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濟民平生願

作者：逄錦聚，系南開大學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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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胡代光、蔣學模、谷書堂、吳宣恭、宋濤、衛興華（從右至左）六位經濟學家在一次會議上相聚。圖片由作者提供

學人小傳

谷書堂（1925—2016），山東威海人。南開大學榮譽教授，經濟學家、教育家。1950年畢業於南開大學經濟學系，留校任教。曾任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曾兼任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執行主席、天津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著有《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谷書堂文集》等。

谷書堂是南開大學榮譽教授，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教育家。他畢生致力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和教學，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價值理論、分配理論以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建設等方面都有獨到建樹，為推動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理論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為我國經濟學科繁榮發展、人才培養質量提高和經濟學教育改革提供了寶貴的啟示和經驗。

踏入經濟學研究的大門

1925年10月25日，谷書堂出生在山東威海。讀中小學時，家鄉飽受外敵侵略、封建統治之苦，民不聊生，這使他對外國侵略者的罪行有所認識，愛國愛民的意識有了啟蒙。

1946年，谷書堂考取西南聯合大學預科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分別復校后，他又通過考試進入南開大學工商管理系，不久轉入經濟系學習，與南開大學結下不解之緣。南開大學是一所具有愛國主義優良傳統的學校。1919年南開大學建校即建立的商科、1923年建立的經濟系曾是國內最有影響的學術機構之一，1927年建立的南開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南開經濟研究所前身）是中國近代大學中最早的經濟研究機構。南開經濟學科最早倡導經濟學“土貨化”“中國化”“民族化”，也是國內最早開展物價調查和統計分析、編制物價指數的學科，至今蜚聲海內外。即使在抗日戰爭時期，日本軍國主義的大炮把南開夷為平地，並入西南聯合大學的南開經濟系、遷址重慶的南開經濟研究所，都依然堅持教學和研究，成績斐然。

大學期間，受南開大學“允公允能，日新月異”校訓和“知中國，服務中國”優良傳統的影響，谷書堂在刻苦攻讀經濟學的同時，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在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領導下積極參加學生運動。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當天，谷書堂被黨組織批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南開大學的四年學生生活，使谷書堂的思想觀念有了質的飛躍，人生有了新的目標和新的追求，那就是為建立自由、平等、幸福的新社會，為國家強盛人民幸福，貢獻自己的一生。直到步入耄耋之年，谷書堂都在為自己的初衷奮斗不已，直到最后一息。

1950年大學尚未畢業，因組織需要，谷書堂被分配到天津市委宣傳部工作了一段時間，畢業后，回到南開大學做教師，從此走上了教書育人和科學研究之路。谷書堂秉持“經濟學即經世濟民之學問”和“知中國，服務中國”的理念，抓住講授政治經濟學的機遇，刻苦攻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經典著作，還參加了中國人民大學開設的培訓班，學習蘇聯專家講授的課程，既打牢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礎，又開闊了視野，在不長的時間裡就脫穎而出，成為青年教師中的佼佼者。

1955年5月29日到6月1日，在南開大學舉行的一次全國科學討論會上，剛到而立之年的谷書堂與同事魏塤一起發表論文《價值法則及其在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各個階段上的作用及形式》。這篇文章針對20世紀50年代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的作用在中國還未得到應有承認的問題，在闡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相關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兩重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共同決定價值”的觀點。文章認為，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生產社會所需要的某種商品總量所耗費的時間，是整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不可分割的內容，它在商品價值中同樣有直接的基礎作用。此文不僅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經典論述進行了創新性闡釋，同時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確立前夕，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商品經濟、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提供了富有前瞻性的理論依據。論文先在《南開學報》發表，次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邀請兩位作者對論文加以修改擴充，出版了單行本。

1959年后，谷書堂受到沖擊。即使在困難的境遇中，他對黨和國家的信念也從未動搖，經世濟民的理念、對學術的追求也從未改變。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谷書堂積極參與改革開放實踐，迎來了學術研究的春天。

為市場經濟研究傾注心血

關於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和市場經濟的研究，在谷書堂的學術生涯中佔了相當大的比重。今天，當我們對這位在經濟學領域奮斗了70余年的學者的經濟思想進行過系統研究之后，不難發現，假如他的整個學術思想是一座大廈，那麼，他關於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述則是這座大廈的基石和骨架。

1979年，改革開放開始不久，谷書堂發表《論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的調節作用》，此文開宗明義地提出：“要在生產和流通中尊重價值規律，首先需要全面地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的性質。”“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但又不同於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帶有商品性質的計劃經濟﹔它又是一種商品經濟，但也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和小商品經濟，它是一種建筑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因此，社會主義經濟是兼有計劃性和商品性這樣雙重特點的經濟。”對於為什麼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問題，谷書堂認為，在我國現階段，一方面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水平還比較低，而且不平衡，因而在一段時期內將會出現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情況。但是，在多種經濟成分中，生產資料公有制居於主導地位，因而社會主義經濟必然具有計劃經濟的特征。另一方面，由於社會主義生產力水平還不夠高，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的勞動還具有“個人謀生手段”的性質，從而在個人之間、企業之間都還存在著物質利益差別。正是由於這種差別的存在，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企業之間還要遵循等價交換原則。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經濟仍然是一種商品經濟。所以社會主義經濟既是計劃經濟又是商品經濟，是兼有上述兩個特征的有機統一體。

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范疇和社會主義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在改革開放之初無疑是一個重大的學術突破。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谷書堂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探索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突出特點是：從對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探討轉入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討。早在80年代中期，在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初稿的撰寫和對《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修訂過程中，谷書堂就曾經使用過市場經濟的概念，在他看來，市場經濟就是商品經濟，二者沒有本質的區別，但當時由於出版及其他方面的限制，書中沒有對市場經濟這一概念進行深入分析。針對一些學者對發展商品經濟的疑問甚至批判，谷書堂與常修澤合作撰寫了《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論綱》一文，鮮明提出堅持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要求推進改革。此文先提交在杭州舉行的全國性學術討論會，后在《經濟研究》作為卷首文章發表並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在學術界產生重要影響。

1992年以后，隨著全社會思想的進一步解放，谷書堂又帶領青年學者公開發表《對市場經濟有關問題的思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幾點認識》《由雙重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重點和難點》等論文，並應天津市政府咨詢委員會之邀，就市場經濟問題作了學術演講，在韓國釜山都市研究所討論會上發表學術報告《中國和市場經濟》，進一步系統闡述了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觀點。這些論文和學術報告，有的被收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論改革》，有的被收入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市場經濟觀》。在這期間，他還撰寫了專著《中國市場經濟的萌發與體制轉換》，此書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這個階段，谷書堂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觀點有：第一，市場經濟與有計劃商品經濟、商品經濟既有聯系又有差別。他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指一般的商品經濟形式，更重要的，它是一種主要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體制。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取代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概念，是實踐發展提出的迫切要求，體現了更加鮮明的改革取向。第二，關於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關系，他認為，市場經濟本身是中性的，沒有姓“資”姓“社”的問題，隻有姓“市”或姓“商”的問題。市場經濟前面冠以“社會主義”的意義，是要求我們除了要從市場經濟的共性出發去發展生產力之外，還要把握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的特性，以區別於資本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的特點。第三，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性，他認為，確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不是哪個人的主觀偏好，而是長期實踐發展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証明，隻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生產力才能擺脫傳統體制束縛，獲得巨大發展。我國的改革只能選擇市場取向，別無他途。第四，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途徑，他認為，企業改革、培育和完善市場體系、轉變政府職能，是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個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基本環節，必須抓好，同時還要具體抓好“總體規劃先行”“改革方案配套”“分階段推進改革”。（谷書堂《關於我國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若干思考》）

進入21世紀，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世所矚目的輝煌成就。谷書堂雖已年邁，但仍然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鼓與呼。2014年10月，在學生們為慶賀他執教65周年舉行的學術思想研討會上，他一再囑托大家要加強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研究。

關注按要素貢獻分配理論

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一直把按勞分配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分配原則。然而，這種理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並不完全相符。實踐向理論提出了挑戰：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究竟應確立怎樣的收入分配原則？谷書堂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長期思考和研究，並逐步形成了社會主義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的理論。

早在1956年，谷書堂就與同事蔡孝箴合作撰寫了《論物質利益原則及其在解決國家合作社和社員之間的矛盾中的作用》。此文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還沒有成為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還是謀取生活的手段”，“謀求個人物質利益是人們從事物質生產活動的重要目的，因而勞動者在生產中也需要獲取物質利益”，“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利益原則”。這是谷書堂“依據基本的物質利益原則按貢獻分配”思想的初始萌發。

從1977年開始，中國經濟學界開展了“按勞分配”問題的大討論，谷書堂積極參加討論，並與學者佐牧、湯在新合作在《紅旗》雜志發表了批判“四人幫”歪曲“按勞分配”理論的文章。這篇文章確認按勞分配是一種協調經濟利益關系的分配制度，肯定物質刺激是能夠體現社會主義分配關系的激勵手段。

1986年，在第一屆全國高校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上，谷書堂作了“按勞動貢獻分配”的發言。此后，他進一步聯想到其他生產要素在產品生產中的貢獻，認為只要生產要素還屬於不同所有者，它們對回報的要求便是必然的。1988年12月，他與學生蔡繼明合作完成《按貢獻分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原則》，作為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十周年理論討論會的與會論文。文章指出，社會主義現階段的個人收入分配原則應該是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除了主要按勞動貢獻分配外，還應包括非勞動要素參與的分配﹔其中，各種生產要素的邊際收益可以相對地表現各種生產要素在生產中的實際貢獻。這是我國學者第一次較為系統地闡述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的思想。文章發表后，引發了理論界的廣泛討論，推動了中國經濟學界關於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進一步研究，同時也為黨和國家決策提供了重要理論參考，對推動我國分配制度改革發揮了重要作用。

隨著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在體制上和政策上得到認可，現實中出現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問題，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和理論界的激烈爭論。谷書堂持續關注這一問題並提出建議：大力加強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切實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擴大中間收入階層的比重﹔重視城鄉教育公平等。這些建議表明，他不僅主張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而且強調注重社會公平正義，體現了一位經濟學家可貴的社會責任和人民情懷。

探索構建政治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

如果說上述關於經濟理論重大問題的探索很大程度上帶有專題研究的性質，那麼在此基礎上構建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自主知識體系、理論體系和教材體系就是一項集成工程。谷書堂作為經濟學家、教育家對此作出了艱辛探索和杰出貢獻。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在參加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培訓班時，他就有過建設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設想，在后來的教學和科研中，他為此不懈努力。1959年他參加了河北省委宣傳部組織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編寫醞釀，1975年到1977年在天津市委黨校主持“政治經濟學研究班”，系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但由於當時條件的限制，這些努力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

改革開放后，他長期的知識積累和壓抑已久的使命感如火山一樣迸發。從1978年到2015年的近四十年間，他主持編寫的本科生、研究生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四五種之多，同時還提出了構建“轉型經濟學”的構想。其中最具影響力和代表性的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

1979年他和宋則行教授主編出版了由13所高校學者參加編寫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該教材把研究對象界定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把研究范圍界定為中國所處的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把物質利益關系作為貫穿全書的主線，按照生產、流通和再生產的邏輯順序展開分析，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思想納入教材。這些突破性嘗試，打破了長期以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我國教材的影響，成為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建設的標志性成果。教材出版后，被教育部定為全國文科院校統編教材，先后出版八版，發行150多萬冊，獲國家級優秀教材獎和國家教委優秀教學成果獎。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和教材建設取得成果的基礎上，1989年谷書堂又主編出版了《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運行和發展》。這部教材以經濟制度（經濟體制）、經濟運行、經濟發展、宏觀經濟調控、對外開放為主要內容和邏輯主線，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做了寶貴的先期探索。教材198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轉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6年再版。此書出版后，被教育部學位辦推薦為全國經濟類碩士研究生教材，為許多高校採用，為經濟學人才的培養發揮了重要作用，獲得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獎。

擔起教書育人的使命

改革開放開始后，谷書堂先后出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第一副所長、所長和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他以適應國家急需、經世濟民為己任，在學校的領導下，和他的同事們一起，發揚南開經濟學科“知中國，服務中國”的優良傳統，抓住歷史機遇，建立或恢復了管理學、金融保險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會計學、旅游學、數量經濟學、城市經濟學、產業經濟學、交通經濟學等應用學科，使南開經濟學學科總體水平迅速走到全國高校前列，為其后的學科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谷書堂終生致力於人才培養。他培養了大批碩士生、博士生，不僅教學生知識、方法，而且嚴格要求學生立德做人。20世紀90年代初，現代化建設對人才提出強烈需求。在南開大學和一些國家部委的支持下，谷書堂與經濟學科的同人一起，先后舉辦了27期“全國對外開放領導干部培訓班”，連續舉辦三期地礦部“研究生課程進修班”，十期“深圳博士生班”。經過學習，這些學員提高了經濟學理論素養，並在其后的實踐中快速成長為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棟梁。

作為教育家，谷書堂愛才如命。他延攬人才的視野不僅在國內，也擴大到國外。他在主持經濟學院工作期間，與同人一起，把在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曾經工作過、學術造詣深厚的專家請到南開，創辦國際經濟研究所、保險研究所、交通經濟研究所等新的學術機構，開辟新的學科領域，填補了當時國內空白。

1997年，72歲的谷書堂辦理了離休手續。但他離而不休，仍然老驥伏櫪，頻繁參加國內外學術活動，堅持指導博士生，而且筆耕不輟，先后出版了《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修訂版）、《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第七版和第八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和《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路徑之探討》等著作。2009年8月，157萬余字的《谷書堂文集》（上下卷）出版，這是他多年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總結，也是新中國經濟學理論發展的一個縮影。透過這個文集，我們看到了一位忠誠於黨和人民教育事業的經濟學家探索真理的心路歷程。

1995年教育部授予谷書堂“全國優秀教師”稱號﹔2012年，南開大學為他頒授“榮譽教授”稱號和“特別貢獻獎”。然而，谷老師把榮譽看得很淡，以扎實有效的學術成果服務國家和人民才是他的立命之本。他為人剛直不阿，堅持實事求是，從不隨波逐流。雖然著作等身，弟子無數，功成名就，但他並不滿足於已有的成就，晚年甚至認為自己一生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未達到應有的程度，以致成為終生遺憾。在許多學者看來，這種自我反思顯然是過於苛刻了。他曾經叮囑年輕人，唯有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跟上時代和實踐發展的步伐，才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繁榮發展的根本之道。

在谷書堂教授100周年誕辰之際，我們懷念這位經濟學家、教育家，就要弘揚他的治學精神、高尚品格，在各自的崗位上為社會發展、民族復興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