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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論語》法譯研究”負責人、南開大學副教授
文明交流互鑒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路徑。回望《論語》在法語世界近四個世紀的傳播，儒家思想不僅照亮了中華文明的長河，也為法國啟蒙思想提供了啟迪，成為跨越時空的人類文明共同財富。
法譯《論語》走向經典與多元
自17世紀起，以《論語》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典籍在法國的譯介與詮釋構成了中華傳統文化在法國傳播的起點。法譯本《論語》對當時和后世的法國乃至西方世界均產生了深遠且廣泛的影響。
其一，法譯《論語》的作者多為著名漢學家或傳教士，譯本經典、影響深遠。東學西傳早期，法國耶穌會士通過翻譯和詮釋以儒家“四書五經”為代表的中國典籍，傳播中國文化，由此引發了歐洲的“中國熱”。其中，杜赫德等編寫的《中華帝國全志》影響重大，被譽為“法國漢學三大奠基作之一”。該書對《論語》二十篇的思想與內容進行了總體概括，並將其中一些篇章進行直接翻譯。其多次再版並被譯為多語種，為伏爾泰等學者提供了探索中國的素材。漢籍歐譯三大師之一的顧賽芬，採用中、法、拉丁文對照釋義模式譯介《論語》，獲得費樂仁和戴密微的盛贊。當代《論語》法譯者則有程艾藍、李克曼、雷威安、雷米·馬修、白光華、董強等知名漢學家或學界領軍人物，他們對中法語言文化理解深刻，其譯本也廣受好評。
其二，《論語》在法國的譯介呈現出文本數量繁多、翻譯路徑多元、歷程具有階段性、受闡釋者影響顯著等特點。《論語》譯介文本眾多且龐雜，翻譯路徑與歷程並非局限於傳統意義上的文本轉譯、重譯及復譯。在《中華帝國全志》《中國哲學家孔子》等眾多研究與介紹中國及孔子思想的著作中，亦包含對《論語》的譯介，數量頗為可觀。其譯本形態呈現多元化態勢，不僅出現了漫畫版本，還出現了《大中華文庫》這一中國國家重大出版工程推出的譯本，形成了多層次、多維度的譯介體系。
17—18世紀東學西漸之始，正如程艾藍在《法國漢學與哲學》中所說，“富有理性的‘哲學家孔子’受到啟蒙精英們的歡迎”，此時期《論語》在法國的傳播呈現出“熱情”與“誤解”並存的特征﹔19世紀，伴隨法國漢學的鼎盛發展，《論語》譯本實現經典化﹔后來，《論語》譯介與研究趨向深入，其思想被多維度闡釋。闡釋者的身份、意識形態及闡釋目的對《論語》的譯介產生了顯著影響。在現代，人們致力於探尋孔子思想的普世價值，體現出內部取向的視角。
其三，譯者翻譯態度嚴謹、處理方式靈活，譯本貼近法文讀者閱讀習慣，觸及法國讀者的情感，因此讀者接受度較高。《論語》在主體性、倫理性和審美維度等方面均具有獨屬於東方的魅力，為跨文化對話提供了深厚基礎。文本的獨特性和思想深度雖對譯介構成挑戰，卻開辟了豐富的闡釋可能。
為了更好地促進文化交融，顧賽芬的譯本忠實於原文和朱熹的注釋，採取精簡解釋性注釋、插注與附注結合，以及增譯補償、詞匯變換、語序優化等策略，貼近法國讀者的閱讀習慣。程艾藍則側重於挖掘《論語》的現代價值，通過提煉篇章標題，善用序言、腳注及背景信息等副文本，構建系統的思想體系，致力於傳達原文的簡潔性與生動對話感。李克曼則注重文學再現，如《微子》篇“楚狂接輿歌”的翻譯保留詩歌體式，運用比喻、反復等修辭強化感染力，同時採取語境化方式處理核心概念，歸化流暢的譯文與翔實的文末注釋，兼顧了文化傳遞與可讀性。
在法國，《論語》的眾多譯本共同構成一個不斷豐富的闡釋體系。法國傳教士、啟蒙思想家、漢學家及哲學家從多元視角持續拓展儒家思想在法國的闡釋維度。時至今日，孔子在西方的形象愈發多面和完整，借助翻譯這一媒介，中西文明的交流也日益深入。
孔子思想跨文化傳播的翻譯策略
孔子的仁學、禮學等核心思想，對人類文明發展具有深遠影響與積極貢獻。代表性《論語》法譯本中，核心概念呈現顯著的譯法差異。多數譯者傾向於採用歸化策略，借助法語詞匯進行闡釋以契合目標語讀者的理解習慣與語境﹔少數譯者則採用音譯方式，以保留概念的文化獨特性與術語統一性。
以“仁”的翻譯為例，在顧賽芬、鮑狄埃、雷米·馬修與白光華的譯本中，“仁”的譯名多圍繞l’humanité（人道主義）﹔李克曼以la vertu suprême（至高無上的道德）呼應“仁”的“全德”境界﹔董強則基本統一譯為la bienveillance（善心、仁慈）。與上述歸化風格不同，程艾藍通篇將“仁”音譯為“ren”，形成獨特的異化譯法，旨在凸顯中國思想系統的獨特性，激發讀者對儒家思想精髓的關注與深度理解。其中，“l’humanité”為“仁”最具代表性且使用最廣泛的法譯名。該詞源於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反封建反教會思想，強調人的價值核心地位，法國大革命時期《人權宣言》中“自由、平等、博愛”是其政治體現。法譯者多將儒家思想與人道主義類比，認為孔子思想屬於人道主義范疇，強調人的價值與倫理文明。盡管兩者在承認人的重要性上存在相似性，但孔子思想中“行仁”旨在培養仁人志士、修復禮崩樂壞的社會秩序，實現人與社會、自然的和諧，兩者在含義與境界上既有聯系更有區別。
又如，“禮”的法譯名多為rite（宗教儀式、禮儀、禮節、典禮、慣例）、rituel（禮儀、儀式）或les cérémonies（宗教儀式、祭禮、儀式、禮儀、典禮、禮節）。在《論語》中，孔子強調“禮”具有“仁”的精神內核，“禮”是“仁”的外在展現。“禮”包含的外在形式“儀式、禮儀”可以與rite或les cérémonie對應，但其內核“仁”在法譯文中通常無法准確傳達。
由上可知，翻譯實踐不僅涉及語言層面符號的轉換，而且往往與語言文字背后的文化不可分割。由於中法文化思想與文字各具特點，法譯《論語》的各個版本在對應核心詞翻譯的處理方面往往有得有失。
顧賽芬《論語》譯本 資料圖片
孔子思想對法國的影響與啟迪
17—18世紀，耶穌會士在傳播儒家經典時雖帶有基督教傾向，卻意外使孔子思想成為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伏爾泰是中法思想交融中最為突出的先驅與領袖，他具有開闊的文化視野和全新的東方認知。通過傳教士譯介的中國典籍，他發現了一個道德化、非宗教的中國文明，並認為中國在倫理與治國方面“首屈一指”。在其著述中，伏爾泰頻繁援引孔子思想，尤其推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而不同”等理念，視之為思想自由、宗教寬容與理性治國的理想范型。伏爾泰將孔子闡釋為“不語怪力亂神”的智者，將其思想詮釋為自然神論與道德哲學的典范，借以批判歐洲宗教蒙昧與專制制度。他認為科舉制是賢能政治，將孝道升華為自然法，構建了一個“開明專制”的中國烏托邦。顯然，這一形象並非對現實中國的准確描述，而是基於啟蒙訴求的文化投射。如著名的比較文學學者、漢學家艾田蒲所言，18世紀的“中國”實為啟蒙思想家反教權、倡理性的理想化“他者”。這種文化誤讀雖與史實有一定距離，但在思想史層面卻有其積極意義：孔子思想成為啟蒙思想對抗蒙昧主義的有力工具，彰顯了文明互鑒在推動思想變革中的創造性價值。伏爾泰對儒學的接受本質上是以“他者”鏡像實現自我革新，體現了跨文化對話中理解與重構的辯証關系。
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國力衰微與西方殖民擴張使歐洲對中國的認知從“哲學中國”轉向“東方專制”敘事。19世紀下半葉，以法蘭西公學院和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等為中心，雷慕沙等學者推動漢學成為系統化學科。他們憑借嚴謹考據獲得突破性成果，《中國文明》《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等經典著作不斷涌現，顧賽芬《論語》全譯本標志著經典譯介的成熟。雖然漢學家以實証糾正了黑格爾對儒學的歸類偏見，但是在殖民語境下，中國常被建構為靜態的“他者”，反映出中西力量的對比變化。
20世紀80年代以降，伴隨亞洲儒家文化圈及中國的崛起，法國儒學研究逐步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窠臼。《論語》法譯本數量遞增，研究重心也轉向對其哲學思想與文化價值的深度闡釋。法國漢學家謝和耐秉持理性立場探究中國思想，凸顯中西文化的不可通約性﹔汪德邁在《王道》中系統論証儒家思想的普世價值，將其定位為東亞文明的核心范式﹔艾田蒲於《中國之歐洲》中解構西方對儒學的工具化解讀，揭示啟蒙思想家為政治目的重構孔子形象的邏輯﹔於連則以《聖人無意》等著述開創中西哲學對話新路徑，借儒家“迂回”思維反思西方形而上學的認知局限，嘗試用中國智慧為西方哲學開拓新路徑。程艾藍《中國思想史》及雷米·馬修、王論躍等學者的研究，涵蓋思想通史與經典譯介闡釋，共同助推法國成為歐洲儒學研究重鎮。在此過程中，西方世界對孔子及其思想的認知更加立體深刻，中西文明借由翻譯實現更深入的對話與互鑒。
《論語》已成為中法文明互鑒的典范，不僅讓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更加豐富，還為全球文明交流提供了范例，凸顯了中華文化的世界性貢獻。《論語》法譯史的實踐表明，翻譯研究應立足歷史、觀照現實，探索跨文化機制，倡導平等對話，解析翻譯的多元價值。同時，要秉持文化自覺與自信，強化問題意識與理論創新，為文化發展提供學術支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和人類文明交流互鑒提供兼具歷史與現實價值的學術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