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版網站入口

站內搜索

程旺:《四書》圖式的價值意蘊

程旺2025年09月25日10:51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專刊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中國《四書》圖式文獻挖掘、整理與研究”負責人、北京中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中國傳統經典詮釋的主流形式是以文字注疏為主的文本闡釋。近年來,學界對圖解經典文本的關注悄然興起,這一趨勢在《易經》(易圖學)和《禮》經(禮圖學)的研究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四書》學傳統中也蘊含著豐富的圖解文本資源,這些材料為我們更全面地把握儒學理論形態提供了新的視角。系統梳理《四書》圖解學術傳統,不僅有助於拓展圖式文本資源的發掘維度,更能深化我們對圖解經典之意義與內在邏輯的理解。

圖文互証、昭然義見的詮釋之效

《四書》圖式是《四書》詮釋發展的產物,構成了《四書》學史的一部分。《四書》圖式既廣見於《四書》圖解類專著,如《中庸指歸圖》《四書章圖纂釋》《大學知本圖說》《四書圖考集要》,也散見於諸多《四書》注疏及理學著作中,如《朱子文集》《研幾圖》《大學困學錄》《大學中庸講疏》。其類型可以分為以下幾類:按《四書》書目劃分,有《論語》圖、《大學》圖、《中庸》圖和《孟子》圖﹔按思想主題劃分,有仁圖、性善圖、一貫之道圖、致知格物圖、誠圖、中和圖、治平之道圖等﹔按詮釋特點劃分,有呈現經典結構圖式、疏解內容體系圖式、展示章目結構圖式、逐章內容解讀圖式等。

圖式在《四書》學中得以廣泛應用並發揮詮經証史的功能,與其獨具的詮釋特色是內在相關的。諸如“圖之妙,實不在書之后”“畫圖以形其妙,析段以顯其義”等論述,均表達了對圖式詮釋范式優越性的推崇。《四書》學的理論奠基者朱熹在治學中非常重視對圖式文本的運用,主張“圖上自分曉”,“若畫圖子起,便極好看,更不待說”,注重運用“畫個圖子”“畫成圖樣”等詮釋方法,但他同時主張“正當沉潛玩索,將圖象意思抽開細看,又復合而觀之”,“按圖以推其說可見”,認為圖說結合一體、圖文互証互顯,可以更好地加強體系、理論、命題、概念之間的關聯性,更充分地表達經義,起到更加有效的詮釋效果。此處以朱熹原創的一幅《四書》圖為例予以具體說明。

朱子“絜矩之道圖”

作者/供圖

朱熹在指點如何更好地把握“以己之心度物之心,而為所以處之之道”的“絜矩”之旨時,作有“絜矩之道圖”。該圖很有特色,包括“側圖”和“地圖”,需將兩者立體化地合並起來觀看。朱熹說“近以鄙說畫為兩圖,合而觀之,則方正之形隱然在目中矣”。在《四書集注》中,朱熹對“絜矩之道”的注解兩次強調了絜矩的“方正”義,“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至於前后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而“絜矩之道圖”正是這一“方正”之義的形象刻畫。“以鄙說畫為兩圖”,說明圖式既可以彌補文字詮釋的不足,也起到了圖說結合、圖文互証的效果。該圖也蘊含著對工夫進路指引作用的關切,體現出相應的教化之效,“方正之形隱然在目中”,正是形象工夫論及其綿延效應的呈現。

圖說結合、圖文互証,不僅是朱熹《四書》詮釋的一大特點,在其影響下的《四書》學發展中也得到了體現,如元代朱子后學程復心的《四書章圖纂釋》著力於“檃括朱子《章句》《集注》《或問》,分綱布目,總要會繁,本末始終,昭然義見”,以章圖與纂釋相結合的方式凸顯了這一詮釋應用。

“書所不能言者,非圖無以彰其形,圖所不能畫者,亦非書無以盡其意,此古人所以不偏廢也。”從詮釋的實現看,不同文本之間不應相互孤立,而應注重文本之間的多元互動與有機建構。《四書》詮釋亦應講究“左圖右書”,強調圖式文本與文字文本的結合、關聯、對話、互動、互証,從而彰顯出跨文本的詮釋特質。

心性之學的秩序化表達

在以往經典詮釋的相關研究中,關於圖式的定位,確以插圖點綴、輔佐講說類“副文本”“依附性文本”視之者居多。事實上,中國文化中同樣潛存著圖主文輔、因圖為書這樣一種文本傳統,頗值得包括《四書》學在內的經典詮釋領域關注。例如,被視為上古文明初創標志的“河出圖、洛出書”,正是以觀象制圖形式出現的﹔易學文化的佔卜,龜卜之兆、筮佔之卦,也都是“圖”。宋代新儒學復興,即以周敦頤太極圖為其哲學開端,《太極圖說》也成為以圖為主、文為圖設的典型案例。到了明末,劉宗周仿照太極圖與《太極圖說》,創作了人極圖與《人極圖說》,並著有《証人要旨》,均是以圖為主、以說為輔,微言大義皆在圖內。

從周敦頤到劉宗周,在理學系統來看,兩者恰好形成某種呼應:一為道學宗主,一為理學殿軍﹔一明太極,一論人極﹔一言天人之理,一申証人之道。二者貫通理學始終、溝通天人之際,皆作圖式以明之,昭示出圖式文本的特殊價值意蘊。在詮解《四書》中的《大學》時,劉宗周特意作“大學三綱之圖”與“大學八目之圖”兩幅圖式。兩幅圖均與其誠意、慎獨之學旨意一致,具有立本體、明樞要、正規矩的深意,體現出向內收縮、收歸一本、圓融一體的理論特色,成為其《大學》詮釋最直觀的體現。然而,與理學系統中的眾多圖式文本相似,這兩幅圖在以往相關研究中未得到應有重視。

劉宗周以心性之學為重心、以“歸顯於密”為特征的思想風格,對以圖式文本形式來表達心性義理多有運用,頗值得注意。“性不可以言傳也,而可以圖寫乎?”比劉宗周稍晚的顏元在創作“性圖”時就如此追問過。顏元自己認為,“理之不可見者,言以明之﹔言之不能盡者,圖以示之”。言說心性義理,確有言不盡意之弊,圖式之“象思維”則可“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做到象中有理,撐開心性之學的思想空間。這讓我們看到,心性之學完全可以用圖式文本承載。

圖式對於心性詮釋具有積極作用,以心性之學為重的《四書》也應該可以通過圖式來表達。經考察確實如此,被視為孔門傳授心法的《中庸》,其圖式在類型、主題、形式等方面就有多元化的制作。例如,黎立武《中庸指歸圖》,以“中庸綱領圖”提綱開篇,從第一章條貫而下,列圖立說,有機制作了15幅圖。該書最后還制作出別出心裁的“易中庸虛中圖”,欲彰《易》《庸》貫通之旨,構成其《四書》詮釋體系的重要一環。

可見,《四書》圖式可以實現對《四書》心性義理詮釋途徑的拓展。作為一種以心性概念為主而構架起的結構化文本,《四書》圖式堪稱對心性秩序化的生動刻畫和義理呈現,對心性之學的體知和覺解可以起到相應的增進之效。

工夫教化的形象化呈現

《四書》圖式對心性秩序的刻畫與對工夫教化的追求是內在統一的。前文提到的顏元在其“圖跋”中講道:“吾願觀者尋其旨於圖間,會其意於圖外,假之以宣自心之性靈”,心性圖式的創作目的是因圖進思,接引“觀者”回歸到對自心“性靈”的切身體認中。心性圖式秩序化表達的一個重要方面即表征為心性工夫的次序化與節目化。此點在《四書》圖式中表現得尤為顯著。

《四書》的成書本就是為了突出心性修養、修己安人的為學之道。通過工夫修煉,不斷學以成人,工夫教化正是其中的核心旨趣。其中,《大學》為初學入德的工夫門徑,《論語》是立定修身工夫之根本,《孟子》與《中庸》指向工夫修為的發越與微妙處。從工夫教化的角度看,言說工夫以追求明晰化、邏輯化為導向。圖式能夠有力凸顯工夫的條目、次第、進路、結構及目標。《四書》圖式建構的一條主線,正是對《四書》心性工夫論內容的提取、分層、選擇、類聚、組合、配置、編排、布列以及勾連,使之展現為一幅幅修身為學的工夫教化圖式。

《四書》圖式的工夫面相具有突出的啟蒙之效。“揭之以為圖,指之以為說,以示人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可以使初學者“因圖以玩解”“因解以求經”,更容易走入經典義理之中。更重要的是,與文字文本相比,圖式文本具有拓展表達維度、生成意義空間的特性。它可以改觀工夫詮釋的特質,使《四書》的工夫教化做到既顯門徑,亦明歸趣。

《四書》圖式彰顯了簡明扼要的工夫。圖式作為一種工夫詮釋中介,拓展了工夫的言說方式。簡明不意味著簡單,圖中有理,圖式建構經歷了從概念抽象到思維具象的過程。與圖像非常不同的一點是,圖式通常以豐富的文字構件作為必要組成部分。因此,《四書》圖式是由《四書》工夫概念范疇聚合、構建起來的。它不僅呈現為《四書》工夫概念的語義網絡,更成為《四書》工夫思維的譜系架構和聯結系統。

《四書》圖式彰顯了動態引導的工夫。《四書》圖式並不是《四書》文本內容的簡單重復或再現,而是在工夫概念與工夫思維之間形成相互支撐和內在互通的關系結構和整體形態,表現出強烈的結構沖擊力和體系感染力。與偏重於靜態性、封閉性的文字文本不同,《四書》圖式的動態性、開放性可以在《四書》工夫概念體系的關聯中表達一種工夫思維的理路及態勢,從而形成一種工夫觀念的引導。因此,《四書》圖式可以內蘊屬於自身的原創特質和思想范式,以時空並進的敘事邏輯,形成了理性與感性相結合的文本特色,生成為一種新的工夫論語境和教化功能網絡。

《四書》圖式彰顯了交互轉化的工夫。圖式的“打開”過程,體現了主體與圖式之間的觀念交互。主體在《四書》圖式的“觀看—閱讀”交互過程中,可不斷實現工夫觀念的感通、轉義與新生,突出主體的感悟體認和默會認知。這種交互模式對於拓展思想和啟發教化具有很大價值,表現出沉浸式的觀看—閱讀模式。思想體知和生命參與意味的沉浸,表明工夫主體的自覺在場,這是工夫教化生成的前提。在圖式時空結構及其隱喻映射的思維脈動和工夫填補中,有助於實現主體的生命直觀和意義建構。《四書》圖式的價值承載力強化了從觀念互動到行動轉化的聯通。“觀看—閱讀”者常目在之、潛心體玩,能夠更有力地助推知行合一的達成。

總之,《四書》圖式具有重要的文本價值和理論價值,凸顯出對心性秩序、工夫教化的關切,以及對跨文本特質、關系性結構和啟發性認知的重視。宋代王柏曾提出“圖學之中興”的口號。在當今圖像化轉型的信息時代,這一口號應煥發更大的理論魅力。《四書》圖式對修身工夫的形象化彰顯,能夠為當下社會主體對自我完善的關注提供切實的啟示和指引。無論是在圖以載道、因圖設教的內容導向層面,還是在圖式詮釋的路徑機制層面,《四書》圖式的價值意蘊都值得大力發掘和研究。

(責編:王燕華、張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