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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西方話語中的中國抗戰及其世界意義研究”負責人、山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教授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犧牲，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人類正義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從一開始就具有拯救人類文明、保衛世界和平的重大意義。”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
歷史起點和戰略支點
隨著全球史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研究領域的不斷深化與廣泛影響，中國戰場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日益獲得國際學術界更為廣泛的認可與重視。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中國史研究專家苗可秀在《中國戰區的關鍵階段：抗日戰爭（1937—1938）》一文中強調：“中國的抗戰早於歐洲爆發，持續至歐洲戰事結束數月后日本投降。中日之間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其意義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美國佛蒙特大學歷史學者安德魯·布坎南在《全球視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1931—1953）》中明確闡述：“中國進行的是一場漫長而堅韌的抗戰，其起點可追溯至1931年，並在1937年全面展開，一直持續到1945年太平洋戰爭勝利結束。這場持續14年的抵抗，從根本上賦予了中國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無可爭議的核心地位。”在全球史視野下審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程，中國戰場作為東方主戰場的獨特戰略價值及其蘊含的世界意義愈發清晰和突顯。
近年來，西方史學界愈發清晰地認識到，中國戰場對於界定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起始節點具有根本性意義。以1931年九一八事變作為這場全球性戰爭的開端，正逐漸成為重構二戰時間框架的重要學術共識。美國二戰史研究專家、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泰迪·烏爾德裡克斯對此有深刻洞見，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部全球史》中提出，傳統的二戰時間線（通常指1939—1945年）“已不再適用於對這場全球沖突的完整理解”“這場規模空前的沖突，其根源與開端至少可以追溯至1931年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將九一八事變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不僅是對中國人民率先舉起反法西斯侵略旗幟、進行英勇抵抗這一偉大歷史事實的充分尊重與肯定，而且能夠全面、准確地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身所具有的全球性、復雜性和長期性。
中國戰場的持久抗戰成為全球戰局的戰略支點。不少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戰場以其曠日持久的抵抗牢牢地牽制了日本陸軍的主力部隊，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戰略布局與發展走勢。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著名軍事史學家羅納德·斯佩克特在《世界歷史背景下的中日戰爭》一文中提出：“中國在對日戰爭中保持不倒，這本身就是對盟軍在政治和精神上的最大貢獻。”英國牛津大學中國抗戰史研究專家拉納·米特在《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一書中提出，在軍事層面上，中國戰場是支撐盟軍戰略格局的第四根支柱，1942—1944年間中國戰場上的持久防御與局部反攻，尤其是對日軍“一號作戰”的抗擊，成功牽制了大量日軍主力，使其無法支援太平洋戰區，對盟軍在諾曼底與西南太平洋的行動具有重要支撐作用。
中國戰場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一個堅強的戰略支點，不僅消耗和削弱了日本的戰爭實力，減緩了日軍的侵略步伐，更在關鍵時刻有力地支撐了盟軍的全球反攻戰略，為最終戰勝法西斯軸心國奠定了堅實的東方基石。
推動反法西斯同盟建立與
戰后秩序重構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捍衛了民族生存權，更以同盟國四強之一的戰略角色，重塑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協作模式。國際學術界逐漸認識到，中國通過關鍵戰役的全球性輻射、中緬印戰場的戰略主導、人道救援的文明實踐以及對戰后秩序的制度性貢獻，為同盟國注入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凝聚力與戰略動能，深刻影響了戰爭進程與戰后國際體系的重構。
中國戰場的關鍵戰役影響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全局。中國戰場上的重大戰役行動，其影響遠超出地域范圍，直接牽動全球戰局。西方學術界近年的研究顯示，中國戰場對軸心國擴張的遏制具有關鍵性意義。丹麥記者何銘生在《上海1937》一書中認為，淞滬會戰“催生了新的戰爭形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彩排”，是“塑造現代世界的關鍵事件”。中國戰場上的關鍵戰役充分展現了中國抗戰的世界性意義，展示出東方主戰場在整個二戰中的戰略地位。
中國出兵中緬印戰場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強大戰略支撐，為反法西斯同盟注入關鍵地緣力量。中國遠征軍的滇緬作戰是二戰中少有的由亞洲國家主導的跨國協同作戰，其戰略價值深刻重塑了同盟國的全球布局。拉納·米特認為，中國遠征軍在緬甸牽制日軍精銳，迫使日本陸軍放棄增援太平洋戰場的計劃。曾經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在其日記中強調，中國遠征軍打通史迪威公路對於亞洲戰場反攻局面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中國主導的中緬印戰場不僅保障了援華物資輸送，更粉碎了日軍切斷亞洲反法西斯戰線的戰略企圖，使中國戰場持續牽制日本陸軍兵力，為盟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反攻創造了條件。
中國抗戰對戰后世界秩序的重構具有決定性意義。泰迪·烏爾德裡克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部全球史》中強調：“亞洲戰場對戰后秩序塑造的重要性不亞於德國在歐洲的敗北。”拉納·米特在《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中寫道：“中國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參與那場艱苦卓絕的戰爭，不僅是為了國家尊嚴和生存，還為了所有同盟國的勝利。”中國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后期，就參與創建聯合國和戰后國際秩序建設，為戰后形成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奠定了基石。
為世界民族解放運動
提供戰略范例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實踐典范。國際學術界充分肯定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表現出的政治智慧與軍事藝術，認為抗戰中淬煉而成的人民戰爭理論、游擊戰、持久戰、統一戰線、根據地建設等戰略經驗，為世界范圍民族解放斗爭提供了可復制的范式。
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將“人民戰爭”從戰術層面提升至戰略高度，構建了社會動員、政治組織與軍事斗爭三位一體的理論體系。羅納德·斯佩克特在《世界歷史背景下的中日戰爭》一文中認為，毛澤東倡導的人民戰爭“遠遠不止是發動了幾場游擊戰，它更是組織了整個社會奮起抵抗日本人”，人民戰爭“過去是、直到現在都是中國對戰爭歷史的最大貢獻”。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研究員、軍事歷史專家馬克斯·布特在《隱形軍隊：游擊戰的歷史》一書中提出：“毛澤東的許多戰爭理論，比如說‘人民群眾是水，而軍隊是魚’至今仍被廣為引用。”
游擊戰和持久戰影響深遠。美國蘭道爾夫·麥肯學院東亞研究專家馬克·奧珀在《中國、馬來亞和越南的人民戰爭》一書中，強調中共在敵后開展游擊戰的意義，提出“在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之后，全球各地的革命者都採用游擊戰的戰略和戰術，試圖復制中國共產黨的成功”，馬來亞共產黨、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等都不同程度地借鑒了中國共產黨的游擊戰經驗，形成全球“人民戰爭”實踐體系。羅納德·斯佩克特在《世界歷史背景下的中日戰爭》中認為，“在世界軍事歷史上，中日戰爭在持久戰的理論和實踐中都佔有重要地位”。
中國共產黨倡導並積極推動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的關鍵法寶，也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啟示。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共黨史研究專家范力沛早在20世紀60年代的《敵與友：中共黨史上的統一戰線》一書中，就系統分析了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策略，揭示了其與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內在一致性。中國共產黨還號召建立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樹立了東方樣板。
中國共產黨在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的政治、經濟、社會建設實踐，不僅有效支撐了長期抗戰，更探索出一條在戰爭環境下進行社會變革和國家建構的獨特路徑，具有開創性示范意義。美國康奈爾大學馬克·賽爾登在《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一書中提出，“延安道路”代表了一種新型的革命戰略模式，這種實踐路徑為亞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
歷史証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決定性貢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這一偉大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使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銘記抗戰歷史，深化對其世界意義的認識，不僅是為了告慰先烈，更是為了汲取智慧與力量，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創造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
