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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欣，系煙台大學教授
“岳鎮海瀆”即中國古代五岳、五鎮、四海、四瀆祭祀體系。具體而言，五岳是指東岳泰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五鎮是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中鎮霍山、西鎮吳山、北鎮醫巫閭山﹔四海是東海、南海、西海、北海﹔四瀆是長江、黃河、淮河、濟水。岳鎮海瀆是中國山川河海的代表，屬自然之體，呈現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它們又是被建構的文化概念，以獨特的地理語言描述著禮法政治的意涵，以禮儀形式維護著對遼闊國土一統性的建構，在古代歷史進程中成為權持正統、天下一統的標識，蘊含著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也貫穿於各朝代社會管理體系之中。作為山川文化中最核心、最具象征性的禮制文化之一，“岳鎮海瀆”承載的大一統文化發展脈絡與體國經野的治國之策，既是政治觀念在自然山川中的體現，也是民俗信仰在地域中的傳承，其所蘊含的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多元一體等文化思想和價值理念，凸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鮮明特色和思想內涵。
一
山川是先人的重要生活場域，一些位置特殊、形體龐大的山川，在古代文明的形成、發展過程中最早被賦予人文含義，又依不同標准被分類組合，排成山川系列，構成象征意義。但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它們又各有其脈絡。
甲骨文中的“岳”字本為山岳重疊的樣子，卜辭、《國語》《左傳》《山海經》等文獻中所指之“岳”，又延伸出山神、部落首領、部落祖先等意涵。這些內涵的延伸，無疑是人類在社群生活中將自身、信仰與自然進行聯系的結果。因此早期“岳”的意涵豐富，並不特指“五岳”。“鎮”本義為“壓”，引申為承壓之物。鄭玄注《周禮·大宗伯》曰：“鎮，安也，所以安四方。”《禹貢》《周禮》等文獻對於九州之劃分雖有不同，但境內均有安四方的高山，即九鎮山。這些山不僅被界定為九州的界標和象征，同時被賦予系民望而安德的文化價值。鄭玄注《周禮·大司樂》中，又將鎮山分為“五岳四鎮”，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自周而至漢代，九州之山，逐漸演化為岳鎮並列的名山系列，這些具有方位代表性的神聖高山，在華夏文明地理構建中象征著核心的地域范圍。
“瀆”之由昉，見於《爾雅·釋水》：“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五岳四瀆並稱的概念在《禮記》中已經出現，即所謂的“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這雖然不能說明五岳四瀆祭祀制度的完整化，但儒家早期的地理政治構想已經初顯雛形。至西漢宣帝時，“五岳四瀆”成為一種完整的祭祀禮制，“自是五岳、四瀆皆有常禮”（《漢書·郊祀志》）。
相比於瀆的專指，“海”則有專指與引申兩重含義。《釋名·釋水》曰：“海，晦也，主承穢濁，其色黑而晦也。”晦，即昏暗，看不到邊際，引申為邊界。《爾雅·釋地》又雲：“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顯然，在這裡四海表達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海，而是代指天下及族群，又如《說文》所釋：“凡地大物博者皆得謂之海”。而“江漢朝宗於海”中的海指實際意義上的海，如《山海經·大荒北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檻大逢之山，河、濟所入，海北注焉”，此處之海是黃河、濟水入之的實體之海。對於海的祭祀在春秋時期的魯國有“三望”之祭，祭祀海、岱、淮﹔秦統一之后，在雍地建有“四海祠”﹔漢宣帝確立岳瀆祭祀之制時，四海為五岳四瀆之陪祀。
作為自然之體，岳鎮海瀆文化意涵的不斷累加，與戰國后期至漢初逐漸形成的大一統國家山川空間格局相一致，也與此一時期逐漸形成的陰陽五行宇宙體系相關聯，這些也是自商周而至秦漢岳鎮海瀆觀念逐漸成熟完備的重要原因。在現實層面，岳鎮海瀆完整祭祀概念的形成又與政治管理體制的變革密切相關。周朝宗法制之下，岳鎮海瀆位於王畿和各諸侯國之內，完整的岳鎮海瀆祭祀難以形成，至秦朝統一六國，岳瀆海被分別納入東、西兩個祭祀體系之中，秦始皇亦以巡祭的方式祭祀岳、海。漢初再行分封之制，岳鎮海瀆分祭於不同郡縣和封國之內，所以直至漢武帝收回對“五岳四瀆”的統轄權，才最終促成漢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岳瀆祭祀被正式納入禮制范疇的事實。
二
國家禮制之中的岳鎮海瀆單獨建祠祭祀始於隋朝，后世稱“祠建於隋，禮備於唐”。《隋書·禮儀志》載：“開皇十四年（594年）閏十月，詔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巫閭山、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至唐代，“武德、貞觀之制……五岳、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但此時鎮僅四鎮，直至北宋五岳五鎮四海四瀆格局正式完備。
與祭祀格局完備相一致，岳鎮海瀆所代表的皇權地理及文化正統在國家觀念塑造中的作用也進一步強化。以南宋為例，因偏安杭州，岳鎮海瀆大多不在版圖之內，如何解決山川、方域與正統之間的關系？當時一方面實施“望祭”，遵循北宋禮制，另一方面“權宜”行事，將原本在山東萊州祭祀的東海祠改建於明州定海縣，通過對岳鎮海瀆祭祀地點的變通實現制度的延續。與此同時，北方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對岳鎮海瀆“封爵並仍唐、宋之舊”，制定了祭祀岳鎮海瀆儀制，“以四立、土王日就本廟致祭，其在他界者遙祀”。金、宋雙方都通過“望祭”方式祭祀不在方域之內的岳鎮海瀆，使其成為南北共享的地理文化符號。
與其他王朝不同，元代和清代對五鎮之中的醫巫閭山更加重視，元代因“皇元龍興朔上……視他鎮尤為密邇”﹔清代亦因地望之故，而“秩祀同岱宗”。與此同時，康熙皇帝打破“天下諸山皆源自昆侖”的共識，構造了一套新的山脈系統，其中關於岳鎮海瀆，就有“泰山為長白之分支”說法﹔其他如“大興安嶺祀典如五鎮儀”，鬆花江“依望祭北海制行”。再者，自康熙至乾隆改歷代北海附祭濟瀆廟的傳統，在山海關置北海神廟單獨祭祀。這些做法通過強化滿洲龍興之地的堪輿價值，提升其地位，以凸顯政權建立的正統性。
康乾時期，隨著地理版圖的擴展，岳鎮海瀆的祭祀體系隨之發生變化。乾隆二十二年祭木素爾鄂拉（天山的支脈）文中有“列岳鎮之班”之語﹔乾隆二十五年告祭伊犁郭勒（河）文中有“比之瀆尊”的說法，原本不屬於岳鎮海瀆體系的西北地區的山脈河流，擁有了與岳鎮海瀆相同的地位，被納入傳統文化體系，亦成為清廷控制和經營西域的重要象征。
三
岳鎮海瀆作為禮制概念和人們“以山川定方域”的地理認知，伴隨著帝制消亡而消亡﹔近代以來，在教育和學術層面，其被地質學意義上的山川學說和文化學上的山海意象代替。但作為一種中國特有的歷史文化概念，岳鎮海瀆蘊含著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等中華文化特質和傳統價值理念，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
岳鎮海瀆首先是認知古人與自然關系的一把鑰匙。中國古代天文書以星辰為“文”，地理書以山水為“理”，所謂“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岳鎮其域”。在這一過程中，山水既是古人理解世界的工具，也是確立天人一體、自然和諧等觀念的本源之一。
岳鎮海瀆是認知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及歷史發展進程的一面鏡子。岳鎮海瀆禮制概念由王朝政教、宗教信仰、自然審美共同推動而成，作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與地理文化的雙重呈現，是中國古代運用禮儀制度與道德規范進行思想統合、社會管理的重要載體。從自然山水到岳鎮海瀆體系的建立，從本體到象征、從現實世界到神話世界、從地域神靈到正統標識，在不同歷史時代，尊重自然、崇敬自然、利用自然、陰陽五行、天下一統、天人合一等思想被不斷加以整合，成就中國獨特的天人關系、社會管理模式，也造就了中華文明獨特的地理政治語言。在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山川祭祀制度設計背后，還有宗教文化與自然山川審美的自發發展與相互契合，道教、佛教利用山海之勢所塑造的文化景觀，士人在雅俗之間所創造的自然審美，都於岳鎮海瀆這面鏡子中折射出獨屬於中國的文化意象。
岳鎮海瀆是理解“何以中國”的一種歷史符號。在中國歷史上，岳鎮海瀆與國家邊界、地理疆域、人文景觀等政治及文化觀念統合在一起，並在歷史發展進程中被賦予王朝、皇權、文明等多重意義。兩周以至秦漢，由封建而至郡縣轉變過程中，岳鎮海瀆負載了中央解決對廣闊國土進行一統性政治建設的重要使命。秦漢而至隋唐，從岳瀆到岳鎮海瀆，從巡祭到單獨祠祭，岳鎮海瀆是建構正統文化標志中的重要一環。宋元而至明清，岳鎮海瀆之禮持續發揮著“正統標志”功能。岳鎮海瀆禮制所承載的實際功能和文化意義經歷了從“天下界域”到“正統標志”等變化過程，這種變化亦體現著不同朝代對岳鎮海瀆以及其所蘊含的天下、正統、世界等認知的轉變，凸顯著秦漢以降“大一統”從形成、鞏固到最終成為民族共識的演變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