貨幣彌補虧空。洋務運動注重軍工產業建設，但對經濟結構促動偏弱。甲午戰爭前夕，工農業總產值中農業佔比為67%。一戰之前，新式工業在國民總產值中的比重僅為9%。這種局部的、不徹底的改革，導致清末新政的財政措施與現代化訴求之間始終存在根本性矛盾。

洋務運動時期，清政府依舊未能擺脫傳統貨幣思想的束縛，試圖通過發行財政性貨幣克服危機。在發行權離散與思想保守的雙重作用下，通貨膨脹的發生幾乎不可避免。甲午戰后，戰爭賠款與戰時外債造成財政不堪重負。物價上漲已初露端倪，構成繼太平天國運動之后的又一次通脹高潮。貨幣發行權下移、貨幣政策依附財政的時代，中央政府對貨幣發行權的掌控日益弱化，通貨膨脹與財權離散呈現一定程度的正相關。銅元與紙幣的無序發行，為中央政府提供了干預地方貨幣體系的借口。清廷將治理措施與強化中央權力合二為一，構成新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過程中，朝廷與地方普遍將擴大自身財政收益作為政策著眼點，調控物價、穩定幣值則並未成為治理重心。這種以財政便利為導向的治理邏輯，反映出傳統貨幣觀念仍居主導地位。由於治理動機不純，清末通貨膨脹治理成效乏善可陳，也造成辛亥革命之后物價騰貴。物價過高長期制約部分地區的經濟發展，清末財政貨幣治理遺留下的結構性問題深刻影響了民國初年的經濟格局。

重新理解晚清通貨膨脹的過渡性與時代性

晚清處於近代社會轉型的關鍵階段，通貨膨脹現象亦呈現出明顯的過渡性特征。晚清貨幣發行權的下移與外移構成區域性通貨膨脹的基礎。與此同時，中國鑄幣材料來源的多元化造成幣種之間的購買力存在顯著差異，呈現出層級性特征。

層級性是指不同幣種的購買力變化趨勢存在差異。銀元、銅元等主要幣種購買力呈現下降走勢，整體表現為銀計物價增速低於銅計物價。幣種差別的本質原因是貨幣發行權分散程度存在差異。咸豐朝通貨膨脹時期，白銀減產影響依然存在，中國銀計物價相對穩定。物價漲幅主要體現在劣質貨幣，如銅制大錢、賤金屬（鉛、鐵）貨幣的強制推行上。劣質貨幣不僅擴大貨幣投放量，而且引發幣種購買力差異。以米價為基准測算，白銀貨幣價值較道光時期有所回升，形成層級性特點。咸豐時期通貨膨脹的層級性特征體現為銀購買力穩定和劣質貨幣價值下滑，兩者呈現相悖走向。這種幣種之間的“價值背離”現象反映了晚清財政—貨幣體系運行機制中的深層次矛盾。

清末通貨膨脹時期，不同幣種購買力的變化呈現出“方向相近、速度有別”的特征。銀元、銅元購買力皆有所降低，銅制貨幣降幅大於銀質貨幣。在財政性發行和貨幣發行權地方化的影響下，銅元蛻變為依靠自身價值、發行數量流通的實體貨幣。國際白銀價格降低，自然引起銀元購買力下降。與傳統貨幣現象相背離的是，銀價降低與銀貴錢賤並存。銅元單位購買力貶值速度超過銀質貨幣，進一步凸顯了清末通貨膨脹的層級性特征，反映出貨幣體系內部的不均衡演進。

區域性通貨膨脹主要指地區間物價波動水平的顯著差異。這一現象的根本成因，源於晚清時期貨幣發行權地方化，多數省具有相對獨立的貨幣發行權。政出多門的情況下，發行數量和政策就會出現地區差異，進而造成物價漲幅不同。貨幣發行權的逐級下移使地方當局事實上具備了區域貨幣政策的制定權。在幣種多元化的影響下，銅元、銀元與紙幣分別形成了各自特定的流通區域，造成以省為邊界的貨幣市場，為區域性通貨膨脹提供了制度與現實條件。

中央政府的無序發行造成咸豐時期的通貨膨脹，清末通貨膨脹成因由單一動力向多元化過渡。國際性金本位浪潮誘發白銀貶值，直接導致中國白銀購買力下滑。各級政府無序發行銅元，加速銅制貨幣購買力下滑。清政府對不同幣材控制的差異是構成通貨膨脹層級性的重要原因。因此，清末通脹層級性的本質是貨幣發行權重新分配在購買力方面的體現。

區域性與層級性作為晚清通貨膨脹的重要特征，實質上反映了貨幣發行權高度分散的制度現實。二者通過物價漲幅的空間差異與幣種購買力的層級分化，揭露了中央政府掌控能力下降的事實。但其側重點有所區別，區域性顯示發行權下移，層級性則是財權外移與幣材控制能力差別的折射。二者並存且內含相關性，以通貨膨脹為載體，展現出鑄幣權分散的危害性和傳統貨幣思想、制度的局限性。

國際視野和整體史觀影響下的晚清通貨膨脹研究

晚清時期，中外經濟關系日益呈現顯性化特點。國際銀價下降引起銅制貨幣鑄造虧空。在西方貨幣思想的影響下，清政府逐步放棄“大錢”政策，嘗試通過發行銅元構建輔幣體系。經過洋務運動的產業推動與清末新政的制度改革，中國社會結構亦發生顯著變化。以商人階層為代表的新興經濟力量逐漸崛起，為晚清貨幣制度的多元化發展提供了社會基礎。

首先，國際銀價變動加速中國銅制貨幣的近代化轉型。隨著世界主要國家相繼採取金本位制度，國際銀價持續下降。由於中國事實採用銀本位，進口銅料採用白銀計價，造成鑄造成本激增，成為推動銅制貨幣制度重構的關鍵外部因素。進口銅料數量的增加與國際銅價的提高對清廷財政構成巨大壓力。為達到平衡收支，清政府決定仿效西式貨幣體系，發行鑄幣面額較大的銅元。客觀而言，國際銀價的下降加速了銅元取代制錢的速度。然而，銅元制度仍深受傳統貨幣思想影響，其發行隨意、實幣化趨勢明顯，最終為通貨膨脹埋下隱患。

其次，隨著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的推進，中國社會結構悄然發生變化，商人群體逐漸形成新勢力。商會為維護經商環境，從本階層利益出發，對銅元誘發的金融、貨幣、社會危機進行干涉，嘗試削弱物價波動引起的動蕩。商會多次反對地方當局的濫發政策，激化了官商之間的政策博弈。在物價上漲誘發工潮之時，商會又承擔著調解人的角色，平衡勞資矛盾。

為防止經濟危機蔓延，有的商會相繼提出方案，如請求造幣廠開鑄當一、當五等小面額銅元，嘗試達到平衡銀錢比價和防止跨省傾銷的雙重效果。商會已從傳統附屬地位躍升為相對獨立的利益代表者，在與政府的博弈中亦能實現一定程度的互利共贏。這一轉變表明，在大中城市，商人階層已逐步走向歷史舞台的中心，成為相對獨立的社會力量。除了維護自身經濟利益之外，商會還借助日益增強的話語權參與到更廣泛的博弈過程中。面對區域性通脹的現實，不同地區商會從經濟形勢、自身實力出發，採取不同舉措。在銀貴錢賤、物價上漲、社會動蕩交織的背景下，商會積極投身社會活動，協助整頓維持社會安定。長沙等地發生工潮，影響社會穩定與生產發展。地方政府與商會、工人代表協商，明確各方權責。

時隔半個世紀，咸豐與清末兩次通貨膨脹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咸豐朝通脹具有較為明顯的傳統色彩，清末通貨膨脹凸顯近代化特征。通過對晚清通脹獨特性和清廷具體措施變遷與局限的解析，可以展現貨幣思想、貨幣市場的過渡性特征，揭示貨幣思想與貨幣市場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進一步而言，對貨幣價值波動及幣制改革遲滯根源的考察，有助於理解晚清貨幣制度對經濟發展的深層制約。對比兩次通貨膨脹的發生原因、清政府治理措施和效果等細節可以發現，盡管清末整治通脹能力較此前有所增強，但總體上仍滯后於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這種脫節折射出晚清政府體制的衰落，也預示著清王朝的日薄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