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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志明，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中國哲學便已有數百年歷史了。佛教之所以能輸入中國，玄學是一大誘因。從中國哲學史來看，玄學的關注點，不再是治天下之類的實學，而是精神現象學之類的虛學。玄學家們提出了各種本體論，但很大程度上只能解釋物質現象，卻不能解釋精神現象，也沒有找到安頓精神的辦法。飲酒、清談、索隱行怪，只能獲得一時的歡愉，終究不是長久之計。
佛教進入中國，不是靠武力打進來的，而是中國人主動請進來的。先哲講哲學側重於政治哲學，尋求長治久安之策，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普通民眾的精神需要。為了滿足這種需要，傳統的玄學無法給出良方，便促成了佛教的出場。佛教是講給眾生聽的，不管上流社會還是普通民眾，都可以成為受眾。很多民眾把佛教當作一種精神鴉片，使眼前的苦難暫時得以緩解，使心靈得到安慰。他們或許聽不懂佛教講的深奧道理，卻可以成為虔誠的佛教徒。佛教雖然是一種宗教，卻反映了一種人生哲學，從生老病死講起。佛教不講政治哲學，擺脫了名教話語的束縛，面向所有人。
佛教與其他宗教相比，有較強的哲學情結。佛教作為異質文化輸入中國以后，給中國哲學帶來四個挑戰性問題。
第一，世界到底是一個還是兩個？中國傳統哲學秉持一元世界觀，認為真實的世界隻有一個可見的物質世界。佛教秉持二元世界觀，認為世界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一個叫作此岸，另一個叫作彼岸。可見的此岸虛假不真，不可見的彼岸才是真實的存在。佛教所說的此岸，是物質世界的代名詞﹔而彼岸則是精神世界的代名詞。在佛教傳入之前，中國哲學家們往往更關注現實的政治生活而非抽象的精神生活。輸入佛教以后，中國哲學的視域擴大了。先哲借鑒佛教重視精神生活的長處，創造出中國式的精神生活方式。採用這種精神生活方式，大家不再以“聖王”為目標，轉以“聖人”為追求。所謂聖人，不一定是治國有本事的人，而一定是精神境界高尚的人。佛教是一種顛倒的世界觀，把精神世界擺在第一位，否認物質世界，使中國哲學家重新開始注重論証物質世界的真實性，從而促進了中國哲學的進一步發展。佛教傳入中國后，發展出了漢傳佛教的主要宗派，如，華嚴宗就力圖縮短此岸與彼岸，其所強調的“一”，就是此岸和彼岸的總和，認為倘若離開此岸，也無所謂彼岸，因為世界是一個整體。禪宗強調佛在心中，也把子虛烏有的彼岸取消了，主張用生活實踐取代宗教修行。他們又回到天人合一的中國立場。
第二，到底怎樣看待人性？中國傳統哲學頌贊人性善，認為理想的人性本善，人們以人性善為價值共識，推動社會群體的形成。如果人性非善，社會群體如何能組織起來？先哲不否認現實人性有善有惡，但強調必須以善為衡量尺度，不能以惡為衡量尺度。所謂惡就是善的缺失﹔而善與惡無關。孟子的性善理論提出后，沒有遇到真正的論敵。雖然有學者認為荀子是“性惡論”的代表，但荀子認為現實人格有惡有善，從不否認聖人至善，並不是孟子的論敵。直到佛教輸入后，“性善論”的真正論敵才得以出現。中國傳統哲學給人性投了贊成票，佛教卻給人性投了反對票。佛教認為人生是苦，在此岸做人沒有任何價值，不如到彼岸去成佛。
第三，到底有沒有規律可循？中國傳統哲學同佛教都把世界理解為變化過程，分歧在於這個過程有沒有規律可循？佛教否認有規律可循，聲言“諸行無常”﹔老子承認“知常曰明”，荀子強調“天行有常”，看法剛好相反。如果否認規律的客觀性，勢必導致虛無主義﹔隻有承認規律的客觀性，才能把世界當成認識對象。為了在理論上駁倒佛教的“無常”論，先哲必須致力於本體論研究，對世界的規律性作出本體論証明。張載提出氣本體論，就是要証明世界有“常”，得出的結論是“太虛即氣，則無無”，可見佛教所說的虛無彼岸並不存在。二程提出天理本體論，証明有“常”。他們認為天理本體指的就是“常”，既可以解釋物質現象，也可以解釋精神現象。他們借鑒佛教的理論思維成果，講出儒家式的價值本體論學說。
第四，內在超越是否可能？佛教精神生活方式主張外在超越說，把人性之外的佛祖當作成佛的助力者。他們認為人生隻有負面價值，必須借助佛祖的點撥才能實現精神超越，到達彼岸佛國。中國傳統哲學肯定人性善，自然要在人性中尋找精神超越的根據，走內在超越的路。可是如果不駁倒外在超越說，內在超越的路也打不通。宋明理學正是針對佛教的外在超越說，發明了內在超越理論。程朱側重於超越性，把天理視為精神寄托之所，但不排除內在性﹔陸王側重於內在性，也認同天理觀念，不排除超越性，內在超越理論是他們的共識。如果沒有佛教講究外在超越在先，宋明理學怎能講出內在超越在后？
對於上述問題的深入思考，呼喚出新的哲學形態即宋明理學思潮。佛教是中國哲學跳出政治哲學、講出人生哲學不可缺少的橋梁。佛教提供了一種有別於中國傳統哲學的學問，對世界總體作出一種獨特的解釋。輸入佛教對於中國哲學發展來說，是一種必要的補充。它拓展了中國哲學家的理論視野，豐富了中國哲學的思想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