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屆“21世紀城市發展”國際會議在武漢成功召開

隨著我國城鎮化發展進入中后期，存量更新代替增量發展成為中國城市空間發展的主要形式，城市普遍進入物質空間、社會空間、經濟空間、文化空間、生態空間等多維空間同頻共振高質量更新的階段。人民對於高品質城市空間的需求，城市規劃設計應該有所響應，無論是基礎理論、規劃設計方法、工作方式、乃至相關的標准和法規都要有所創新。城市更新地區的規劃設計作為建設活動的指導和依據，其作用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在城市更新語境下進行理論方法、關鍵技術與實踐應用的創新，是值得探索的重大議題。

為此，第十一屆“21世紀城市發展”國際會議邀請國內外多領域知名專家與學者齊聚一堂，圍繞“城市更新與規劃創新”主題展開深度對話，以期通過思想的碰撞與智慧的交融，為推進城市更新時期規劃理論與實踐發展注入新動力。

11月1日，第十一屆“21世紀城市發展”國際會議在華中科技大學梧桐語問學中心明德廳開幕。各位專家充分探討了城市更新語境下的規劃理論方法、關鍵技術與實踐應用創新，展現了對城市更新領域學科前沿與多元實踐的深度思考。內容精彩紛呈，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規劃學界業界的專家代表、高校師生200余人到場聆聽。大會現場討論熱烈、座無虛席，同時，中國城市規劃學會規劃V站、“中國城市規劃”視頻號、華中科技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視頻號等多個平台同步直播，線上約16000人次實時觀看，廣泛分享了城市更新與規劃創新的學術前沿與實踐熱點。

開幕式由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常務理事、華中科技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華中卓越學者”首席教授黃亞平主持，華中科技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院長譚剛毅和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石楠分別發表講話。

譚剛毅代表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對各位嘉賓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誠摯的感謝。他表示，本校城市規劃專業在幾代人的共同努力下，長期致力於城市建設發展的實踐與研究，形成了獨特的專業特色，並獲得了業界和學界的廣泛認可，這一切都離不開大家的大力支持。

他指出，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剛剛結束，會議在此研討“城市更新與規劃創新”，可謂恰逢其時。如何建設創新、宜居、美麗、韌性、文明、智慧的現代化人民城市，已成為城市工作的核心目標，也是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主戰場，為城鄉規劃建設工作指明了方向。當前，中國的城鎮化率已超過65%，從增量擴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同時，新技術的飛速發展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這些技術必將改變乃至重塑我們的社會形態，促進文明躍升。在此背景下，設計的目標、問題、理念和工具都已發生深刻變化。規劃行業與教育該如何發展？過去形成的某種“范式”已難以適應今日之需。我們絕不能以昨日的思維來解決今天的問題，這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與危機。然而，危機中也蘊藏著“范式轉移”的機遇。科學發展並非線性，我們更需要以批判性和自反性的思維，來共同思考城市工作的開展與規劃的創新。

他表示特別期待各位專家學者的真知灼見，也希望大家為城鄉規劃學科建設多提寶貴意見，繼續支持學院的發展。最后，他預祝本次大會取得圓滿成功。

石楠代表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對與會嘉賓表示歡迎，並感謝華中科技大學與學會聯合主辦，感謝承辦單位、協辦單位的大力支持。

今年的國際會議是第十一屆，他回想鄒德慈院士在論壇創辦初期的種種囑托，以及本世紀初大家對21世紀中國城市發展的憧憬，更加深切地體會到“未來已來”的含義。

十多年來，國際會議分別就全球化進程中的城市本土性、城市高質量發展與治理、大都市規劃與空間治理、資源管理和空間規劃、新型城鎮化與城市區域空間規劃、走向區域的城鄉文化遺產保護等諸多主題進行了深入的研討和交流，順應了當時的需求，助力華中科技大學，特別是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的學科建設，也鑄就了中國城市規劃學會重要的區域性品牌活動和全國城市規劃領域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學術活動。

他強調，今年討論“城市更新與規劃創新”的主題，恰逢其時，非常必要。我國已經進入城市更新時期，城鎮化正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城市更新自2019進入最高決策層的視野，黨和國家出台了一系列有關城市更新的方針政策。今年5月，中辦國辦發布的《關於持續推進城市更新行動的意見》中指出，實施城市更新行動，是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舉措。7月份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以城市更新為重要抓手，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城市現代化新路子。可以看出，城市更新不僅是改善城市人居環境，實現人民群眾高品質生活的重要工作，更是事關我國城市結構優化、動能轉換、品質提升、綠色轉型、文脈賡續、治理增效的過程，是實現城市現代化的重要步驟。

剛剛結束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再一次強調，要堅持城市內涵式發展，大力實施城市更新，建設創新、宜居、美麗、韌性、文明、智慧的現代化人民城市。

他指出，所有這些都為規劃專業提出了新要求、新使命和新挑戰，未來五年和更長一段時間，城市更新將成為關注的焦點，如何通過城市更新實現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和高效能治理，還有諸多亟待破解的難題。在快速增長和大規模擴張時期形成的規劃理念、方法，已經難以適應當下的需求，規劃產品和服務存在錯配現象，我們還沒有完全擺脫計劃經濟的思維慣性，也沒有完全建立起基於市場條件的規劃技術手段，仍然過於強調“規劃建設管理”邏輯下“規劃”作為龍頭的主體地位，而在城市更新和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今天，更需要思考“規劃建設治理”邏輯下，“規劃”服務於治理和建設的新角色、新擔當。

因此，進一步深化規劃改革，完善規劃體制，勢在必行，這當中，必須從創新找思路，尋動力。借此機會，他分享了幾點思考：規劃創新必須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宗旨，要服務於高質量發展，要適應“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的宏觀制度建設需要，要有利於重構行業生態，要為文明城市建設服務，要建立起我國自己的規劃知識體系。

他表示，黨中央已經對未來五年的發展擘畫了藍圖，我們正處於一個十分難得的發展機遇期，要加強學術研究，以學術研究和學理建設應對現實中的各種挑戰，給行業以科技的定力。並希望，能有更多類似於“21世紀城市城市發展”國際會議這樣的高品質學術活動，為繁榮新時期我國城鄉規劃學搭建更多的平台。最后，他預祝會議圓滿成功！

特邀主旨報告

上半場的特邀主旨報告由華中科技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書記兼副院長彭翀教授和華中科技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城市規劃系副系主任賀慧教授主持。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監事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同濟大學吳志強教授（視頻），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張杰教授，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孫一民教授，歐洲人與環境研究國際協會IAPS前主席、西班牙拉科魯尼亞大學社會與環境心理學系裡卡多•加西亞•米拉教授，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常務理事、重慶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黨委書記李和平教授分別作精彩報告。

吳志強指出，當前城市發展正處於新的歷史方位，應從快速擴張階段轉向高品質、穩發展的新階段。圍繞“城市生命，智慧復興”這一主題，他分享了兩點解讀。

第一，歷史方位發生重大轉變。會議明確指出我國城鎮化正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以推進城市更新為重要抓手，成為新時代城市發展核心路徑。

第二，確立現代化人民城市六維目標。會議提出建設“創新、宜居、美麗、韌性、文明、智慧”現代化人民城市，這六個維度構成了新時代城市發展的目標體系。

吳志強指出，城市是個生命體，不是隻有出生，而是終生健康。他分享了幾大訣竅。第一訣，城市更新，人本核心。以柏林老城為例，他闡述了必先定居民人群，才可定更新內容。凡脫離了人本願望的，基本上都是被人指責的反面教材。第二訣，城市更新，精細為要。以巴黎老城改建規劃為例，他闡述了精在細部，成在細節，美在細致。第三訣，城市更新，集思廣益。以漢堡港口振興規劃為例，他闡述了應該讓設計師去發現可以轉化為主動空間的城市被動空間。第四訣，城市更新，點石成金。以上海世博會為例，他闡述了舊廠房轉化為新文化地標，歷史最污垢可以成為城市最生態。第五訣，城市更新，智慧感知。以同濟沖之場為例，通過布設多種傳感器實時進行“室外情緒感知”，為空間優化與管理決策提供依據，闡述了“以數明律，以律定城﹔以流定形，形流相成”。第六訣，城市更新，以快制快。規劃不能僅停留在圖紙階段，而應深入現場、與居民共建。真正的規劃設計在大地上做。第七訣，城市更新，生命維護。城市規劃建設不僅僅是新生命的接生，更是對全生命周期的呵護。

最后，吳志強呼吁規劃者不能僅僅呆在書齋，而要深入大地，以行動推動城鄉煥發活力。重點不在於修建了新的房子，而在於房子裡的人，他們讓我們覺得，城市規劃是值得的。21世紀不僅僅是新的，更重要的是，人的心態是新的。

張杰表示城市保護與更新是城鎮化后半場的全球共同課題，我國城市保護與城市更新工作特點及難點與西方國家有本質差異，應探索適於中國國情、保護與更新結合的路徑。

面對復雜的城市建成環境，張杰強調四點：一是提倡保護與更新多維度結合的小規模、漸進式更新模式﹔二是突出整體性與差異性的關聯保護，強調精准識別歷史信息是延續城市風貌的基礎﹔三是強調老舊片區建筑的綠色可持續形態優化和性能提升，他指出城市更新是對於功能和空間調試的過程，是實現低碳發展的重要抓手，強調應利用大數據研究方法為低碳更新提供科學依據﹔四是更新轉型、活力再生的功能與空間適配，強調運營的重要性。

張杰重點分享了三個實踐案例：

在福州三坊七巷街區更新中，團隊突破了單一文物保護的局限，將“柴欄厝”等居民建筑納入保護體系，探索了從單體保護到活態街區整體復興的路徑，解決了文化傳承與社區社會經濟活力可持續的標志性難題。

在景德鎮老舊城區綜合更新中，確立以保護利用為引領的更新模式，通過“紅綠圖”框架鎖定更新范圍，採用新舊結合的“補丁美學”和建筑垃圾再利用進行生態修繕。同時，配套“陶公寓”緩解青年創業壓力，運營“藝術集市”激發活力，實現了文化保護與產業發展的良性互動，解決了文化傳承與老工業城市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共性難題。

在清華大學昌平國重基地建設中，將三個破舊工廠轉型為科研高地，不僅保留了工業遺存作為空間記憶，更集成了跨季節儲熱供暖等先進低碳技術，構建了校城融合的開放創新園區。

最后，張杰總結道，城市更新時代為規劃建筑行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應用場景，應以文脈為牽引，通過多維關聯的理論與實踐，推動城市走向可持續的未來。

孫一民指出，在新時代詳細規劃更新與創新的背景下，城市可持續發展需要確立“集約、緊湊、高效”的理論框架。他強調，當前城市發展面臨空間不均衡、結構錯配等挑戰，而城市更新正是解決這些問題、推動空間優化的重要抓手。

孫一民認為，傳統的詳細規劃存在與建設實踐脫節的問題。他提出應建立“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結合的工作方法，通過以大型復雜工程為實施載體，將規劃決策、集約建設和協同治理有機結合。這一過程中，“集約建設”是實現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所在。

在實踐層面，他通過大型體育建筑、大型公共建筑、城市重點片區、區域尺度規劃等多種案例闡述了該理論框架的應用。例如，在北京奧運摔跤館設計中，團隊採用緊湊內斂的布局，實現了與周邊城市空間的有機融合﹔江門濱江體育中心通過集約化布局，在滿足詳規要求的同時創造了更多開放空間﹔廣州美術館通過建筑布局的優化調整，成功保護了周邊創意園區，為中小企業發展保留了空間﹔廣州琶洲CBD項目中，通過空間結構優化和土地集約利用，在保留工業遺存的同時提升了區域價值。在黃金內灣規劃中，引導多節點精細化提升，助推區域景觀格局優化。

孫一民強調，實現“集約、緊湊、高效”的發展目標需要建立全過程協同機制，包括前期的策劃反思、中期的技術優化和后期的精准治理。他指出，這不僅能夠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更能增強城市系統的安全韌性，最終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

最后，孫一民總結道，城市作為高質量發展的主戰場，肩負著“不斷開掘新動能、拓展新空間、增創新優勢”的歷史任務。“集約-緊湊-高效”既是更新轉型期的策略，也是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創新之路。

裡卡多·加西亞·米拉指出，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必須引入環境心理學視角，並將公眾有效納入規劃決策過程。

米拉強調，當前將科學知識轉化為政策的核心障礙在於學科壁壘。知識被分割在不同領域，導致分析視角單一。他倡導建立“跨學科”工作模式，這一非線性過程旨在融合不同學科知識，創造出如氫氧結合生成水般具有全新屬性的解決方案，以應對復雜的可持續性問題。

他特別指出，成功的城市更新需要創造促進社會創新和真實公眾參與的空間，並需破除“公民不懂規劃”的偏見。政策制定必須在治理模式上達成共識，建立包含公眾參與的機制。

報告中，米拉重點闡述了“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NBS）在城市更新中的多重效益。依據環境心理學中的“注意力恢復理論”與“壓力減輕理論”，接觸自然能有效幫助人們恢復心智資源、減輕精神疲勞。研究証實，綠色空間更多的社區，其居民社會聯系更緊密，更容易就社區規范達成共識，集體行動也更有效。

此外，綠地環境與犯罪率降低顯著相關。自然景觀通過改善心理健康、減少可能引發暴力的精神疲勞，同時促進鄰裡社交互動增強，從而提升居民安全感。

最后，米拉將研究延伸至生活方式領域。其團隊通過跨學科研究發現，當前過度消費與過度工作的模式並未提升幸福感。人們普遍渴望更多與家人相處、投身戶外和參與社區的時間。研究表明，鄰裡品質與個人時間管理是推動生活方式向可持續轉變的關鍵因素。

米拉總結，其團隊從心理學理論出發，結合經濟建模與人工智能社會模擬的研究路徑，旨在通過跨學科合作，將知識有效轉化為政策，促進社會向可持續發展的公正轉型。

李和平指出，“人民城市”理念的核心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將人民作為城市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一理念要求在城市更新中充分體現人民性，即城市發展必須回應“屬於誰、依靠誰、為了誰”的根本問題，具體表現為滿足人民基本需求、保障人民參與權利、提升人民獲得感三大層次。

李和平認為，城市更新應遵循差異化實施路徑。不同城市、不同地段、不同片區的人民需求存在顯著差異，更新策略需因地制宜：對於經濟發達城市，可關注文化精神層面的提升﹔對於發展階段稍晚的城市，則應優先滿足基礎設施等基本生活需求。在同一城市內部，也需根據區域的歷史文化價值與功能定位，採取保護、改造或提升等分類施策方式。

結合重慶大田灣-文化宮-大禮堂風貌片區更新實踐，李和平闡述了如何將“人民城市”理念轉化為具體行動：

第一，強化文化傳承，回應精神需求。項目通過構建“一軸多支”的歷史景觀結構，串聯片區內重要文保建筑與歷史場所，對約1.3萬平方米歷史建筑進行修復與風貌還原，重塑片區文化認同與精神價值。

第二，推動空間共享，提升空間品質。項目通過建設連續步道、優化交通流線、增建地下停車場、打造開放綠地等措施，打破原有空間隔閡，將三大片區有機串聯，形成完整開放的公共空間體系，增強市民使用的便捷性與舒適性。

第三，改善生活品質，激活城市功能。項目通過完善公共服務設施、提升景觀環境、引入文體活動（如作為“渝超”聯賽主場）等方式，不僅優化了本地居民的生活體驗，也帶動文商旅融合發展，使該區域重新成為重慶市重要的文化名片與公共生活節點。

李和平強調，該項目的成功實施得益於系統性的更新導則與多部門協作機制。他也指出，當前城市更新在資金投入與政策落地方面仍面臨挑戰，未來需繼續探索符合人民真實需求、具有推廣價值的實施路徑，真正實現“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的建設初心。

下半場的特邀主旨報告由李和平教授和陽建強教授主持。香港大學建筑學院城市規劃及設計系主任何深靜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設計與工程學院副院長王才強教授，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理事、城市更新分會主任委員，江蘇省設計大師，東南大學建筑學院陽建強教授，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理事，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教授級高級城市規劃師鄧東，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學會理事、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城市規劃系主任周劍雲教授，日本東北大學災害科學國際研究所岩田司教授分別作精彩報告。

何深靜系統闡述了對中國城市化進程，特別是“紳士化”現象的批判性思考。她首先將中國置於“全球東方”的地緣政治框架中審視，指出其城市發展深受國家主導與市場力量交織的影響。她回顧了自20世紀90年代住房改革以來的多輪紳士化浪潮，認為現有研究存在兩大缺口：一是批判性視角缺失，過於聚焦經濟效益而忽視空間正義﹔二是理論總結不足，常將紳士化視為舶來概念。

為填補研究缺口，何深靜強調需對“紳士化”進行概念考古。她援引費孝通先生對中國傳統“士紳”階層的分析，指出其不僅是擁有土地與知識的有產階層，更承載著“鄉土倫理”與社會責任感。她提出，在當代城市化中，傳統士紳功能已轉化為新興的“創業型行動者”——包括地方政府、特定企業及投資房地產的購房者，他們的利益與城市發展緊密捆綁，共同構成推動紳士化的關鍵力量。

何深靜總結了中國紳士化的三大特點：正處於從鄉土社會快速轉型的“時空壓縮”過程，涉及多元行動者的復雜互動，深受政策導向影響。據此，她提出未來研究的三個關鍵方向： 一是動態性，關注快速城市化中社會分層與城市權利等被忽略的議題﹔二是尺度性，進行從鄰裡到全球戰略的多尺度政治經濟分析﹔三是過程性，拓展歷史維度和新興趨勢的研究。

最后，何深靜強調，“紳士化”是批判性工具而非中性術語，在中國語境下需結合全球東方視角進行“情境式分析”。她呼吁學界避免陷入“為批判而批判”，應提出建設性政策，並持續關注新興“士紳”階層及底層民眾在城市化中的權益保障。

王才強指出，新加坡作為一個土地稀缺、人口密度高且經濟發達的島國，其城市更新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而非孤立的項目。這一過程需要將城市保護、更新與發展有機結合起來。

在宏觀層面，新加坡通過結構規劃確立了發展走廊與保護區相結合的框架。其中，歷史街區的保護與再生是構建國家身份認同與社會凝聚力的重要手段。王才強指出，保護規劃的本質是城市設計。

在實施層面，新加坡採取了分類管控的策略。針對不同類型的歷史建筑制定了差異化的導則：在歷史區，限制最為嚴格﹔歷史居住區，可以添加一層樓﹔二級保留區，則允許在特定條件下進行加建，甚至加到十層樓。

王才強具體說明了不同時期的更新策略。在1970年代的地塊更新中，策略是在原地塊上為原有商戶重建一棟綜合樓。此舉在顯著提高容積率的同時，關鍵性地保留了原有的社會經濟網絡，實現了“形態更新”而“網絡存續”。在1990年代的更新中，則採用了“捆綁開發”模式，即政府將需要保護的老建筑與可開發的空地打包招標，並輔以嚴格的城市設計導則（如建筑高度過渡、公共廊道預留等），引導私人開發商在獲利的同時承擔保護責任，最終形成新舊建筑交織、公共步行網絡發達的活力片區。

王才強總結認為，新加坡的城市更新經驗顯示，成功的更新不僅在於建筑實體的保留或更替，更在於其背后的經濟與社會邏輯。70年代的案例通過“建筑更新、網絡延續”的方式維系了社區活力﹔而90年代的案例雖保留了更多歷史建筑形態，但其內部的業態與社交網絡卻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因此，在高密度城市環境中，城市更新需要根據不同物業的經濟特性，探索靈活多樣的實施路徑，並始終將城市設計作為實現多元目標的關鍵管控工具。

陽建強表示，城市是人類居住、生活和生產的空間容器，是人們宜業宜居的美好幸福家園，如何更好地讓城市成為關心人、陶冶人的幸福家園，始終是城市在21世紀的重要使命和偉大任務。

陽建強梳理了國際、國內城市更新的發展軌跡，指出我國城鎮化正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城市更新既是當前社會經濟發展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點，也是與人民群眾福祉和生活質量提高緊密關聯的民生工程，是我國城鎮化下半場的首要工作。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堅持城市內涵式發展，大力實施城市更新，建設創新、宜居、美麗、韌性、文明、智慧的現代化人民城市。陽建強強調，當下需要認真踐行現代化人民城市理念，面向促進城市文明、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以及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全局性目標，按照“五個轉變和五個更加注重”的五大重要原則，堅持城市的內涵發展和品質提升，加強城市的文脈保護與賡續，建立健全完善的城市更新統籌協調機制，積極推進城市的持續、多元、健康與和諧發展，讓城市更加宜居、韌性、美麗、博雅、智慧和更加具有創新活力。

最后，陽建強以南京城牆沿線地區的保護與整治、南通唐閘工業城鎮保護再利用、廣州珠江老碼頭倉庫區保護與再發展、青島市市北區有機更新等案例，分享了如何突出人性公共空間營造、融入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城市活力與品質提升等方面的多元探索與實踐創新。

鄧東認為，城市更新應秉持“共生城市”理念，其核心在於“共”與“生”二字。“共”即“人”的共同體，是多元共融、多方共治等“非中心化”的價值觀與方法論，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民城市﹔“生”即持續有機生長（新生），強調新社會生態、新市場業態、新治理狀態、新空間形態，煥發城市持續的內生動力。

他表示，“共生城市”需要應對四種復雜態：社會生態、市場業態、治理狀態和空間形態。其中，空間形態是承載所有功能的底層基礎。成功的更新需要促使“四態”煥新，並形成良性的內在驅動機制。他指出“共生城市”的3大關鍵影響因素：關鍵人（關鍵先生）、生長機制（關鍵機制）、空間場景（關鍵節點），並提出“共識-共創-共建-共享-共治”5大路徑方法的自主更新、共同締造模式。

鄧東分享了蘇州十全街的共生實踐。“共識”階段，獲取最大公約數。團隊通過“百人千戶”調研識別出五類核心人群的差異化訴求，將更新目標聚焦於街道安全、停車交通、公共空間等居民最關切的基本問題，並創造性提出“步行化改造”方案以平衡商戶與居民的矛盾。“共創、共建”階段，強調設計驅動、文化賦能、公眾設計、共同締造。推行總師制的四級把控機制，全過程伴隨性技術統控及自主設計﹔文化於當下，將“歷史人文”演繹為“文化場景”。實施中堅持“微改造、輕干預、少擾動、無感施工”，精細化處理了196處台階高差、42處空調管線等看似微小卻影響巨大的問題。“共享、共治”階段，分享分擔增值權責利，形成自驅力的長效更新。建立貫穿規建治全過程的“四方聯動+四級把控”的工作機制，各類人群共享空間品質提升帶來的美好生活，各類主體共享街道業態煥新帶來的綜合收益。激發和培育內生創新發展動力，持續生發新模式、新機制、新品牌。

該實踐在短期內即取得顯著成效。社會生態方面，客流量翻三倍，夜間活力高峰時段延長2-3小時，各類人群對步行環境的滿意度顯著提高。市場業態方面，催生“十全街主理人共生網絡”，使街道從單純的消費空間轉變為生產容器與創新單元。拉長、做強“非遺經濟鏈”，持續吸引投入。形成政府引領，個體商戶、企業機構和平台公司自主更新、共同建設的新模式。治理狀態方面，社區群眾主動參與，自發維護更新成果。空間形態方面，引導店鋪內退，以半米空間退讓換取近50%營業增長。由線到面、由街到區，帶動片區整體有機更新、活力提升。“十全模式”已拓展到整個古鎮，激發了更廣泛的社群創新創造。

最后，鄧東總結，實現“共生城市”需具備三個關鍵條件：一是要有城市更新的頂層謀劃和總體設計，二是要有良好長效的設計統籌和決策機制，三是要有激發長期可持續的實施保障機制。他強調，“人”至關重要。規劃設計師的角色應從空間塑造者轉向組織者、策動者乃至制度和機制的設計者，其根本任務是做好“匠人”，找到“主人”，並努力成為能主之人，培育城市內在的自主生長能力，讓城市成為它自己。

周劍雲指出當前詳細規劃面臨系統性困境，已難以適應城市更新與存量發展的需求。為推動高質量發展，他建議詳細規劃進行第二次戰略性分裂，明確區分規劃“法規”與“政策”兩種類型。

周劍雲認為，規劃與法規是屬性迥異的治理工具，而“法定規劃”是為了綜合二者優勢而產生的特殊混合體，其本質在於通過法律的形式鎖定規劃的內容，並依靠制度性力量保障其執行，從而為城市發展提供確定性，這正是它與一般性“規劃”概念在工具屬性與實踐機制上的根本分野。而詳細規劃作為“政策”的規劃，應具有靈活性與適應性﹔作為“法規”的規劃，應具有穩定性，實踐中二者常被混為一談。此外，詳細規劃角色存在內在沖突，既被要求執行上層總體規劃，又被期望反映地方多元利益，導致其在實施中陷入兩難。他強調，詳細規劃的核心問題就是陷入“政策”與“法規”的混淆陷阱。制度設計未能區分規劃的工具屬性，導致本應穩定的“法規”承擔了過多靈活的“政策”功能，自我矛盾嚴重損害了規劃的權威性。

面對概念與工具混淆的困境，周劍雲提出改革的關鍵在於依據權利淵源、管制目標與對象，合理區分並使用政策和法規兩類工具，構建剛彈並濟的現代治理體系。他建議構建“政策-法規”二分的新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將現行混合功能的“控規”進行分裂與純化，明確其不同組件的法律屬性和功能角色。在實施中，周劍雲建議推動詳細規劃向“法規”與“發展規劃”二元轉型，並配套創新治理工具，實現剛彈並濟的現代化治理。同時，形成 “政策引領、法規筑基、工具多元”的現代化國土空間治理體系，有效平衡發展的確定性與靈活性。

岩田司系統反思了20世紀日本住房建設模式，並對21世紀可持續發展方向提出展望。他指出，20世紀日本建設省大力推廣的標准化獨立住宅導致城鎮風貌趨同，加劇了人口向東京過度集中、地方空心化的問題，這一建設模式需要認真反思。后期日本政策轉向“為地方打造適配的城鎮與住宅”，標志著住房建設理念的重要轉變。

岩田司介紹，日本地方住宅多為1-2層建筑，高層建筑僅集中在東京等中心城市。通過對1000多個公共住宅案例的分析發現，多降雪地區的聯排住宅高度通常維持在2-3米。盡管日本擁有豐富的森林資源，但現有建筑仍以鋼筋混凝土為主，木結構佔比偏低，傳統工藝應用不足。

岩田司重點分析了氣候條件對住房設計的決定性影響。日本年平均降雨量達世界平均水平兩倍，且季節分布不均。為此，傳統住房採用寬大屋頂、深邃屋檐和大窗戶的設計來應對高溫高濕、強降雨的氣候特點。當前推廣的“被動式建筑系統”利用熱空氣上升原理實現天然通風，通過保溫層與外側空間的配合，有效調節室內溫濕度。

面向未來，岩田司提出三個關鍵發展方向：首先是善用天然材料，各國應優先採用本地資源，同時彌補傳統材料的性能短板﹔其次是平衡城鄉發展，賦予地方區域與大城市同等的重要性﹔最后是加強國際合作，特別是中日兩國應共同探索具有東亞特色的建筑模式。

岩田司表示，目前日本東北大學已與中國高校啟動聯合研究項目，致力於地方住房建設研究。他期望年輕學者能夠突破傳統思路，打造區別於西方的東亞建筑模式，為21世紀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創新解決方案。

平行論壇

11月2日上午，會議邀請專家學者與優秀論文作者在華中科技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參加5大平行論壇，主題分別是“可持續城市更新的方法與路徑”、“城市更新的實踐探索”、“城市更新與歷史文化保護”、“城市設計與城市更新暨湖北省城市規劃協會城市設計專委會論壇”、“韌性城市與更新規劃青年專場研討會暨中國城市規劃學會青工委規劃青年說”。

“21世紀城市發展”國際會議自2004年創辦以來，已成功舉辦十一屆。本屆國際會議同時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業遺產教席、教育部國土空間規劃基礎課程群虛擬教研室、自然資源部城市仿真重點實驗室、湖北省城鎮化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湖北省國土空間低碳生態智能規劃研究中心、湖北省城市規劃協會、湖北省國土空間規劃學會等平台，《城市規劃》《城市規劃學刊》《新建筑》《規劃師》等學術期刊的支持。

來源：中國城市規劃

原文鏈接：第十一屆“21世紀城市發展”國際會議在武漢成功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