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玉強,系杭州師范大學哲學系主任
【光明學術筆談】
“休閑學是一種生活哲學”,一部中國休閑史也是一部中國文化與生活的發展史,展現了中國人對生命意義的“追問”及對理想生活態度與方式的探尋。中國傳統休閑將對道的體悟融入日常,注重人性與自然、自由與秩序、靈動與安寧的平衡,涌現出對美好生活的盎然詩意,和對超越單純休息娛樂的生命意義的不懈追求。
“休閑”的原初概念
作為一種迷人的文化現象,休閑在中國淵源極早。在甲骨文中,“休”多為“人依於木”之象,《說文》:“休,息止也。從人依木”﹔亦有表人於臥榻休息的異體字,“荷天之休”“順天休命”等表明“休”可引申出美好之義而常與天命天道相關。在傳世的金文等文獻中,“休”還有異體字“庥”等,表人依禾而息、庇蔭等義。
“閑”字在古漢語中有“閒”“閑”兩個淵源。在甲骨文中,“閒”已有表“鼓面縫隙”的異體字﹔“閒”本字可追溯至西周《宗周鐘》銘文,為“月在門上”之象,其義為“間”,《說文》:“閒,隙也。”在戰國時,又有“夕(外)在門內”等象﹔自戰國中晚期,“閒”的字形漸趨穩定並有閑暇之義,如《楚辭》“靜閒安些”、《孟子》“國家閒暇”等。“閒”當為“休閑”“閑暇”的直接字源,約漢晉時與“閑”相通。
閑,可追溯至西周《同簋》銘文,“世孫孫子子左右吳大父,毋汝有閑”,其本義為門閂、柵欄,《說文》:“閑,闌也。從門中有木。”在先秦時,“閑”罕表閑暇而常指道德規約,如《周易》“閑邪存其誠”、《論語》“大德不逾閑”﹔但在表嫻習自得、優游從容時亦為“休閑”字源。“閑”“閑閑”被廣泛用以表車馬、旗鼓、軍旅操練的優游自得,如《詩經》“臨沖閑閑”“四馬既閑”、《周易》“日閑輿衛”、《戰國策》“閑於兵甲”﹔對《詩經》“桑者閑閑兮”,朱熹注雲:“往來者自得之貌”﹔對《庄子》“大知閑閑”,成玄英注曰:“智慧寬大之人……閑暇而寬裕也”,也都基於嫻習和美好之義。
再看“休閑”,《詩經》提出“南有喬木,不可休思”﹔《尚書》有《無逸》篇﹔對《同簋》“毋汝有閑”,故宮博物院釋為“不得荒殆工作”,都表明休閑觀念淵源甚早。學界一般認為“休閑”最早見於曹植《吁嗟篇》“夙夜無休閒”,但此問題仍有討論空間。魏晉以后,“休閑”一詞使用大增,可為名詞、動詞、形容詞﹔除表休息外,還可指致仕退隱、閑適生活、高妙人生境界(如蘇軾“休閑等一味,妄想生愧腼”)等。
“休”指人勞后而息,與天命、道德、審美相關﹔“閒”從空間縫隙演化為時間閑暇,象喻著沐浴月光的靜美居家生活﹔“閑”喻示著閉門成德與優游自如的統一。在漢語哲學視域中,與繁忙、勤苦、憂怖、壓抑的勞作狀態以及無所事事、心無所寄的空虛無聊相反,休閑喻示著人超脫約束性因素而獲得相對自由美好的生活,它浸透著人對自然乃至天命的體悟與對身心狀態的關照,是氤氳著道德、審美與詩性氣息的人的理想存在方式與生命境界。在中國文化中,唯有“道”才能涵攝上述意蘊,休閑可謂人在日常生活中向道生成的自由狀態,其形式有三:一是優游自得的嫻習狀態,如輪扁斫輪等﹔二是勞作后的消遣娛樂,如登臨游覽、詩酒悠游等﹔三是愉悅的無事閑靜,如禪寂、閑看落花流水等。
“休閑”觀的具體范型
儒家秉持性命自得的德性主義休閑觀,追求禮樂諧和、優游典雅的生活方式。儒家贊賞“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崇“深造自得”之學,將德性涵養視為休閑的根基﹔從心所欲不逾矩、孔顏樂處、舞雩之樂等皆成儒林佳話。對“游於藝”,朱熹釋為“玩物適情”﹔《禮記》提出君子之學在於“藏修息游”,鄭玄注“閑暇無事之為游”,教育修養與休閑關聯密切。儒家以“觀物比德”為樂,朱熹贊周敦頤畫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程顥的“尋春”、邵雍的“詠物”等也都深入人心﹔儒家警覺於人閑暇時的懶散,視“閑”為誠意慎獨、道德自慊的契機。“禮”含禮節、節制、節日諸義,傳統節慶與人生禮儀構成重要的休閑時間安排與制度設計﹔“樂”隱喻社會和樂,所謂“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
道家主張以道為法的自然主義休閑觀,追求虛靜素朴、富有詩意與游戲精神的生活。如,老子之道的“詩意運思”,庄子所謂“窮通皆樂”“大知閑閑”。道家因順自然、衡平陰陽、性命雙修,於宇宙圖景中尋覓生命的閑適。《逍遙游》所描寫的“閑放不拘,怡適自得”的狀態,乃是道家休閑精神的極致表達,堪與德國學者席勒“正是游戲而且隻有游戲才使人成為完全的人”、荷蘭學者赫伊津哈“真正、純粹的游戲是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等觀點相呼應。道家傾心於技術的藝術化,庖丁解牛手起刀落猶如自然舞曲,彰顯天道流行與生命意義﹔牛“如土委地”,表明技術本性中根植著同情與拯救。畢加索贊嘆“真正的藝術在中國”,庄子倡導與物為春,拒絕將自然客體化,使技藝成為澄明天道的重要方式。
佛家倡揚隨緣自在的境遇主義休閑觀,將空寂、空靈化為禪妙盈溢的生活。佛教認為萬法皆空,世界本相如夢幻泡影,人當透視“煩惱本空”,明悟“快樂無憂,故名為佛”,此即禪宗所倡“安閑恬靜,虛融澹泊”而得“一相三昧”。佛家追求“忙中爭得作閑人”,修心至於“秋水澄渟,清淨無為,澹濘無礙”。趙州禪師“吃茶去”、百丈懷海“放舍身心令自在”,皆為經典証悟。在中國文化中,山水畫中的留白,書法中的筆意氣象,音樂中的弦外之音,以至曲牆花窗、竹影搖曳、古剎塔影、晨鐘暮鼓,皆充滿空靈的禪意。德誠禪師的“滿船空載月明歸”更道盡人在悟空后獲得的空明瑩澈、去住自由的境界,將禪與閑的交融推向極致,引后人贊嘆“詩思禪心一味閑”。
上述觀念整體上具有世俗、雅靜、和柔的文化特質,其形成是歷史演進與文化自覺選擇的結果。商周時期,人們以祭祀、宴樂等形式與神共舞、娛神以娛人。春秋戰國,是人的休閑覺醒時代,各種休閑方式百花爭妍,諸子百家逞技游競於齊之稷下。秦漢時期,禮法庄嚴,休閑顯得剛強勇猛而又嚴正悲肅,狩獵、斗獸、角抵、馳逐、擊劍等居於主流。至魏晉六朝,休閑表達轉為狂放任性,陶淵明開辟出清遠閑放的休閑新路。唐宋時期,士人休閑蔚為大觀,市井休閑亦趨流行。明清休閑雅之愈雅,俗之愈俗,都市時尚、小說話本等流行,傳統休閑進入總結期。中國傳統休閑大致經歷了由神聖到世俗、由帝王貴族到文人平民、由剛強勇猛至文雅柔靜,由多與祭祀、政治、軍事相關涉轉向日益個體化、生活化的過程,中國人獨特的休閑生活追求隨之悠然而出。
獨特的休閑生活追求
一是天人合趣的詩意棲居。在中國人眼中,“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休閑乃是人與宇宙節律的共鳴,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中孕育出質朴溫暖的“四時閑話”。“醉月悠悠,漱石休休,水可陶情,花可融愁”,人們可以在青青翠竹、郁郁黃花間了悟人生真諦,在俯仰天地中抒發萬物一體的襟懷。蒔花弄草、東籬採菊、煙波垂釣,就是人生的意義。“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休閑敞開了人與自然宇宙對話、共情的新可能,成為中國人張弛有道、自然逍遙、欣享詩意棲居的淵藪。
二是雅俗共生的生活情調。中國人注重文以載道,藝以為游,將蘭亭雅集、曲水流觴、賭書潑茶、游戲翰墨等淬煉成精美絕倫的藝術實踐。《東京夢華錄》《清明上河圖》裡的茶坊酒肆、瓦舍勾欄與明清時的廟會、集市、戲園都充盈著溫暖動人的人間煙火氣。晚明文震亨《長物志》所記皆為與功名事業無關的閑事趣事,《四庫全書》評曰“凡閑適玩好之事,纖悉畢具”﹔金聖嘆評《西廂》時列三十三則快事,同樣雅俗共賞,承載著“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的生活理想,構成中國人特有的生活辯証法。
三是身心諧暢的生命體驗。中國人的休閑常與養生哲學相連。《黃帝內經》主張人按照四時陰陽的節律生活與休養,實現“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明代陳益祥提出六養,“流水之聲,可以養耳﹔青禾綠草,可以養目﹔觀書繹理,可以養心﹔彈琴學字,可以養指﹔逍遙杖履,可以養足﹔靜坐調息,可以養筋骸”,深得休憩養生之道。中國人以“身閑為富,心閑為貴”,追求身心安住的終極康寧,蘊藏著對生命本質與生活智慧的洞見。
四是工夫與境界和融的生生之意。華夏文明的休閑並非消磨時光的淺薄概念,而是融通本體、工夫與境界於一體。中國人注重道德涵養、心性開悟與休閑技能培養,做好休閑的加法,涵養生命本原﹔中國人也強調做好減法,清心寡欲、擺脫物累,以生命的輕盈之姿昂然世間﹔中國人還善於做“接法”,以最大的熱情擁抱世界,在與人為善、與物為娛中實現人性與物性的共同成長,在以休閑推動創新創造的偉力中展示生活與世界的圓融自得、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