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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三星堆文化與中國文明研究”首席專家、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三星堆出土的扭頭跪坐人像青銅器 田俊/攝
作為亞洲最長的河流，長江自古便是連接中國東西部的天然通道與文明搖籃。以四川盆地為中心，其上游地區不僅是地理單元上的重要節點，更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的推進，尤其是三星堆遺址的系統發掘，長江上游作為早期文明重要起源地和擴散中心的地位日益凸顯。三星堆的驚人發現，並非孤立現象，而是長江上游文明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實現跨越式崛起的重要標志，其背后與整個長江流域乃至更廣闊區域的資源流動和文化互動密不可分。
長江上游文明的孕育與發展深深植根於其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和四通八達的流域網絡。從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寶墩文化開始，該地區就與長江中下游發生了密切交流，稻作農業、筑城技術等文明要素很可能順江而上，在此落地生根。至夏商時期，這條天然水道已成為技術、觀念與資源傳輸的大動脈。三星堆文明在晚商時期的突然興盛正是這一宏觀背景下的典型產物，它憑借地處上游、控扼東西的區位優勢，廣泛吸收來自中原的青銅鑄造技術、長江中下游的青銅容器以及可能源自遙遠南方的熱帶資源（如海貝、象牙），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極富創造性的本土轉化，形成了獨具一格的文明體系。
特別值得強調的是，晚商時期，整個長江流域已初步形成了一個聯系緊密的“青銅文化帶”。這一文化帶西起漢中與成都平原，東抵長江下游，將上下游的眾多區域文化聯結成一個互動頻繁的整體。三星堆出土的大口尊、罍等禮器，與安徽阜南、湖南寧鄉、江西新干等地發現的同類器在風格和技術上表現出高度相似性﹔科技分析更進一步証實，這些分散於長江沿線的青銅器群共享著同一來源的高放射性成因鉛料。這一切清晰表明，早在三千多年前，一個以青銅資源與禮制產品為紐帶、貫穿長江上中下游的文化交流與資源流通網絡已經趨於成熟。
長江流域青銅文化帶的形成不僅促進了區域文化的繁榮，更深層次地重塑了古代中國的文明格局。它標志著長江流域不再是文明進程的旁觀者，而是積極參與並共同塑造了中華文明的早期面貌。三星堆的崛起可視為上游地區在這個互動網絡中主動作為、吸納創新的結果，其宏大的祭祀體系、精湛的金屬技術，無不反映出通過長江水道獲得的物質資源與精神觀念如何被本地社會吸收、重組並賦予新的意義。
縱觀歷史，長江作為文化通道的功能從未中斷。商周以后，它持續發揮著溝通東西、串聯南北的關鍵作用，從楚文化的浪漫瑰麗到巴蜀文化的兼容並包，再到江南文化的精致典雅，無不與這條大河的滋養和流通密切相關。直至今日，長江經濟帶戰略的提出，依然延續著這一古老的歷史邏輯，彰顯著河流文明強大的生命力和當代價值。
以三星堆為代表的長江上游文明研究啟示我們重新審視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路徑。它有力地証明，中華文明的形成並非單一中心擴散的結果，而是多中心、多區域通過類似長江這樣的網絡通道不斷互動、融合與創新的產物。深化對長江文明源頭的認識，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更能為我們今天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增強文化自信提供深遠的歷史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