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重行行

作者：王鳳青，系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張海鵬，1939年出生於湖北漢川。長期致力於中國近代史、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研究。1964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歷史系，同年進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首席專家。曾任中國史學會會長。著有《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中國近代史基本問題研究》《簡明中國近代史讀本》《張海鵬文集》（七卷本）等。主編有《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中國近代通史》《日本教科書問題評析》《台灣史稿》《復興文庫·第二編》等。

《張海鵬文集》

張海鵬（中）在抗戰史講習班上發言。

治史60余載，張海鵬始終秉持以史經世的理念。作為史學家，他在構建中國近代史自主知識體系方面自成一家﹔作為多個學術組織的領導者，他為組織學術活動、推動學術發展付出了大量心血﹔作為有社會責任感的學者，他從歷史的角度關注社會現實，與時代大潮同頻共振。行行重行行，一路走來，張海鵬收獲著，奉獻著，初心未改。

進入近代史研究所

張海鵬1939年出生於湖北漢川一個貧寒農家。父親租了一兩畝水田，此外還售賣早點，用來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抗日戰爭時期，日寇來犯，新四軍曾在那裡奮勇抗敵。抗戰勝利后，國民黨軍隊駐扎在那裡。張海鵬親眼看到，一個國民黨小軍官和幾個士兵到他家吃油條“過早”，“眼睛一橫就出門”，不給錢。1949年春天，解放軍進軍武漢前夕，張海鵬幫解放軍挖戰壕，學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這些經歷對張海鵬后來選擇學術研究方向產生了影響。

張海鵬上過一年私塾，1946年上新式小學，前幾年基本上是在動蕩不安中度過的。1951年秋，他小學畢業，考入湖北省立馬口中學。1954年7月，張海鵬從該校初中部畢業，隨之考取湖北省立孝感高級中學。那時恰遇長江大水，他的家鄉漢川變成了一片汪洋，出行困難。到9月初，上學報名期已過，而且家境貧寒，拿不出路費，他在家當了兩年農民，做過互助組記工員、會計。1956年9月，他再次考入湖北省立孝感高級中學。

1959年，張海鵬高中畢業，考入武漢大學歷史系。當時的武漢大學歷史系名家薈萃。中國古代史有李劍農、譚戒甫、唐長孺等，中國近代史有姚薇元、汪貽蓀等，世界史有吳於廑、張繼平等。張海鵬學習非常認真，學年論文做的是“秦漢之際的游俠”，畢業論文是關於蘇美建交問題的研究。1964年大學畢業時，他想報考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侯外廬先生的研究生，也作了充分准備，但臨考前，歷史系黨總支提出希望他報考外交學院。他接受組織安排轉報外交學院並通過了考試，但未去讀就被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挑去了。自此，張海鵬的人生和學術道路就與近代史研究緊密聯系在一起了。

到近代史所后，張海鵬第一項任務是為北京科學討論會做服務工作。這是新中國成立后舉辦的規模最大的一次國際科學討論會，對拓寬他的眼界很有幫助。這次討論會結束后，他到甘肅參加“四清”，后來又到山東黃縣（今龍口市）參加勞動鍛煉。張海鵬在黃縣同農民一起勞動了7個月，對農村有了更多認識和了解。

在“文革”的艱難環境中，張海鵬沒有放棄對學術的追求。在河南息縣“五七”干校勞動期間，他借來《唐詩三百首》《唐宋名家詞選》《中國歷代詩歌選》，摘抄詩詞，還閱讀《史記》，抄寫相關段落，撰寫按語。1972年7月回到北京，他收聽廣播電台的英語和日語節目，嘗試翻譯美國人包華德主編的《民國名人傳記辭典》，翻譯了一百多個人物詞條，送給近代史所參加民國人物傳寫作的同人參考。

從1975年開始，張海鵬可以接觸一點學術研究工作了。他先是選擇了翻譯組，后又到了近代史組。那時，他開始協助劉大年編纂《中國近代史稿》，整理、校核注釋，制作大事記、中外人名對照表，選配歷史圖片，此外還做劉桂五的學術秘書。1977年，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張海鵬隨之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員。1978年，國家召開了科學大會，號召向科學進軍，中國社科院做出了保証科研人員一周五天從事科研工作的規定，張海鵬開始專職從事學術研究。這時他已近40歲，幾乎每天都工作十幾個小時，沒有節假日，春節也不休息。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度過了學術研究的黃金十年。

“元寶形”軌跡學說勾勒近代史脈絡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近代史知識體系的建構集中體現在對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基本線索、學科對象、歷史主題、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等重大理論問題的探討與爭鳴上。張海鵬對這些問題都有不同程度的思考，其中，他提出的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是“沉淪”“谷底”“上升”的“元寶形”軌跡學說影響最大。

在關於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問題的爭論中，針對之前認為中國近代史是屈辱“沉淪”歷史的觀點，有學者指出近代中國不僅有“沉淪”，而且有“上升”。半殖民地、殖民地化的過程，是“不斷沉淪的過程”，由封建社會變為半封建社會，“是社會的進步，而不會是‘歷史的沉淪’”，這兩種趨勢同時並存。張海鵬當時注意到了這一說法，一直在思考，但沒有發表看法。

隨著學術界對中國近代史下限為1949年的認識日趨一致，特別是胡繩為《近代史研究》創刊100期題詞時，建議把從1840年到1949年的歷史看成是中國近代史后，張海鵬感覺對運用“沉淪”“上升”等概念解釋中國近代歷史“有一點新的想法了”，認為“有必要就這個問題正式發表一點意見”。他先是發表了一篇千余字的小文章，講了基本觀點，后又在北京師范大學做了學術演講，以后形成文字，以《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淪”與“上升”諸問題》為題發表於1998年第2期《近代史研究》。

文章指出，認為近代中國社會是“沉淪”的，或者既有“沉淪”也有“上升”等觀點，都有一定新意，但都有片面性，不符合歷史發展的真實。僅說近代中國是“沉淪”的歷史，不能很好地解釋為什麼近代中國以后有積極的、向上的發展。說近代中國在“沉淪”中有“上升”，有合理之處，但是如果說中國剛剛由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沉淪”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幾乎同時就有半資本主義的“上升”因素，“沉淪”的過程始終包含著向上的因素，“沉淪”與“上升”是同時並存的，在理論上、實踐上都難以說服人。

張海鵬認為，帝國主義侵略確實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沉淪”，使中國社會變為半殖民地，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受到嚴重損傷。但是，“沉淪”不是近代中國社會的“唯一標志”，近代中國社會並不是“永遠沉淪下去”。即使“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深淵”也應該有一個“底”，這個“底”就在20世紀的頭20年，在《辛丑條約》簽訂以后至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極為黑暗、極為混亂，毫無秩序、毫無前途”，但也出現了向上的轉機，進步的力量開始醞釀和壯大，社會內部發展明顯呈現上升趨勢。躍出這個“谷底”后，積極向上的一面就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趨勢。

根據上述思考，張海鵬提出：“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軌跡像一個元寶形，開始是下降，降到谷底，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這是對中國近代史發展規律問題認識的突破，體現了對構建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整體思考。

文章發表后，學術界反響熱烈，普遍認為這一觀點對於進一步開展中國近代史宏觀研究、重新構建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具有指導意義。有學者指出，該說“嘗試性地提出了中國近代史的一種新的理論架構”，使人們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更加清晰了，更加形象化了，更加接近歷史的實際了”。也有學者對“谷底”的時間提出了不同認識。對於學者的質疑，張海鵬表示有進一步商榷的必要。

此后，“元寶形”軌跡學說被張海鵬運用到了中國近代史的編撰中。1999年他為公安民警主編通俗讀物《中國近代史》，就用“中國社會‘沉淪’到谷底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黑暗與光明”作為第九章、第十章的標題，黑暗和光明表現了“谷底”時期“沉淪”與“上升”因素相互纏繞交織的復雜情形。2006年他在《中國近代通史》第一卷中把近代中國社會的“沉淪”“谷底”與“上升”軌跡，進一步總結為“走出了一條U字形路線”。2018年他和學生合著《簡明中國近代史讀本》，第七章標題為“北洋軍閥統治——中國社會‘沉淪’到谷底的時期”，第八章標題為“中國社會開始走上曲折的‘上升’之路”。“谷底”的表現，既有洪憲帝制及其破產、北洋軍閥統治及軍閥割據戰爭等“沉淪”的一面，也有民族資本主義空前發展、中國工人階級成長、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運動爆發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等“上升”的一面。最重要的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引領了中國社會發展方向。

用“元寶形”軌跡學說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歷史頗有意義。張海鵬認為，辛亥革命所處的歷史時期，是近代中國歷史“沉淪”到谷底的時期，也是“沉淪”到“上升”的轉折時期，“沉淪”與“上升”的力量交替表演。其中，武昌起義勝利到中華民國建立是上升期的起點，又是民國歷史的起點，是交替表演的第一個回合﹔袁世凱掌握政權，孫中山、黃興等革命派失去政權，是第二個回合﹔宋教仁被刺，孫中山、黃興發動“二次革命”，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就任民國正式大總統，是第三個回合﹔袁世凱稱帝，蔡鍔等發動“護國戰爭”，袁世凱氣急而亡，是第四個回合﹔黎元洪就任大總統，張勛復辟、段祺瑞“再造共和”，孫中山號召維護《臨時約法》，五四運動和上海工人運動的興起，是第五個回合。

張海鵬還認為，用“元寶形”軌跡學說觀察近代中國歷史，可以發現各個不同的歷史轉折構成了從“沉淪”到“上升”的基本過程和特點。具體來說，鴉片戰爭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形成了近代中國歷史的第一個重大轉折﹔太平天國起義，是第二個轉折﹔洋務新政的興起，標志著第三次轉折﹔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是第四次轉折﹔1901年到20世紀20年代，是近代中國“沉淪”到谷底的時期，也是第五次轉折﹔中國共產黨成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形成第一次國共合作，北洋軍閥垮台，是第六次轉折﹔國共合作破裂和中國共產黨發動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開展土地革命，是第七次轉折﹔西安事變和盧溝橋事變，是第八次轉折﹔抗戰勝利后國共重慶和談簽訂協議與政協會議的決議不能履行，1946年6月內戰開始，是第九次轉折。可見，這個學說清晰地勾勒了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歷程。

孜孜以求完成前輩夙願

編纂一部《中國近代通史》是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之初就定下的目標。范文瀾擔任所長期間，即擘畫撰寫《中國近代通史》，還調配精兵強將，組成寫作班子，但最終未能完成。劉大年擔任所長后，主持編寫了《中國近代史稿》，但隻完成了前三冊。1998年，時任近代史所所長的張海鵬在中國社科院一次內部會議上再次提出要寫《中國近代通史》。1999年，《中國近代通史》被寫入中國社科院工作報告，編寫工作提上了議事日程。

其實，在劉大年主持編寫《中國近代史稿》時，張海鵬就參與其中。當時的編寫方式是，各卷作者寫出初稿后，由錢宏從頭到尾梳理一遍，拿給劉大年，劉大年大力修改后，由張海鵬整理稿子。1985年劉大年生病住院，考慮到自己病情嚴重，錢宏年齡大了，囑咐張海鵬擔負起《中國近代史稿》第四冊、第五冊的編寫工作。張海鵬認為自己學問和資歷都不夠，但答應“會努力去做”。從1984年到1987年，他將主要精力放在《中國近代史稿》第四冊、第五冊的編寫上面，為此“有幾年一篇文章也沒寫過”。由於種種原因，第四冊、第五冊未能完成，這成為張海鵬的一個遺憾。

《中國近代通史》項目立項后，張海鵬按照他對中國近代史的理解，撰寫了一份約1萬字的報告，提出了編寫此書的基本思路和努力方向，提交課題組成員討論。他在報告中提出，以1840年到1949年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並最終贏得國家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為主線，以太平天國運動、戊戌維新和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1927年大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等重大歷史事件為基本線索，在“革命史范式”主導下，兼採“現代化范式”的視角，將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生活（包括人口狀況）、民族關系、邊疆政情和社情等各方面內容貫穿起來，發揮近代史所“國家隊”的綜合優勢、整體優勢，寫出體現科學性、系統性、綜合性、准確性的優秀成果。這個報告起到了統一編寫團隊思想的作用，對於高質量完成《中國近代通史》提供了保証。

編纂《中國近代通史》是一項浩繁的工程，張海鵬付出極多。了解編寫過程的曾業英指出，為編寫這套書，張海鵬不僅深入了解學術史，總結自20世紀以來分屬不同政治勢力、學術派別的學者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設計和得失，提出自己的認識、整體設計和基本思路，還自己動手寫了數十萬字的書稿，“非他獨著或合著的有些卷也留下了他的修改記錄”，“是一個稱職的主編”。初稿完成后，張海鵬“每卷都看了，每卷都提了意見”，“有的意見多一些，有的意見少一些”，有的卷“直接動手改”。盡管如此，張海鵬仍不滿意，他認為“時間緊張，磨得不夠，還存在很大的修訂空間”。

2007年，10卷本530多萬字的《中國近代通史》全部問世。許多學者高度評價它的“通”，認為該著作較好地實現了“縱通”和“橫通”的結合，既呈現出一部完整的110年的中國近代史，又突破了過去中國近代史基本為一部政治史的狹促格局，“可以說是目前唯一一部以馬克思主義史觀為指導，真正寫通了的大型中國近代‘通史’”。也有學者認為，該著作對近代中國社會演變歷程的客觀反映，合乎中國近代史學科建設的內在要求，“體現出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在走向成熟”。

作為近代史學界公認的“第一部大部頭”，《中國近代通史》的出版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它彌補了近代史所隻有“半部近代史”的遺憾，完成了范文瀾、劉大年等老一輩史學家撰寫中國近代通史的願望。劉大年去世前依舊心系中國近代通史編寫。當張海鵬向他提及《中國近代通史》要上馬的消息時，他非常高興和欣慰。項目完成后，張海鵬在回顧撰寫、出版歷程時總結道：“作為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逾40年，擔任所裡的領導工作超過16年的一名研究人員，我感謝長期以來研究所對我的教導，同時因為在我手裡完成了幾代人夢想完成的任務，感到可以告慰創所的所長范文瀾、長期擔任近代史所領導工作的劉大年先生。”

2016年，《中國近代通史》初版將滿10年，江蘇人民出版社有意將其再版，張海鵬負責修訂事宜。張海鵬認為，《中國近代通史》出版后的10年間，近代史研究取得了較大發展，發現和公布了一些新的檔案文獻，有必要在新版中予以吸收，但是此書所構建的近代史體系框架一時還難以超越，不宜大修，因此他提出維持初版基本風格、基本特點、基本結構的“三不變”原則，得到各卷作者與出版社的認可。在張海鵬和各卷作者的共同努力下，2024年1月，《中國近代通史》修訂版順利出版。當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重大成果發布會，向學術界推薦這部著作。

盡心竭力推動史學發展

張海鵬做過5年近代史所副所長、11年所長，5年中國史學會常務副會長、6年會長，還擔任過義和團研究會會長、孫中山研究會會長、抗日戰爭史學會副會長，為推動中國歷史學發展不辭辛勞。

在擔任近代史所領導期間，張海鵬為近代史所的學術發展和人才成長貢獻了許多心力。他認為，一個學術單位，第一要有優秀的人才﹔第二要有代表性的學術著作﹔第三要有刊物作為學術成果發表的園地﹔第四要有好的圖書館﹔第五要開展全國乃至國際性的學術交流活動，促進學科發展。他在這幾個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精力。他幾乎每年都要組織、策劃大型學術會議，還要籌集召開會議的經費。他推動成立抗日戰爭史學會、創辦《抗日戰爭研究》雜志，推動抗戰史研究發展成為“一個新興的歷史學學科”。在培養人才成長方面，從1999年開始，所裡每年舉辦一次青年學術討論會，會議論文結集出版，形成了培養青年學者成長的有效機制。

在擔任中國史學會常務副會長、會長期間，張海鵬同樣為學會發展傾注了大量心力。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素來被視作“史學奧林匹克”，申辦工作“堪比申奧”。2004年當選中國史學會常務副會長后，張海鵬提出把申辦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作為中國史學會的重點工作之一。2009年當選為中國史學會會長后，他開始考慮申辦2015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具體事宜。2010年8月，在第21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召開期間，他發表申辦演講，受到與會各國歷史學家的歡迎。國際歷史學會代表大會投票表決，通過了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山東濟南舉行的決議。此后，張海鵬全身心投入會議籌備工作。2015年8月23日至29日，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山東濟南召開。這是115年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第一次在亞洲舉辦。

張海鵬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及時評論一些錯誤言論，批駁歷史虛無主義觀點，積極引導中國歷史學健康發展。在撰寫一些批評文章時，他的火藥味很濃，有人說他是史學界的“炮手”，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與學界同人交往時，他和藹可親，一點兒架子也沒有。

張海鵬注重從現實出發研究歷史問題。面對日本右翼勢力故意歪曲和否認侵華歷史的現實，他與步平共同主編《日本教科書問題評析》，批駁日本右翼勢力通過教科書歪曲侵華歷史，指出“撇開歷史”或者“擱置歷史”都不能解決中日問題。2013年5月，他與李國強聯名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出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日本“竊佔”釣魚島是近代殖民侵略的產物，是甲午戰爭中日本戰略的一環。特別是他們提出的“琉球再議”話題，在國內外引起廣泛影響。服務於祖國統一大業的需要，他推動近代史研究所創辦台灣史研究室、台灣史研究中心，培養台灣史研究人才，主持編纂《台灣史稿》《台灣簡史》，創辦專業期刊《台灣歷史研究》，使台灣史研究室成為台灣史研究的重要陣地。

“我期望還能努力加餐飯，以老驥伏櫪壯心不已的心態，為中國歷史學的發展貢獻一點余力。”今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張海鵬學部委員工作室正式成立，這位86歲的學者堅守著自己的初心，在學術之路上繼續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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