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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井梅、張廣智，分別系蘇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新世紀以來，隨著時代與社會的飛速進步，史學研究也出現“新陳代謝”，情感史學連綿西東，逐步登上國際史學的講壇。情感史學是歷史學研究的新興領域，主張將情感因素納入研究范疇，通過強調情感的社會性和歷史性，為現有的人類歷史敘事提供全新的解釋和有益的補充。
情感史學與當代國際史學的轉型
2015年在我國召開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情感史學被列入大會四大主題之一，情感史研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王晴佳在《當代史學的“情感轉向”》中指出：“情感史的研究首次將歷史研究的重心，從理性轉到了感性的層面，代表了歷史學的一個嶄新方向。”對於情感史而言，挑戰傳統史學理性中心主義的傾向，強調“情感塑造歷史”的全新解釋，這是它的突出特征。
回顧情感史的緣起時，眾多學者會將年鑒學派的呂西安·費弗爾視為重要人物。英國學者揚·普蘭佩爾的《人類的情感：認知與歷史》便是以費弗爾為中心，勾連起整個情感史的發展歷程。誠然，費弗爾強調情感和心態在歷史研究中的意義，但是情感史的實質性研究還需靜待時日。再比如為學者津津樂道的荷蘭歷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和德國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對情感的關注亦是如此。
1985年，美國歷史學家彼得·斯特恩斯和卡羅爾·斯特恩斯夫婦在《美國歷史評論》上正式提出情感史理論，通過創造“情感學”這一術語，突破情感的生物學解釋，明確情感的社會性和歷史性，堪稱當代情感史研究的拓荒者。情感史研究也因“情感學”的提出，在理論方法和研究內容方面有了實質性的進展。這是情感史的“啟蒙時代”，但它作為一個新的史學流派，還是在新世紀之后。行至2010年，情感史先驅、美國學者芭芭拉·羅森宛恩作出“情感史的問題與方法將屬於整個歷史學”的預言。這個預言在五年后的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得到驗証，至此，情感史登入大雅之堂，成為當今西方史學的重要流派。
當下，情感史在我國學界也悄然興起，正方興未艾。關於情感史研究，論者各有高見，筆者以為情感史是當代新史學的“新生代”。情感史之“新”，是為歷史研究開一新途，在感性與理性的接壤中耕耘，讓情感駐留在歷史進程中，成為永恆的、有溫度的歷史印記，是為情感史的宗旨。情感史與當代國際史學的文脈既相承又有創新。20世紀以來，西方新史學的文脈及流向總體呈現出跨學科與多樣化特征。今日的情感史更甚，它與婦女史、家庭史、兒童史、醫療史等連接，與心理學、社會學、文化學等結盟，從中可一覽當代新史學的別樣風景。歷史研究中新流派的形成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以法國年鑒學派為例，它從1929年由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創立，經第二代“布羅代爾時代”的輝煌，到第三代的群雄紛起，至今已近百年，呈現出研究領域與主題不斷開拓的新局面，其各個代際均有經典作品問世。情感史學的發展亦是如此。
情感史學與人類歷史敘事的重構
在歷史研究的“情感轉向”引領下，加拿大青年史家羅布·博迪斯的新著《情感的歷史》應運而生，他擲地有聲地提出了“情感是人類歷史的中心”。這是情感史學核心內容的進一步深化和拓展，突破了傳統的歷史敘事方式，將人的情感注入歷史敘事中。可以說，旨在創新的情感史學在向傳統史學發起挑戰的同時，或隱或顯、或間接或直接地改變了當下史學研究的生態。
其一，強調情感在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位置，這是史學研究對象的推陳出新。情感之於人類存在的核心意義，古今中外皆有論及。我國哲學史家蒙培元建構了“情感儒學”體系，他提出的“人是情感的存在”重要命題，不僅回答了儒學如何化解現代心靈困境的難題，也推進了馮友蘭實現中國哲學“接著講”的遺志。美國社會學家喬納森·特納於此也有獨到見地，在《人類情感》一書中寫道：“人類是地球上最具情感的動物。情感是決定社會結構形成的力量，但同時，情感有時也是摧毀社會結構和變革社會文化的集體行動的動力來源。”就情感史學而言，它的核心目的正是顛覆情感與理性的傳統對立，把情感因素作為觀察和探究歷史的一個重要維度，為現有的人類自我認識的歷史敘事提供全新的解釋和有益的補充。為此，在當下這個多元化時代，歷史研究必須重視情感在人類文明傳承中的重要價值。
其二，超越傳統史學的二元對立，這是史學方法論的新陳代謝。傳統觀念中，諸如理性與情感、自然與文化、先天與后天、身體與心靈之間的對立，容易陷入線性敘事和中心化視角的歷史模式，影響我們對復雜歷史現象的理解。情感史學則試圖消解甚至超越傳統觀念中的二元對立，為具有跨學科傾向的歷史學家提供一種新的嘗試。比如羅布·博迪斯以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為例，通過分析雅典人的情感尤其是激情、恐懼與戰爭和政體運作的關系，展現情感與理性之間的“動態關系”，認為“情感與理性彼此通過對方而生成和存在”。情感與理性之間存在顯著差異，但不可能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歷史上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1863年11月19日亞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說即是顯例，通過極具激情的情感語言，促動另有所圖的情感生成、情感表達和情感實踐。
其三，探索人類情感的時空維度，這是史學表現方式的與時俱進。情感具有“自然”和“文化”的雙重屬性，它既被時空塑造，又反向賦予時空以意義，這種雙向賦能構成了人性的深層經緯。具體而言，情感史學通過提出“情感場域”概念，營造多維的情感體驗，形成獨一無二的情感記憶。美國建筑師丹尼爾·裡伯斯金指出，建筑和城市一樣，有心也有靈魂，在建筑中，能感受到記憶與意義，感受到被喚醒的性靈。因此，只要場域內的空間、建筑和物品本身具有歷史性，它們的特征及相互作用的方式，就會成為理解情感時空性的核心所在，由此情感史學重塑了歷史研究在新時期的生存與表現形態。
情感史學與人工智能的共融
2025年元旦，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發表《人文學科要做好迎接人工智能挑戰的准備》一文，指出“科技並非萬能，人文自有價值”，並給自己定下目標：“深刻反省那個因科技迅猛發展而變得‘捉襟見肘’的舊的文學教育體系，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出謀劃策，積極參與‘重建人文學尊嚴’的偉大事業。”時下，DeepSeek勁頭十足，火爆全球，幾乎任何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生成”自己想要的文本，而不需要經過長期的學術訓練，這一嚴峻的現實促使我們重新審視數字時代人文研究何去何從，具體到情感史學，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科技發展與人之情感的關系，即情感史學與人工智能能否共融？如何共融？
近年來，情感史學與其他學科互動、交流，促成了情感經濟學、情感社會學、情感地緣政治學等的興起。擅長從海量數據中提取模式、模擬人類認知的AI技術，也參與到對人類情感的研究中。一方面，通過AI技術挖掘和分析歷史文本、圖像、行為記錄中的情感痕跡，對歷史材料進行情感標注（如喜悅、憤怒、悲傷的頻率與強度），為情感史學提供量化工具，助力於構建跨時代的情感數據庫。另一方面，基於生成式AI重構歷史人物的情感決策邏輯，虛擬歷史場景的情感營造，例如模擬法國大革命中民眾的集體狂熱如何推動歷史事件發展。AI技術參與人類情感研究的面向遠不止此，在此不贅。我們會發現，“AI的確可以將人類從時間的牢獄中解放出來”，通過構建情感模型，模擬歷史事件中人群的情緒變化，從而提供新的解釋視角。但一個關鍵的問題是，AI的客觀分析能否准確地識別人類情感，進而准確地感知人類的情感體驗？
依筆者之見，科學無法准確測量情感。畢竟，在這個世界上，人與人之間真正的感同身受極其稀缺，遑論讓機器去感受人類的情感呢？人性幽微，人性中最本質、最寶貴的財富就是情感。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為深刻的歷史記憶就是深厚持久的民族情感。面對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的危難，我們始終堅守信仰，逆流而上，這一切都源於中華民族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感和矢志不渝的民族復興追求。因此，情感是人工智能面臨的最大挑戰，即使人工智能的突飛猛進給予人文學科致命沖擊，但人之情感依然是人工智能代替不了的，這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核心意義所在，或者說，是生而為人最值得驕傲的一面。正如英國情感史學者理查德·戈德貝希爾寄予的那樣：“我希望大家能夠認識到，世界上有著多種多樣理解情感、表達情感的方式，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如果人類在這樣一個如此多彩、如此接近人性的領域向統一更近一步，那將是人類巨大的損失！”
情感史學正青春，即使從1985年斯特恩斯夫婦提出“情感學”以來，迄今也不過40年。情感史學40年的蓬勃發展歷程，映照出史學轉向的路標。展望未來，期盼情感史學研究賡續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