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二震 戴 翔：人文經濟的理論邏輯與實踐創新

作者：張二震、戴 翔，分別系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南京大學教授，南京審計大學教授

編者按

人文經濟學是一門理論性與實踐性兼具的學問。習近平總書記基於蘇杭人文經濟發展的實踐樣本，提出“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這裡面的人文經濟學”，充分揭示了人文經濟發展從實踐上升為理論、又將理論用於指導實踐的發展理路。當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加速迭代，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深入推進，為人文經濟學開辟了更為廣闊的理論視野和實踐場域。本刊邀請兩位學者分別圍繞人文經濟的理論邏輯與實踐創新、數字時代中國人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兩個主題撰文，為更好理解和發展人文經濟學提供有益參考。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態，在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逐步展現出其獨特的活力：既有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效率優勢，又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立足新時代發展大局，提出了“人文經濟學”這一時代命題，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

人文經濟本質上並非獨立於市場經濟之外的經濟形態，而是更加強調人文因素在經濟活動中所起到的價值導向作用，是一種基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型經濟發展范式。不同於以資本利益為導向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人文經濟將人的全面發展確立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深刻彰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具備以下顯著特征。首先，強調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的統一性，在追求物質財富增長的同時注重精神文化的同步提升。其次，要求市場主體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還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注重經濟活動的道德維度。再次，強調既要尊重市場規律，又要關注社會公平正義，倡導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最后，認為文化認同和價值共識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經濟效率的重要機制，因此特別重視文化價值對經濟行為的塑造作用。

眾所周知，關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斯密等經濟學家也論及市場經濟中道德與法制的規范作用，但是更強調自利的“理性人”假說，以資本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經濟發展反而成為束縛人的發展的異己力量。隨著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做了一定的調整，勞動者的境況有了或多或少的改善，但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並沒有改變，仍是資本主導的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大的成果，就是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不斷完善，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不斷豐富和發展提供了現實土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第二個結合”，強調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極大地豐富並拓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基本內涵，其中包括諸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元素，如“大同”與“小康”的社會理想、“義利統一”的倫理經濟觀念、“中庸”與“和諧”的治理智慧以及“民本”理念等。這些優秀傳統文化元素仍是人文經濟發展的重要思想滋養。

人文經濟的提出，代表著一種新型經濟發展范式。從理論邏輯層面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人們的需求結構也隨之升級，突出表現為從基本的物質需求向更高層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拓展，這為人文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內在動力。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發展步入新階段后，將會面臨一系列新形勢、新挑戰與新問題，僅依靠市場機制和政府調控難以有效應對。比如當前發展進程中所面臨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就更加需要人文因素在經濟運行中發揮更大的補充和調節作用。更為關鍵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規定了要達成共同富裕與人的全面發展之目標，這與人文經濟的價值取向存在著內在的邏輯契合性。由此可見，人文經濟是對市場經濟的完善和提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更高發展階段的具體形態之一。

二

發揮人文因素在經濟運行中的補充和調節作用，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市場與政府是兩種基本的調節機制，二者或相互替代，或相互補充。然而，在現實情境中，存在諸多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均難以實現有效調節的領域，特別是涉及社會價值觀念、文化認同以及道德倫理層面的問題。此類問題通常超越了單純的經濟利益權衡，難以憑借市場供需關系或政府政策徹底解決。人文經濟的提出，為我們認識經濟調節機制提供了全新視角與途徑。包括道德規范、價值理念、文化傳統等在內的人文因素，本質上構成了市場和政府之外的“第三種調節”。基於人文因素的調節機制雖然不具有強制力，但通過影響人的觀念和行為，在經濟活動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具體而言，人文因素通過三個層面發揮著調節作用：在微觀層面，誠信、敬業、創新等職業精神降低了企業的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在中觀層面，行業規范、商業倫理促進了產業健康發展﹔在宏觀層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著經濟發展方向，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精神動力。上述三個層面的調節機制在實踐中充分証實了其有效性。例如，在環境保護領域，伴隨著公眾環保意識的提升，企業與居民自發採取環保舉措，有效彌補了政府和市場調節的不足﹔在食品安全領域，企業社會責任感的強化推動了行業自律，提高了產品質量安全水准。

人文經濟明確了人文因素同樣具備創造市場紅利的能力，甚至可以成為創造市場紅利的關鍵因素，且存在特定的實踐機制。在當今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中，單純依靠經濟手段和政策調控已難以全面釋放市場潛力，而人文因素的融入成為挖掘市場紅利的重要途徑，並通過多個機制創造經濟價值。其一，人文因素能夠增強市場信任。信任是市場經濟的潤滑劑，能夠顯著降低交易成本。企業越是注重社會責任、恪守道德規范，越是能夠贏得消費者和投資者的信任，而這種信任關系最終會轉化為品牌價值和市場競爭力。研究表明，具有良好社會責任表現的企業，其市場估值和盈利能力普遍高於行業平均水平。其二，人文因素能夠激發創新活力。人文關懷和人性化管理能夠增強員工的歸屬感和創造力，為企業發展注入持續動力。當前很多創新型企業的發展實踐表明，營造開放、包容、尊重人才的環境，是激發組織創新能力的關鍵因素。其三，人文因素有助於拓展市場空間。伴隨消費升級，文化價值、審美體驗等非物質因素日益成為產品差異化和增值的重要來源，文化產業、創意經濟、體驗經濟等新興業態的繁榮發展，是人文因素創造市場價值的鮮活例証，人文因素的價值創造不僅體現在為相關產業賦能增值，更體現在作為消費內容可直接產生增值效應。

人文經濟重構了商業文明的嶄新形態。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歷來強調“義利相兼”，但在實踐中往往陷入“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人文經濟的興起，正在重塑義利關系，實現了“義利統一”的現代轉變。這種轉變的本質源自商業價值的重新定義，也就是說，企業的價值不再僅僅體現在利潤最大化的資本邏輯上，而是體現在對社會綜合價值的貢獻上。企業越是能夠通過踐行社會責任、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員工成長等方式創造“義”的價值，就越能夠獲得市場的認可和回報，從而更好地實現“利”的收獲。這種“義利統一”的新商業倫理，正在推動形成一種嶄新的商業文明形態。在這種新文明形態中，企業的成功不再僅是財務上的成功，更是道德上的成功﹔市場競爭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體現的是普惠、共贏﹔經濟發展不再是單純的物質增長，而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三

推動人文經濟發展需在多個層面協同推進。首先，在理念層面，要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經濟工作的根本出發點，推動經濟發展從注重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升，從物質財富增長轉向人的全面發展。其次，在制度層面，建立健全鼓勵人文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完善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建立綠色GDP核算制度，改革教育體系，培育具有人文精神的企業家和勞動者。再次，在市場層面，通過文化建設、道德教育等方式提升市場主體的人文素養，推動形成經濟與人文良性互動的發展格局。最后，在社會層面，廣泛動員社會各界參與人文經濟建設，形成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共同推動人文經濟發展的合力。

總之，推動人文經濟發展不僅是應對當前經濟發展挑戰的現實需要，更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必然要求。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在探索一條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道路。人文因素作為有別於市場與政府的第三種調節要素，意味著在推進人文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既需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還應重點關注人文因素的調節功能，推動構建三方協同的現代化經濟治理體系。人文經濟的興起和發展，不僅將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增添新的動力，也會為世界經濟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人文經濟必定會展現出更為強大的生命力與廣闊的發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