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剛：數字時代中國人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

作者：吳 剛，系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編者按

人文經濟學是一門理論性與實踐性兼具的學問。習近平總書記基於蘇杭人文經濟發展的實踐樣本，提出“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這裡面的人文經濟學”，充分揭示了人文經濟發展從實踐上升為理論、又將理論用於指導實踐的發展理路。當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加速迭代，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深入推進，為人文經濟學開辟了更為廣闊的理論視野和實踐場域。本刊邀請兩位學者分別圍繞人文經濟的理論邏輯與實踐創新、數字時代中國人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兩個主題撰文，為更好理解和發展人文經濟學提供有益參考。

在數字技術加速重構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時代變革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文經濟學”重大命題，以“兩個結合”為根本遵循，開創了人文價值與經濟發展相融合的全新理論范式。當前，數字經濟深度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為人文經濟學研究帶來了一系列新的課題，在成為人文經濟學理論創新重要場域的同時，也提出了加快建構數字時代中國人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急迫需求。

數字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理論特質與價值升華

數字時代豐富了人文經濟學的理論特質。數字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內核在於對“人的主體性”進行哲學重塑，其體系構建展現出鮮明的創新特質：在認識論層面實現了從“經濟人”到“全面發展的人”的范式轉換，通過數字技術賦能使馬克思“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理論獲得當代詮釋﹔在方法論層面構建了“文化—技術—經濟”分析框架，運用社會計算、復雜系統仿真等技術，實証和闡釋了技術、文化與經濟的動態轉化規律﹔在價值論層面為數字經濟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哲學，通過數字治理創新將“民惟邦本”等傳統智慧轉化為現代治理效能。這一理論體系不僅突破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工具理性的局限，更在實踐中形成了“三位一體”架構：生產力層面 建立物質豐裕與精神富足的協同機制， 生產關系層面 完善效率與公平的動態平衡制度， 文明形態層面 開創技術賦能與人文引領的融合范式，為全球數字文明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

數字時代推動了人文經濟學的價值升華。數字技術的縱深發展為人文經濟學注入了新的動能，並賦予其鮮明的時代特征。一方面，文化數字化戰略通過數智技術手段，推動文物資源的活態化呈現、典籍文獻的可視化傳承、非遺技藝的時尚化表達，深度激活文化遺產的當代經濟價值與文化潛能。另一方面，數字社群通過算法推薦與興趣社交重構文化認同機制，遠程協作模式重新定義工作價值與生活平衡的邊界。如杭州“數字游民公社”通過去中心化的區塊鏈技術，實現了創意生產與生活質量的有機統一。尤為關鍵的是，人工智能在提升生產效率的同時，對人類的創造性潛能、主體性地位及尊嚴邊界構成了深層挑戰。數據要素作為新型生產資料，其產權界定與流通效率問題呼吁治理體系的完善。這些實踐昭示著，數字技術已從工具性存在升維為文明建構性力量，其核心要義在於：以“數字人本主義”平衡技術理性與人文關懷，既要超越傳統工業文明的物化邏輯，又要規避技術異化的風險，為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系統性解決方案。

數字技術浪潮下人文經濟學發展的辯証審視

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為人文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當前，人文經濟學正處於“技術賦能”與“人文反思”的張力之中，亟須構建系統性的辯証認知框架。

數字技術躍遷為人文經濟發展開辟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其賦能效應集中體現於四個維度的深刻變革：一是生產大眾化轉型。數字工具的革命性普及打破了創作與傳播的技術壁壘，催生出專業機構與多元社會主體協同創新的文化生產新范式。從短視頻平台崛起的“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到直播間活躍的“鄉村代言人”，社會力量正深度參與文化價值共創，人文經濟生態呈現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二是需求精准化響應。基於大數據的用戶畫像技術使文化服務實現從“大眾傳播”到“精准觸達”的轉變。如人工智能助力診療服務，通過AI問診提供定制化健康方案，實現了數字人文關懷的實踐創新。三是業態融合化發展。數字技術持續瓦解傳統產業邊界，“文化+”的深度跨界融合催生沉浸式文旅、雲端展覽、數字文博等新業態。四是傳播全球化拓展。互聯網構筑的無界傳播場域，為中華文化“走出去”鋪設高效通路。如中國網絡文學、國風音樂等數字文化產品，借助互聯網突破地理疆界，成為傳遞東方美學與價值的“數字使者”。

同時，數字時代的技術洪流也對人文經濟學發展構成多維挑戰。一方面，數據驅動的量化分析范式可能擠壓傳統人文關懷的思考空間﹔另一方面，算法主導的決策模式與人文經濟學強調的價值理性產生張力﹔此外，信息過載現象使得深度學術對話難以聚焦，而技術迭代速度又不斷沖擊著既有的理論框架。數字時代人文經濟學發展面臨的挑戰，本質上源於數字技術邏輯與傳統人文價值的結構性沖突，具體表現為：一是工具理性擠壓價值理性。西方經濟學將“可量化”等同於“有價值”（如GDP中心主義），導致數字技術淪為資本增值工具，折射出資本邏輯與人文關懷的沖突。二是數字鴻溝固化分配結構。全球數據資源分配呈現“中心－邊緣”結構，加劇了群體分化。三是技術同質化消解文明多樣性。全球性平台推行標准化算法，正在抹平文化差異，威脅文化生態平衡。

面對數字文明發展的重大命題，亟須構建以人文關懷為核心的數字經濟發展范式，形成兼具中國特色和全人類共同價值的人文經濟學理論體系。

建構數字時代中國人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關鍵維度

建構數字時代中國人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既是破解全球數字治理難題的理論訴求與方法創新，更是彰顯中國式現代化技術與人文雙重價值的戰略支點。這一體系植根於技術革命與人文傳承的辯証統一，實現了倫理與技術的雙向重構 。建構數字時代中國人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突破概念移植的路徑依賴，以中國特色的原創性概念、話語和實踐經驗為基石，聚焦以下關鍵維度。

一是推進傳統智慧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藏著豐富的人文經濟學思想資源，為數字經濟的人文轉向提供了思想滋養。比如，應將“民惟邦本”“義利相兼”等傳統智慧轉化為保障全體人民數據權益、維護算法公平的制度框架，實現文化基因與數字語境的深度耦合。

二是將實踐經驗進行學理化提升。通過實踐經驗的學理化提升，能夠展現理論內容的生成根據、內在關聯，進而形成新的科學方法論，推動理論體系形成和發展。比如，應系統總結提煉數字減貧、鄉村數字治理、文化數字化等鮮活經驗，構建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理論模型﹔以“科技向善”為價值坐標，探索制度創新與技術治理的深度融合路徑，實現人文價值、技術發展與社會福祉的動態平衡，使技術進步始終服務於人的全面發展﹔研究利用數字技術激活傳統文化、繁榮精品創作、促進有效傳播，探索文化與經濟互相賦能的有效路徑。

三是加快原創性概念和話語體系建構。系統闡釋“數據人民性”“科技向善”“數字人文共同體”等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原創核心概念，形成邏輯自洽、特色鮮明的理論框架。這種理論創新不僅為解決數字治理中的價值沖突提供了系統解決方案，更通過“傳統智慧現代化—實踐經驗理論化—話語體系自主化”的多維創新，為數字時代經濟發展貢獻新范式。

四是創建融合型知識生產體系。人文經濟學具備典型的多學科研究特點，數字技術作為賦能工具，能夠有效實現跨學科的深度融合與協同創新。為此，應建立以人文精神為引領、以數字技術為工具的融合型知識生產體系。比如，迭代升級研究方法，運用生成式AI文化分析、腦機接口情感測量、元宇宙數字呈現等技術，推動人文研究從文本闡釋向智能涌現轉型﹔建設國家級數字人文實驗室，打造“人文價值+技術工具+交叉學科”的知識生產矩陣，開發交叉學科課程，培養文理雙通的復合型人才。

五是打造學術共同體，講好人文經濟學的中國故事。比如，建立數字文明國際學者聯盟等常設對話機制，深入推進元宇宙倫理、人工智能治理等前沿議題的聯合研究，積極開展多層次對話，促進中外學界在數字人文領域的深度互鑒﹔善用數字媒體創新對外話語表達，講好中國數字經濟發展中的人文故事，展現中國式現代化深厚的人文經濟學意蘊，充分彰顯人文經濟學的世界意義。

在技術賦能文明發展的數字時代，中國以人文經濟學創新和豐富了“技術—人文—經濟”之間的關系。這種融合傳統智慧與現代實踐的知識創造，既提出了數字發展悖論的破解之道，更將“美美與共”的東方理念轉化為推動全球人文經濟發展的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