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蕤 賈志剛：西夏歷史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

作者：楊蕤、賈志剛，分別系北方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教授、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政策法規研究室主任

西夏陵博物館展出的迦陵頻伽。新華社發

西夏陵3號陵 新華社發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民族是有著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各民族共同開拓了祖國的遼闊疆域，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共同書寫了輝煌的中國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20世紀初以來，大批西夏文獻、文物被陸續發現，極大地豐富了西夏歷史文化的研究。西夏歷史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其所擁有的獨特的文字系統、政治軍事制度、藝術風格等，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內涵。我們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牢固樹立以“五個共同”為基礎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正確認識和理解西夏歷史文化對中華文明的歷史貢獻，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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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荊斬棘，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自古以來，中原和邊疆人民就是你來我往、頻繁互動。特別是自秦代以來，既有漢民屯邊，又有邊民內遷，歷經幾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開拓著腳下的土地”。這深刻揭示了中華民族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前赴后繼、接續奮斗共同開發的，凝結著各族人民的拼搏與汗水。

在遼宋夏金時期，彼此競爭的對峙政權和交流遷徙的眾多族群，共尊“中國”認同、共筑“中國”版圖、共承“中國”之制，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廣袤疆域。由李繼遷開端至李元昊建立西夏，實現了對今寧夏、甘肅大部，陝西北部、內蒙古自治區西南部以及青海東北部等地的管理，結束了這一區域原本較為分散的局面。

西夏建立后，積極推廣農耕經濟，開墾土地，興修水利，推動所轄疆域開發。在河西走廊設立監軍司，兵民一體，將其變為糧倉與育馬牧地。榆林窟壁畫《犁耕圖》的“二牛抬杠”式犁地場景，形象地反映了西夏役牛犁田開發建設的情景，也說明西夏和中原地區耕作方法基本相同。

據《宋史》記載，西夏在推進區域經濟內部整合的同時，與北宋、遼、金在邊境地區設立榷場，進行商品交換和買賣。西夏所產的大黃等藥材頗負盛名，被商人販售到世界各地。河西走廊是東西方貿易的重要中轉站，中原的絲綢、瓷器與西域的玉石、馬匹等商品在此轉運流通，使這一相對落后地區的生產力水平與影響力實現提升。歷史充分証明，祖國的遼闊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祖國的每寸土地都凝結和銘刻著各族人民的汗水和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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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民族共同在中華大地上繁衍生息，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親緣關系，逐漸形成血脈相融、骨肉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體、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早在先秦時期，我國就逐漸形成了以炎黃華夏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國開啟了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程。此后，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統一天下為己任，都以中華文化的正統自居。

自唐至宋初的300余年間，黨項與漢、吐蕃、回鶻諸族雜居相處。西夏建立后，境內族群關系穩定下來。黑水城遺址與敦煌藏經洞出土的西夏文書，生動反映了西夏境內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盛況。西夏人骨勒茂才創作的《番漢合時掌中珠》，是當時西夏境內流傳較廣的一部溝通西夏語和漢語的辭書。序言明確提出“不學番言，則豈和番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主張各民族間通過掌握不同語言，深入交流，和合共處。

西夏建立后，統治階級率先推動其皇室與遼皇室、吐蕃貴族聯姻，西夏諸王又多娶漢女為妃，民間也不乏族際通婚現象，西夏人復合姓氏即為力証。西夏出土文獻《雜字》也記載部分戶籍賬目中有的家庭夫妻分屬不同族群，體現了黨項與各族互通婚姻的事實。隨著人口遷徙、族際通婚而來的是普遍的禮俗嬗變。各個族群不斷吸收彼此的風俗習慣，漸趨兼容。喪葬禮俗方面，黨項人也借鑒中原葬俗，西夏陵“仿鞏縣宋陵而作”，陵園坐北面南，繼承漢族南面為尊的觀念，《天盛律令》中對喪期禮儀的規定也來源於中原，體現了西夏人在社會生活方面借鑒中原的事實。各族群的民間信仰、衣食住行也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反映這一時期不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繁盛。歷史充分証明,中華民族是各民族長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結果，各民族隻有不斷團結融合、自覺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才能擁有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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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秦漢雄風、大唐氣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鑄就的歷史”。這深刻揭示了中國歷史是各民族在遼闊的華夏大地上繁衍生息、進步發展中不斷形成的，是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時空延續中共同書寫的。

西夏的興衰，在中國歷史演進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從公元1038年到1227年的189年時間裡，西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寫下光輝篇章，深刻體現了中國歷史由多民族共同塑造。據《遼史紀事本末》等史籍記載，西夏將王族祖先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北魏拓跋鮮卑又自稱黃帝裔，建立起西夏人乃炎黃子孫的歷史敘事﹔在制度實踐上遵循“中國之制”，基本承襲唐宋行政體制，這些反映出西夏對大一統秩序的認可與信仰。此外，西夏留下了大量珍貴的文物和遺址遺跡，如西夏陵、拜寺口雙塔、承天寺及鎏金銅牛、西夏文碑刻等，見証了西夏歷史、文化、藝術、宗教、建筑等多方面成就。歷史充分証明，輝煌燦爛的中國歷史是包括西夏各族在內的我國各族人民以智慧、才能、勤勞共同寫就的，共同推動中華民族綿延數千年而長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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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由各民族優秀文化百川匯流而成”。這深刻揭示了中華各民族在歷史的變遷中彼此融通、相互涵化、兼收並蓄，共同促進了中華文化有機整體的形成。

西夏時期，統治者以儒家思想為治國的指導思想，在各州縣普設學校、建孔廟、尊孔子為文宣帝，翻譯儒家經典，以《孝經》《論語》等為教材，規定番漢都可以參加科舉，借鑒唐宋法典，雜用唐宋禮儀，充分體現尊孔崇儒之風。西夏文借用漢字的基本筆畫，“字形體方整類八分”，八分體是漢字隸書體的一種形態。在少數民族古文字中，西夏文是最接近漢文的一種。一些失傳文獻如呂注《孝經》等，其西夏文譯本卻比較完整地被保存，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西夏統治者還信奉佛教，修建廟宇。《宋史》記載李德明曾遣使赴宋朝河東地區五台山供佛，又向宋朝求賜佛經﹔《遼史·西夏外紀》記載西夏形成以佛教為主，佛教與道教、原始宗教並存的局面，其中回鶻僧人在西夏前期的佛教文化傳播中發揮重要作用。該時期修建的賀蘭拜寺口雙塔是模仿漢制的13層密檐式磚塔，既彰顯了西夏建筑的高超成就，也體現出不同民族間思想文化交流的廣泛。西夏詩文作品借鑒和吸收了漢文化，如黑水城出土的《宮廷詩集》和西夏國師鮮卑寶源創作的《賢智集》，每句字數、用韻規則等均與中原同類作品相似。河西樂是西夏時期流行的音樂曲種，其禮儀、音樂遵循宋制，也吸收了吐蕃等周邊民族音樂之長，流傳甚廣。在賀蘭山方塔中發現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續》，確認了西夏不僅效仿中原地區的泥活字印刷，還進一步成功使用了木活字印刷。歷史充分証明，在中華民族大家庭裡，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尊重、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借鑒，燦爛的中華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同時又源源不斷地滋養著中華民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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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歷史長河中，農耕文明的勤勞質朴、崇禮親仁，草原文明的熱烈奔放、勇猛剛健，海洋文明的海納百川、敢拼會贏，源源不斷注入中華民族的特質和稟賦，共同熔鑄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偉大民族精神貫穿於中華文明的每一個時代，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動力源泉，更是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堅實基石。

西夏創立“和市法”規范邊境貿易，設立“通濟監”發行漢夏雙文錢幣，其“鹽引”制度被元朝發展為“鹽鈔法”﹔其冶鐵生產掌握了冷鍛硬化工藝，所造兵器非常犀利，“夏人劍”享有很高聲譽﹔出土於西夏陵區的鎏金銅牛，集冶煉、成模、澆鑄、拋光、鎏金等工藝為一體，反映西夏金屬制作的高超工藝，這些無不彰顯了創造精神。在相對貧瘠的西北地區和極端困難的物質條件下，西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勞動，興修水利、引黃灌溉，大力發展毛織氈毯、兵器制造、陶瓷磚瓦、金屬工藝等，有力發展了社會生產力，體現了奮斗精神。歷史充分証明，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是各族人民在漫長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各民族生活方式、理想信仰、價值觀念的文化濃縮，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