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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嘉瑜，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助理研究員、專職博士后﹔李勇先，系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特約研究員、四川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
1972年，任乃強（左二）在家鄉南充夏樂灣居所。
1987年，任乃強在成都留影。
任乃強的部分著作
學人小傳
任乃強（1894—1989），字筱庄，四川南充人。歷史地理學家、民族學家。1915年入北京農業專門學校（今中國農業大學）學習，畢業后回到四川工作。1933年后，在重慶大學、華西協合大學、四川大學等校任教。著有《四川史地——鄉土史講義》《四川州縣建置沿革圖說》《西康圖經》《康藏史地大綱》《華陽國志校補圖注》等。
任乃強先生是著名歷史地理學家、民族學家。他博學而精思，蒙文通等好友贈之以“多寶道人”的稱號。在所涉眾多領域中，任乃強對西南史地研究情有獨鐘。
任乃強生於川長於川，除在北京求學數年外，很少長期離開故土。早在1928年編纂《四川史地》一書時，他對鄉土的熱愛便有體現。該書首章對“鄉土與人生”的關系進行闡發，認為人之所以依戀鄉土，原因有二：一是身家利害所系，二是風俗習尚所與。終其一生，任乃強將對鄉土的依戀與對學術的執著融為一體，成為一代學術大家。
鄉土情深
任乃強1894年出生於四川南充一個農民家庭。他幼年時，父親受難，家境衰落。幸遇教育家張瀾先生幫助，他11歲時考入張瀾在家鄉南充創辦的高等小學堂。這所學堂有很多張瀾從日本帶回國的日文書籍、圖譜以及各種標本、儀器，還聘請了本地德才兼備的老師任各科教員。任乃強愛聽胡德宣講授的地理課，還對地圖產生了興趣。聽說張瀾有一本日本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任乃強就借來描繪，以此溫習歷史知識。正是從那時開始，任乃強喜歡上了歷史地理，為后來從事史地研究奠定了基礎。
1910年高小畢業后，任乃強考入順慶府屬八縣聯立中學讀書。1915年冬，他在張瀾及家鄉親友的資助下與同學楊長祥、王履祥同坐木船，從順慶沿嘉陵江出川求學。途經嘉陵江流域，任乃強對紫土丘陵地區的土壤侵蝕情況有了初步了解﹔在過合川小三峽時，對川東與川北在地文上的差異有了更直觀的認知﹔此后經重慶至秭歸間的大三峽，又對川東褶皺區的山水結構與四川盆地成因有了深刻認識。隨后，他自宜昌沿長江一路東去上海，再由上海至北京，對沿途湖泊、山脈、海港以及南北氣候均有切身體會，對地理的興趣日漸濃厚。
任乃強原本打算報考北京大學，但當時北大並無他中意的地理系，權衡再三，決定到北京農業專門學校（今中國農業大學）就讀，原因有二：一是可直接讀本科，省去兩年預科的費用﹔二是地理學與農學關系密切。大學期間，任乃強常走十多裡路去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今北京師范大學）旁聽白眉初、翁文灝等先生講授的地理課程，編繪地圖的本事就是在這個時候學的。
1920年夏，任乃強從北京農業專門學校畢業，一時工作無著落，適因張瀾回鄉奔喪，任乃強遂隨其回川。他從北京趕車至鄭州，轉隴海線，再由陝入川，一路邊走邊看，對華北平原與漢中盆地的農業生產與陝川間的道路交通、風土人情有了初步了解。
回川后，任乃強協助張瀾創辦四川第一所新式學校——南充中學，並任該校教務處主任與史地教員。張瀾特別提倡鄉土史教育，因此請任乃強開設鄉土史課程。為配合教學需要，任乃強手繪了10多幅四川歷史地圖，並撰寫了講義，於1928年出版，這就是《四川史地——鄉土史講義》。
1929年，應好友胡子昂、劉運籌之邀，任乃強赴西康考察，一路撰寫考察報告、筆記等。在此期間，他與藏族女子羅哲情措喜結良緣。在《西康圖經》的民俗篇中，任乃強辟專文介紹自己的妻子，表示“甚幸余之娶有此婦也”。與羅哲情措結婚，使任乃強對康藏產生了濃厚興趣與感情，后來成為康藏研究的大家。二人的婚姻，時至今日已成為漢藏通婚的一段佳話。
1943年，任乃強受華西協合大學聘請，任社會系教授兼華西邊疆研究所研究員。1946年，他組織創辦《康藏研究月刊》。同年秋，他受聘兼任四川大學農經系教授，講授農業經濟地理與中國農業史等課程。
新中國成立后，任乃強仍筆耕不輟，懷著對鄉土的摯愛，先后完成許多史地論著，出版了《川、康、藏農業區劃》《四川州縣建置沿革圖說》《華陽國志校補圖注》等著作，為西南史地研究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矢志地理
晚年，任乃強這樣回顧自己的學術之路：“余自束發受書，偏嗜地理……由經濟地理而沿革地理，而民族地理，轉而躋於歷史地理學之研究，民族研究亦因此始。”
任乃強是學農學出身的，民國時期四川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使得他對經濟地理研究格外重視。1936年，他撰成《四川經濟地理大綱》一文，分別從自然區劃與交通配置兩大層面探討四川經濟的地理特征與區域差異。他將四川分為盆內、盆舷、盆外三大部分，每個部分又細分若干亞區，從區域自然稟賦與交通狀況分析區域間的差異。該文奠定了任乃強研究西南農業地理與交通地理的基礎。至1956年撰寫《川、康、藏農業區劃》時，任乃強延續了《四川經濟地理大綱》三個區域的劃分方法，並有所發展。他反對自然因素決定論，認為開展國民經濟建設與劃分農業區，應當全面考慮各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他的這種農業分區方法，為四川制定農業生產與經濟發展政策提供了學術依據。
在經濟地理領域，除農業地理之外，任乃強對礦業地理，特別是黃金地理也頗有研究。1977年，他撰成《青藏高原採金芻議》一文，利用歷史地理學與地質學知識，對青藏高原的金區劃分與採金方式展開研究，推導出一批可能含金的地域和礦點，受到有關部門高度重視。1979年，他受聘為冶金部黃金顧問，指導西部多個省區的採金工作。他又於次年撰成《我國黃金鑄幣的歷史考察》一文，對歷史上我國的黃金產地與黃金流通進行初步梳理，並以此為基礎撰成《泛談我國和四川的黃金》一書，為當時的黃金開採工作提供了參考。在90歲高齡時，他甚至還計劃去甘孜指導採金工作，出發前被一位領導勸阻，才未成行。
任乃強一生四次赴川邊康區考察或居住，康藏史地也成為他一以貫之的研究領域。1929年首次入康，他對瀘定、康定等九縣進行了考察，所撰考察報告、筆記匯集成《西康詭異錄》一書。回到成都之后，任乃強決意拋棄一切，專究川邊史地。1931年末，他應邀對川康公路選線問題進行考察，撰成《康藏交通考》一文。通過這兩次考察，任乃強對西康史地、民族、交通等有了切實感受，遂沿襲唐宋人編纂“圖經”的方法，在羅哲情措的協助下寫就《西康圖經》三冊。此書分為境域、地文、民俗三卷，以圖為主，文字為翼，含筆記21篇、1000余條，詳細介紹西康史地與民情風俗。今日，《西康圖經》已成為研習川邊史地的必讀經典。1936年至1937年，任乃強在康區工作兩年，遍閱康區舊檔與藏文典籍，對此前考察未及的地方進行補足，陸續寫成《得綏陳氏譜》《瀘定導游》等。1944年7月至11月，任乃強隨社會學家李安宅率領的華西協合大學考察團赴康北地區，對該區域的宗教流派、寺廟興滅與土司制度進行深入調查。這是任乃強最后一次赴康區進行大規模考察，他將此次考察見聞寫成《康北考察日記》與《最近西康之行》，還編寫了《德格土司世譜》。此后，任乃強尚有《西藏的自然區劃》（1947年）、《多康的自然區劃》（1947年）、《西藏轄縣的探索》（1947年）、《天全土司世系考》（1949年）等著作問世。
在編纂《四川史地》時，任乃強發現，竟然連一幅可靠的西康歷史地圖都難以找到。加上當時帝國主義勢力意圖染指西康，國家主權面臨嚴重危機，他有感於國人對康藏認識不足，立志從編繪康藏地圖入手開展相關研究。任乃強在歷次康區考察活動中積累了大量實地測繪數據。1936年他初到康定，便赴康定城榆林宮后的雪山探尋“五色海子”。正是在多次實地踏察的基礎上，任乃強參校古今中外各種輿圖，繪成我國第一張百萬分之一《康藏標准地圖》及十萬分之一《西康各縣分圖》，撰寫了《康藏標准地圖提要》《三體譯文康藏地圖略說》。此外，他還整理了清至民國時期國內外所繪康藏地圖1000余種，編成《西康地圖譜》。
董理文獻
在任乃強看來，人對鄉土有依戀之情，鄉土對人亦有影響，一為地理，二為文獻。所謂地理，大體即可理解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所謂文獻，是指一地之特殊人才，受該地鄉土文獻之影響為大。鄉土文獻對人才的成長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因此，整理巴蜀史地文獻是任乃強史地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東晉常璩撰寫的《華陽國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方志，記述了西南地區的歷史與地理。任乃強花費近40年時間，廣泛搜集《華陽國志》歷代版本，考証其源流，並對其進行校注，撰成《華陽國志校補圖注》。此書系統考証和論述了西南地區上古至東晉時期歷史、地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等多方面內容，糾駁了前人諸多謬說，提出了大量新穎獨到的見解。他特別對《華陽國志》地理之部進行了細致考訂，繪圖19幅，插附各卷前和適當頁中，以便閱者取圖驗志，將《華陽國志》的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華陽國志校補圖注》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獲得學術界的廣泛贊譽，1991年獲全國首屆古籍整理一等獎，1993年又獲首屆國家圖書獎。
任乃強大學畢業回南充開設鄉土史課程時，雖手繪多幅四川歷史地圖，但多據文獻資料描繪，很多地點未能落到實地，他一直引以為憾。經過幾十年搜集資料與實境考察，任乃強實測繪制100多幅州縣形勝與實測地圖，后將所搜集、編繪的圖文資料，形成《四川州縣建置沿革史》與《四川歷史地圖》兩書，進而將其整理為《四川州縣建置沿革圖說》。該書繪制了四川歷代州縣建置沿革圖並附圖說，以此反映四川各個歷史時期不同地域經濟興衰、人口消長、政治疏密、文化隆替等社會發展歷程與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過程及其特點。
1983年春，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復旦大學教授譚其驤來成都，專程拜見任乃強先生。譚其驤請任乃強為自己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川藏部分提出修改意見，任乃強當場表示願將自己尚未出版的《四川州縣建置沿革圖說》手稿提供給譚其驤參考。兩位先生的交往與彼此傾慕成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界的一段佳話。
在地方志編纂事業上，任乃強也投入了許多心力。大學畢業回川后，適逢四川全省纂修地方志，任乃強便參與編纂《新修南充縣志》。從1928年春至次年2月，在半年多的時間中，任乃強同其他採訪、測繪人員一同前往各鎮村訪古搜舊，網羅逸聞。后來，任乃強要到成都工作，但書稿尚未完成。他隻好白天趕路，晚上在油燈下修志，直至抵達成都后，才完成稿件，將其郵寄回南充。該志輿地、沿革、物產等篇皆出自任乃強之手。1940年，任乃強出任西康省通志館籌備主任，對《西康通志》的撰修擬定了26條原則，還設計出各卷綱目。
20世紀80年代，全國各地都開始編修新方志，四川省地方志編修也如火如荼地開展了起來。1985年9月，已經91歲高齡的任乃強在兒子任新建的陪同下，乘車十幾個小時從成都趕赴南充，為地、市兩級地方志編纂人員進行培訓，指導當地新修方志編纂工作。1986年，為新修《什邡縣志》，當地方志辦求教於任乃強。任乃強提出，新方志的纂修要顯示出本地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充分發揮存史、資政、育人功能。他的建議，不僅適用於什邡一地，也適用於其他地方志的編修。
經世致用
考古學家張勛燎先生回憶：“任乃強告訴我，他立下的家訓是‘自立自強，有益人民’八個大字。”任乃強的人生經歷，正是這八字家訓的最好注腳。
歷史地理學是一門注重經世致用的學科，任乃強大學畢業后就在南充開展地方自治活動，用鄉土歷史來啟迪學生。在南充中學編纂《四川史地——鄉土史講義》時，為了讓學生對當時四川的現實政治有所了解，他著意搜集四川軍閥的發展演變以及軍閥混戰等資料，繪成一幅當年各軍閥割據的地圖，附在此書封底。在西康工作時，他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西南邊疆安全，還在對清代“烏拉制度”研究的基礎上，提倡實行“牧站聯運”，以解決高原地區交通問題。新中國成立后，任乃強積極利用所學趕制進藏地圖，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多學科研究方法的運用是任乃強治學的一大特點。在康藏史地研究中，他從自然地理切入，深入討論康藏地區社會經濟、民族、宗教等多方面的特點，而非以偏概全。任乃強認為，自然地理條件是影響一個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與政區建置的重要因素，為此，在編繪《四川州縣建置沿革圖說》時，他首創了《四川州縣建置的自然背景》圖幅。在川、康、藏農業區域劃分中，他又利用地理學、農學等方法來劃分農業區劃。
任乃強從不盲從書本知識，堅持求真務實，主張將傳世文獻與實地考察相互印証。他身著長袍，頭戴瓜皮帽，長期在川西高原上一路跋山涉水，遍歷鄉鎮，測繪地圖，訪問耆老，採訪民風，“窮其究竟，無論政治、軍事、經濟、宗教、民俗、山川風物，以至委巷瑣屑鄙俚之事，皆記錄之”（《西康圖經·自記》），由此才誕生了《康區視察報告》《康藏史地大綱》《西康圖經》等高水平的學術研究成果。在秦嶺踏察漢水的潛水進出口后，任乃強對東、西漢水源流、流向、流經地等有了新認識，糾正了《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水經注》《資治通鑒》等書及其歷代注釋的若干謬誤。在《吐蕃叢考》及《吐蕃音義考》等文中，任乃強在國內首先提出“蕃”應讀“bō”，而“吐”由漢文“大”音訛而來，批駁了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之謬。對明末清初張獻忠屠蜀一事，盡管史載斑斑，但任乃強從當時人口數字統計和文獻分析出發，認為糧食問題才是明清之際蜀難的關鍵，而不能僅以“張獻忠屠蜀”一言蓋之。在編繪《四川州縣建置沿革圖說》時，他對於古縣位置的考証，除了參校史料與實地踏察以外，還注意利用考古新發現。他的蜀枸醬、蜀布、邛竹杖產地與羌族遷徙、巴蜀古史等研究，也利用了大量考古資料。
任乃強自述：“我研究歷史的方法，其實就是研究地理的方法。我分析任何一個歷史問題，都不離開地理條件的依據。”任乃強“對地理的關注”與“明確的區域研究意識”，是四川大學史學研究的優良傳統與重要特色。斯人已逝，任乃強先生自強不息、革舊立新、求真務實的學術態度仍然深深地影響著一代代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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