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鵬程 楊虎濤：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 推進先進制造業發展

作者：馮鵬程 楊虎濤，分別系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講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經濟研究所教授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堅持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這一部署既回應了全球產業變革的趨勢，也為新時代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指明了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我國制造業增加值自2010年首次超過美國，穩居世界首位，2022年佔全世界比重為30.2%。目前，我國已形成門類齊全、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成為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按照配第—克拉克定律，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升，產業結構會呈現出“退二進三”的變化。這一規律在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中得到了普遍驗証，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制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已降至20%以下。配第—克拉克定律在中國也有所表現：2011年之后，中國服務業增速明顯高於制造業增速。為什麼在服務業快速發展的今天，中央依然強調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為什麼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要將先進制造業置於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核心位置？深入回答上述問題，需要跳出單純的產業比重變化表象，從工業化規律、制造業產業結構、數字時代的產業特征以及中國既有的產業基礎等維度進行系統性分析。

一

制造業作為實體經濟的核心組成部分，是兼具多重關鍵功能的綜合性發展引擎。從產業關聯視角看，制造業具有極強的前向關聯與后向關聯效應，能夠帶動上下游眾多產業協同發展。從技術創新視角看，制造業是技術創新的主要載體和擴散平台。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大多源於制造業領域的技術引進、消化吸收與自主創新。從就業與收入視角看，制造業能夠吸納不同技能水平的勞動力，同時通過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帶動居民收入增長。從國家能力建設視角看，制造業發展需要基礎設施完善、產業配套能力提升，是國家綜合實力提升的重要基礎。同時，制造業參與全球競爭的過程，也能夠推動國家經濟治理水平的提升。正因如此，長期以來，經濟發展理論一直將制造業視為發展中國家經濟躍升的重要引擎。經濟史的研究也表明，除少數石油國之外，絕大多數高收入國家在其發展過程中都經歷了“制造業富國”這一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發展中國家並未經歷制造業的長期拉動，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過早去工業化”的現象，即，尚未完成工業化進程，制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就過早下降至較低水平。過早去工業化主要有三個特點：一是制造業佔比下降速度過快，且下降過程不可逆﹔二是制造業內部結構低端化，勞動密集型產業佔比過高，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滯后，缺乏核心競爭力﹔三是制造業與服務業發展脫節，服務業以低附加值的傳統服務業為主，無法為制造業提供高端生產性服務支撐。過早去工業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產業層面，制造業發展不足導致產業結構單一，過度依賴初級產品出口或低端服務業，經濟抗風險能力弱﹔就業層面，制造業無法提供充足的高質量就業崗位，導致居民收入增長緩慢﹔能力建設層面，制造業發展滯后使得國家缺乏技術創新能力和產業配套能力，難以形成完整的產業體系，國家綜合實力提升受限。

從統計數據看，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普遍較低，長期以來，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均在15%以下，德國、日本相對較高，也僅在20%左右。這一現象常常被誤解為從發展中國家邁向發達國家時“制造業已不再重要”。事實上，從制造業比重下降的過程看，發達國家歷史上的“退二”過程大多較為穩定且歷時較長。從世界制造業增加值佔比看，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制造業增加值佔世界制造業增加值比重的快速下降，主要始於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經濟快速全球化時期，與之相伴的則是中國制造業增加值佔世界制造業增加值比重的快速上升。

發達國家制造業佔比“偏低”，還和其統計口徑、全球分工與貿易秩序變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一方面，隨著制造業服務化趨勢發展，發達國家制造業企業將研發、設計、營銷、售后服務等生產性服務環節剝離，這些環節創造的價值被計入服務業，導致制造業增加值佔比被低估。另一方面，發達國家通過全球產業分工，將勞動密集型、資源消耗型和低附加值的制造業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自身則保留了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先進制造業核心環節。這些核心環節雖然就業人數不多，但卻是發達國家產業競爭力的核心支撐。

二

一國制造業的規模變化，與其制造業結構緊密相關。按照帕維特分類法，制造業可以分為上游行業的科學基礎型（SB）和專業供應商型（SS）、中游行業的規模密集型（SI）和下游的供應商主導型（SD）。其中，上游行業的科學基礎型（SB）提供核心技術（如半導體），專業供應商型（SS）提供專用設備（如半導體生產機械），二者共同構成技術供給端﹔中游行業的規模密集型（SI）則通過大規模生產將上游技術轉化為標准化產品（如用半導體和機械生產汽車），屬於規模轉化端﹔下游的供應商主導型（SD）行業則主要依賴中游行業提供的設備去生產低附加值的產品（如用紡織機生產服裝），是終端應用端。這種分工定位也決定了各行業的技術復雜度與附加值——越靠近上游，技術壁壘與附加值越高﹔越靠近下游，越依賴外部技術與規模。

如果一國的產業發展路徑始終停留在規模密集型（SI）和供應商主導型（SD）這類中下游行業，其工業化進程就會表現出明顯的快速上升和快速衰減。即，制造業規模峰值很快就能達到，但制造業規模衰減也更為劇烈。這也意味著，如果制造業結構中成本敏感型的行業佔比過高，不僅會導致過早、過快去工業化，而且結構缺陷又會進一步削弱產業升級的基礎，形成“去工業化—產業升級停滯—中等收入陷阱”的惡性循環。正因如此，中等收入陷阱也普遍被視為是中等技術陷阱或中等產業陷阱，其本質是未能從低附加值、低知識溢出效應和低關聯效應的行業躍遷到更高附加值、更廣產業關聯和具有大范圍知識溢出效應的產業。

實現產業從簡單到復雜，從低級到高級的躍遷絕非易事。從世界各國發展經驗看，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並在原有制造業基礎上“提煉”出先進制造業是關鍵。一般而言，低附加值行業的生產活動多停留於“know-how”（操作經驗）層面，難以積累“know-why”（技術原理），而高附加值產業通過復雜生產流程、研發投入和全球市場競爭，能夠推動技術知識、管理經驗和產業協同能力的系統性提升，這種能力積累是產業現代化、高級化、復雜化的關鍵。

一國工業生產能力和技術能力的變化大致會經歷三個階段：早期的生產能力積累階段，主要通過大規模生產實踐積累“know-how”經驗﹔中期的技術能力突破階段，主要將生產積累的經驗轉化為技術創新動力，使生產能力與技術能力形成正向反饋，形成“生產—研發—再生產”的良性循環﹔到了知識驅動躍遷階段，則主要基於積累的技術能力推動制造業向先進領域拓展。生產能力強調規模，技術能力強調研發。生產能力可以為技術能力提供實踐積累的可能性，技術能力則能為生產能力賦予高附加值和競爭力。兩者在不同階段發揮不同作用：早期以生產能力積累支撐技術學習，中期以技術能力突破帶動生產升級，后期以技術能力引領生產拓展，最終實現制造業從成本敏感型向技術驅動型的轉變，為產業升級提供支撐。反之，若生產能力與技術能力脫節，例如僅注重生產規模擴張而忽視研發，或盲目追求技術突破而脫離現有生產基礎，則難以實現產業躍遷。

三

中國強調智能化、綠色化和融合化三者並行發展，並將目標定位於“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一方面是基於中國制造業的基礎與優勢，另一方面也深刻折射出產業升級的內在規律。

智能化與綠色化的發展，不僅需要催生出新部門、新技術、新行業，更需要對傳統非智能、非綠色部門進行深度滲透與改造，這一過程本身就是技術擴散與產業結構重構的必然結果，也是融合化必然成為現代產業體系構建過程中的主要特征的根本原因。技術擴散的歷史和理論表明，重大顛覆性技術的價值實現，離不開其在全產業范圍內的廣泛應用，這就要求產業結構重構過程中需要打破傳統產業邊界，實現資源的優化重組。我國擁有門類齊全、體系完整的產業部門，既有技術密集型的高端制造業，也有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不同產業的技術水平、發展階段差異顯著。在產業升級與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單純依靠新興產業的單兵突進難以實現整體產業水平的躍升，傳統產業的智能化、綠色化轉型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融合化應成為銜接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推動技術擴散與結構優化的關鍵路徑。正因如此，保持制造業合理規模就十分必要。

智能化、綠色化和融合化“三化合一”的最終指向，是要催生孕育出先進制造業這一現代產業體系的“筋骨”，充分發揮先進制造業的知識外溢效應和產業關聯效應。產業升級的本質，是打破“相關多樣化”的路徑依賴，實現向“非相關多樣化”的價值躍遷。從世界各國產業升級的歷史看，這一過程必然會體現為多樣化的減少和復雜性的提升。換言之，一國制造業的“多”與“精”之間的關系，高度依賴於發展階段。在工業化早中期，產品類型的“多”與產品技術含量的“精”之間往往同步發展：生產的產品品類呈指數增長，以產品復雜程度標識的經濟復雜性指數也隨之增長。但這種關系在成功的產業升級過程中必然發生變化：產品品類的增長會放緩，以產品復雜程度標識的經濟復雜性指數則會進一步提高，並逐步集中於更為專業、復雜度更高的產品生產。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GII）中，中國排名第10位，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經濟體，研發支出和高科技出口表現突出。2024年，中國機電產品出口佔比已接近60%，正在形成“制造+智造”雙輪驅動的格局。這意味著，在歷經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之后，中國制造業正在面臨從大到強的轉變。在這一過程中，既要緩解多樣化減少帶來的沖擊，又要提升產業轉型的效率，從制造業的既有規模和結構中凝練、鍛造出先進制造業這一關鍵骨干。先進制造業作為產品和技術都具有高復雜性的領域，在中國制造業從量的擴張到質的躍升過程中必須要發揮關鍵引領作用。這就需要保有一定規模的制造業比重，來作為制造業結構調整時期的壓艙石發揮穩定經濟發展的作用。同時，充分發揮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在創新引領和產業孵化中的作用，結合中國基本國情和高質量發展要求，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產業升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