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莉：數智時代社會科學研究的范式創新與價值錨定

作者：米莉，系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置身數智時代，社會科學研究者須以高度的歷史自覺和理論自覺，直面研究范式與知識生產方式的變革挑戰，既在數智驅動中銳意改革創新，又在文明接續中篤守價值靈魂，從而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沃土上，扎實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

數智驅動下的范式創新

數智時代對於社會科學研究的新機遇，深刻體現為“議題—方法—理論”的系統性范式變革，這將為知識生產注入全新動力。

議題拓展。與西方發達國家依序經歷的“串聯式”進程不同，中國在時空高度壓縮的背景下，實現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數智化轉型的多社會形態疊加發展，由此形成了獨特的“並聯式”發展路徑。這種宏大的實踐創新，打破了基於西方經驗的理論預設，催生出大量須以本土視角進行整體性把握的社會圖景和獨特議題集群，如數字鄉村治理和數字命運共同體建設、算法治理對傳統治理體系的重塑、扁平化的數字平台組織方式導致的社會結構變遷、數智社會對個體意義進行形式化編碼所引發的治理形式變革、泛在連接導致的網絡化個人主義興起與群體心理變化、國家—平台—民眾新型關系模式的生成及運行邏輯等。這些議題根植於中國復雜而鮮活的數智化實踐，其獨特性和整體性決定了無法通過簡單移植西方理論框架進行“旁証”或“跟跑”，而必須立足本土實踐，開啟從問題意識到理論建構的全面自主創新。

方法升級。一方面，數智時代的到來，將社會科學研究資料來源拓展到囊括圖像、音視頻、社交文本、時空軌跡等海量數字足跡在內的多元非結構化數據，而數據的實時生成與更新，則為展開實時立體的社會分析提供了新的可能。另一方面，基於數智時代的各種新實踐，如利用海量非結構化數據進行輿情演化與社會心態追蹤、借助社會計算模擬不同主體間的復雜互動機制生成、通過ABM（基於主體的建模）推演政策在多元群體中的涌現效應、運用網絡分析揭示隱藏在社會結構深處的資源與權力流動等，在日益深化混合方法研究的同時，將社會科學研究特有的理論關懷、問題意識與數智技術的處理邏輯深度互嵌，由此催生出計算社會科學、數字社會學、數字政治學等一系列交叉學科和交叉研究方法，推動社會科學研究范式全面升級，並為提煉新概念、構建新理論奠定了方法論基礎。

理論創新。議題拓展與范式升級，終將導向理論成果的體系化產出和理論話語的推陳出新。這就要求數智時代的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超越將中國經驗視為西方理論“注腳”或“例外”的階段，又不能止步於對本土現象的特殊性描述，而是從數字命運共同體、算法治理、網上群眾路線、數字生態等鮮活實踐中，提煉出一批具有強大解釋力的標識性概念，在與既有理論進行深度對話的同時，推動中國本土知識的國際傳播。換言之，數智時代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論創新目標，並非進行局部的知識增補，而是旨在通過重構核心概念和理論體系，形成一批雖根植於中國情境，卻能對非中國經驗展現出高度解釋力的一般性理論，這一過程的最終指向，是實現從“關於中國的社會科學”向“來自中國的社會科學”躍升，從而在參與全球學術對話中推動文明互鑒。

文明接續中的價值錨定

在銳意創新的同時，社會科學研究也要恪守其文明根基與價值靈魂，直面技術理性膨脹的風險，在文明接續中進行價值錨定。

守人民立場的實踐自覺之正。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素懷經世致用的精神底蘊，其精要不在於學問的高深莫測和孤芳自賞，而在於推動人民現實生活境遇的改善。因此，數智時代的社會科學研究尤須超越工具理性的技術宰制和知識生產的異化困境，將終極目標錨定在服務人民、貢獻社會的實踐自覺上，也就是既通過數智工具解析社會現象，又將學術探索深深扎根於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參與之中，學以致用、知行合一。這也意味著知識生產必須超越理論的自我循環驗証，緊密聯系實際，關注民眾的真切期盼，回應時代的真正問題，將成果最終轉化為增進民生福祉的實踐智慧。唯有堅持這一立場，才能跳出理論的空轉，實現其“人文化成”的根本使命。

守返本開新的文脈傳承之正。數智時代的技術手段雖精於捕捉和摹畫編碼化的外顯知識，卻常常對於那些只能“意會”的緘默部分和文化內核解釋乏力，如果為此所囿，則容易陷入理論依附與經驗瑣碎，催生出一種文明斷裂的知識生產。因此，數智時代的社會科學研究，應以“返本”為要，懷揣“將心比心”的溫情與敬意，以深切的同情與內省超越局外人的冰冷審視，接續文明傳統，重拾知識的時間屬性。這種返本絕非守舊和復古，而是為了探尋深層的歷史文化脈絡，激活深植於文明根底的意義世界，從而獲得一種更具主體性的深刻理解，以此通往真正的文化自覺與歷史自覺。唯有如此，方能在深刻理解文明傳承的基礎上實現真正的“開新”，繼而從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活實踐中，提煉出既能與古老智慧對話又能回應人類公共關切的標識性概念與普遍性理論。這種返本開新之道，是超越技術幻象與學術短視，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正途，引導社會科學研究在文明賡續中篤定前行。

守從實求知的田野調查之正。數智時代的到來，固然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海量數據和前所未有的社會計算與變量分析能力，然而，那些在歷史變遷中沉澱下來的、具備相對穩定性的社會底蘊，依舊是穿透社會紋理的恆常結構和深層邏輯，人們無法僅僅通過模型推演或數據計算獲得真正的洞察力。社會科學本質上是關於人和社會的研究，這要求研究者秉持從實求知的精神，行行重行行，重返田野調查的現場，不僅解讀抽象的數據軌跡，也要通過扎實的在地性經驗和局內觀察，體悟文化習俗的無聲浸潤、感知制度脈絡的內在韌性、汲取日常生活的實踐智慧，進而理解行動者自身的意義賦予和情感邏輯。這種源於田野調查的經驗質感，才是數智時代校驗數據偏差、理解社會深層邏輯和激發理論靈感的源泉，也是避免陷入技術主義和知識中心主義陷阱的關鍵，從而抵達“既見社會又見人”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